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转移法在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中的应用展望

肖 阳

(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自1997年Daily[1]和Costanza[2]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概念以来，国外学者陆续推出一系列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的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政府在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首次提出“生态产品”的概念，该概念内涵本质上与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生态系统服务相近。通过对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核算，可以评估在生态产品决策过程中隐含或明确涉及的权衡[3]问题，为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区域生态补偿[4]、自然资源资产审计[5]、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等制度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然而，现有研究对于生态价值的核算实际上是统计量的一个简单计算，在准确性、完整性以及可供参考性上存在争议。国内外学者试图通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核算以及效益转移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别介绍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指南》和效益转移法，并探讨效益转移法在我国的可应用性及发展前景，对加速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国际接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 国内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现状

2020年我国推出具备行业标准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借鉴联合国制定的实验性生态系统核算标准，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共识，构建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体系框架，介绍了不同生态服务功能量和价值量的核算方法、核算数据来源、成果表达方式，为各地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提供了标准化的方法指南。

研究发现，《指南》中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核算方法，如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恢复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等。此外，《指南》中针对不同价值量计算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实地调查、统计年鉴或期刊文献，多渠道的数据来源导致计算标准难以统一。在具体核算过程中，价值系数的选取是关键步骤，但由于价值系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我国现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中关键参数本地化测度是相对空缺的主要内容，需要以《指南》为基础，开展大量的实地监测和现场调查，不断完善关键参数库。针对关键参数缺乏实际考察的情况，国外学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思路。

2 效益转移法内涵及应用前景

2.1 效益转移法的内涵

国外对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具体实践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目前较为认可的是采用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简称BTM或BT)进行价值推算。相比于传统方法受限于时间、资金和信息等因素[6]，效益转移法效率更高，且可以跨时空转移[7]，是目前欧美等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评估方法。自Smith等[8]用效益转移法评估娱乐效益以来，该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当中。如，美国的国家森林服务局很早就开始使用已有的价值评估文献来研究“日单位价值”，欧洲的一些国家基于效益转移法测度价值量的空间转移规律[9]。考虑到效益转移法在国外的研究基础，可以为国内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效益转移法可分为数值转移法和函数转移法2大类，细分为点对点转移、平均值转移和需求函数转移、Meta分析转移4小类[10]。

2.2 效益转移法的优缺点

数值转移法指通过简单的点对点估算方法假设研究区与政策区的基本情况一致，直接将相关参数应用到政策地核算当中，然后进行价值估算。但在实际运用中，数值转移法可能产生2种误差：对于改进原始价值表的情况，对于研究区域的参数修正仍是以原数据为基础，这就默认研究区和政策区人均福利水平一致，粮食生产条件一致，与实际情况不符；对于不修正参数的情况，构成大多数估值基础的现行价格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被扭曲，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各种社会因素(如，同一产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的价格，这种影响在经济学上称为“购买力平价”的差异[11]，也会造成结果的偏误)。

函数转移法通过构建模型来进行价值评估，该方法充分考虑到研究地区与对比地区之间的时空差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误差。在具体测算中，需求函数转移法将对比地区和研究地区的地域差异作为自变量，避免了数值转移中直接将一个或几个独立实证研究中的数据作为政策实施地的价值可能造成的大偏差甚至错误[12]，但这种方法也要求研究区和对照区具有高度相似，因此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Meta分析转移法的优势是最明显的，其通过分析研究大量独立实证的样本建立数据库，找出对价值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进而组成新的效益转移函数，再用政策地的数据估算结果的过程[12]。在误差较大的情况下，会重复进行检验直到通过为止。因此，Meta分析法具有较高的估值效率。但是，Meta分析法在我国起步较晚[13]，且Meta分析的基本步骤就包含了需要搜集大量文献作为研究参考，而中国现有的问题恰恰是数据库的缺失，可行性不强。

2.3 效益转移法面临的挑战

虽然效益转移法在国外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应用于国内生态价值核算仍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由于当前国内在线估值数据库建设滞后，这会导致无法为国内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及价值实现等相关政策等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依据。效益转移法在使用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偏差，主要来源于选择偏差、案例库偏差以及案例运用方法的偏差。选择偏差主要来源于个人偏好差异；案例库及案例库选择偏差源于国内有关生态产品价值数据库不完整、发展比较落后。西方学者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项目开发期间建立了一个全球生态系统价值数据库[11]，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库(ESVD)。该数据库目前包含来自全球693个案例研究的4042条数据记录[14]，其中有基于33项研究的中国34种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298条记录，但仍未涵盖中国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研究。当前国内的价值计算参数大多来源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关键参数的本地化相对空缺，今后需推进实地考察，不断完善。

3 展望

虽然效益转移法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陈仲新[15]较早运用效益转移法对我国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评估，谢高地提出的当量因子表实质为效益转移法的二次转移[16,17]，上述成果都代表了效益转移法在国内应用的可行性。

针对当前效益转移法在国内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中面临的挑战，今后应从以下3方面对其进行优化完善：结合国内实际的研究条件推动效益转移法的应用，在研究中提供尽量全面的关于研究地的生物物理特征的数据，建立更多的符合国内实际的在线估值数据库，弥补本地关键参数空缺化的问题。此外，建立好数据库之后，需要对数据库进行定期更新，不断完善数据库的内容；国际认可的效益转移误差在20%～40%范围内[8]，需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探讨如何解决减小转移误差这一难题，如可从测量误差、泛化误差[11,12]等方面研究如何减小效益转移误差，完善效益转移法的研究;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的独立实证研究，在研究中不仅考虑本身的需求，还应尽量完善研究地的研究设计，为不同研究间的对比和二次应用提供支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