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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4-05-23

朱玉龙 邱丽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国。投资对于双方国家(地区)都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在中国不断调整投资方式,加大对外投资资金的宏观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是否愿意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打开市场大门,为中国投资提供便利的政策,以此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值得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在2009—2018年,与周边贸易紧密的2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总额、GDP、人口数量等因素汇总成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影响展开分析,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稳定发展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往来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和方针对策。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镇化问题均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E.Ravenstein、E.S.Lee等人提出的推拉理论等各种西方学者的理论。推拉理论是一个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背后驱动力的模型,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影响2种力量,农村的内部压力和城市的吸引力。这也将影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发展和农村传统手工艺的衰落,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把农村人口“推”、“拉”结合起来,优先考虑农村低收入、土地租赁制度不合理、农产品交易条件差、城市收入高的问题,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可以吸引人才。于晋伟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角度,指出中国投资的区域过于集中,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景丞与陶辉等人指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几乎颠覆了东亚、中亚经济市场的格局,改变了世界重要经济力量的组成部分。10a来,沿线城市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和人口基础较高,生育率也有所下降,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但对外直接投资仍有1/2左右的国家(地区)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地区)大多位于中东地区,生育率高,经济发达,城乡人口都在增加。李磊、白道欢通过中国OFDI对本国城镇化的影响研究指出,中国的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就业有着促进作用,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因此提高。苏馨指出,OFDI增量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没有OFDI存量所带来的影响大。

2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2.1 研究设计及数据选取

2.1.1 模型构建

本文以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鉴于自古以来中国就与沿线国家有贸易往来,因此本文在实证过程中略去了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语言与货币等影响因素。同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FDI的研究,选取上述影响因素,建立实证模型:

URi,t=β0+β1OFDIi,t+β2Tradei,t+β3GDPi,t+β4Popi,t+εi,t

式中,URi,t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OFDIi,t表示中国对该国家(地区)的投资金额;Tradei,t表示双边贸易额;GDPi,t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市场规模;Popi,t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口数量;β1…β4表示模型的回归系数;i,t表示第i个国家第t年的数据;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1.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周边国家(地区)纷纷响应。到目前为止,一共有超过66个国家(地区)加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来。本文采用2009—2018年的10a数据,采用了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首批意向成员国共计20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2.2 平稳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进行模型的回归,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多线线性回归之前对本文的4个解释变量进行LLC平稳性检验、ADF平稳性检验和PPF平稳性检验,将本文所得到的数据导入EVIEWS 10.0,对变量OFDIi,t、Tradei,t、GDPi,t、Popi,t先取对数然后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上述变量均不平稳。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的方法对这4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并对差分后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本文所选取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均变得平稳。所以,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使用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模型的回归与分析,平稳性检验结果详见表1和表2。

表1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表2 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2.3 模型的修正与求解

基于上述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本文进行模型的修正,得到修正后的多元线性模型:

lnURi,t=β0+β1ΔlnOFDIi,t+β2ΔlnTradei,t+β3ΔlnGDPi,t+β4ΔlnPopi,t+εi,t

为了研究中国的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的影响,本文以“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2013年为界限,将2009—2018年的样本分为2个阶段,对2009—2012年和2013—2018年2个样本分别进行模型的回归并将结果进行对比,具体回归结果详见表3。

表3 模型整体回归结果表

2.4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2009—2012年的调整拟合优度值为0.818703;2013—2018年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值为0.891047。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高,并且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009—2012年中国的OFDI的回归系数为9.452748,这说明了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城镇化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即2013—2018年,OFDI的回归系数结果为13.14157,这说明“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的OFDI对沿线国家(地区)的城镇化率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这与本文认知是一致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人口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GDP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GDP的变化又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从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人口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起着负向的作用,随着人口趋向于稳定,人口的结构也逐渐稳定,当人口过多时,超过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反而不利于城镇化水平的加快。贸易额、GDP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贸易额度越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越高,这说明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发展,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出口交易频繁,数据巨大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进程加速。综上所述,这3种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里,人口的影响较大,说明人口数量的一味增多并不一定有利于国家(地区)发展;经济发展是非常直接的影响因素。

3 结论及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3.1.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首批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就越大。中国的OFDI也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投资越多,就越能帮助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

3.1.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009—2012年双边贸易额的回归系数为0.748591,这说明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城镇化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即2013—2018年,双边贸易额的回归系数的结果为1.241257,这说明“一带一路”可以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对城镇化率产生更加显著的效果。

3.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GDP,对该国(地区)城镇化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2009—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GDP对城镇化率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950810,而2013—2018年,该回归系数提高至1.631462。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了沿线国家(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3.1.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人口数量,对其城镇化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显示,2009—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口对其城镇化率影响的回归系数为-2.980112,而2013—2018年,该回归系数提高至-2.697412,这说明,首批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人口对其城镇化率产生负面影响。

3.2 对策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理论模型。重点探究分析周边贸易紧密的20个国家(地区)10a来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3.2.1 制定更加详细精准的对外投资方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方案是投资过程中亟待评估的重要项目。资金和经济支撑是一个国家(地区)发展非常重要的力量。资金的合理使用要保证从源头上合理分配和发掘资金。因此,在实现的对外投资中需要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各自的性质以及可具体使用的资金量,更好地分配与使用资金。为了达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层科学的发展格局,必须合理利用企业外部的投资力量,这有利于企业现金流管理的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对中国投资的管理的作用可能是隐形的,潜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内部管理和运行之中,很难被察觉。如果中国的投资较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管理不当,那么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是很难显现的,对于以后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将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3.2.2 维护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动态监测执行情况,在保持对外政策稳定的同时,要加大中国出口的多元化,减少国内供给的冲击,从而减少中国出口的波动性。因此,要牢固树立质量和质量的战略观念,大幅度提高中国出口的质量和质量改革体制,为提高中国货物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创造良好环境,促进科技发展和创新,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减少对价格竞争的依赖,如通过调整汇率、提高中国出口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提高对中国出口商标的认识和改善国际地位、加强中国出口原材料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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