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3
高 琨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执政之基,是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组织,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肩负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织是保障。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最大政治优势,纵观党的光辉历史,党始终把农村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工作的坚实保障,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战斗堡垒,而加强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权则是处理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基本文献信息来源,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一级检索,检索出期刊431篇,学位论文4篇,对此进行分类,选取目标文献进行内容提取。对2019—2021年的文献资料,具体研究组织保障方面,基于此内容要点进行阶段性分析。从筛选的文献发表时间看,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为2021年以后发表,这和全面脱贫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各级党组织要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各项任务平稳铺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成效基础上有效衔接,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组织是目标导向确切和精密结构与有意识协调的系统,是同外部环境密切联系的社会实体。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工作中的战斗堡垒,是党领导力和战斗力的基石。而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展的如何,关乎党凝聚力、影响力、战斗力的发挥。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于“两个一百年”目标,依据客观规律和城乡发展变化,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游珊认为当前贵州省深度贫困县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理想,基层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村级党组织的角色正处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这一关键时期,新机制未完善导致服务功能不完整[2]。马喜梅认为滇黔桂石漠化片区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存在差距,政策实施困难,成了基层干部的“烫手山芋”[4]。刘燕玲、王炳文、赵峥认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组织未建立协调机制,不能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5]。时旭梅基于广元市利州区研究认为,对构建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脱贫长效机制缺乏未雨绸缪的打算和必要的准备[12]。谭九生和胡伟强的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认为,呈现了产业发展搞形式主义,各级领导“自拉自唱”,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工作分散对待等问题[13]。
杨振彬和刘景兰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基层党建的创新能力不足,抓党建促脱贫与基层党建治理互动性不强,基层党组织缺乏凝聚,执行力弱,示范作用不明显[8]。惠志丹和程华东基于华中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建始县的实践,发现建始县乡村基层组织带动力有限,创新不足,基层干部有想法缺门路和合适的发展项目[24]。胡海东认为甘肃省泾川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缺乏对党建工作深入研究和谋划[25]。
区小兰和何玲玲以广西壮族自治区A县为例,研究认为,基层干部容易产生厌倦心理,疲于应付;同时对政策一知半解,在执行中存在偏差[1]。高强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所受限制较多[3]。张捷基于内蒙古地区研究认为,基层干部作风不实,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落后[6]。陈选丹以河北省为例,认为大学生村官收入补贴低、晋升献策难、工作开展困难重重[7]。陆聚华根据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研究认为,党员自身素质不高和对基层工作理解不到位,党员结构亦不合理[9]。张鑫认为,村级党组织缺乏综合素质高、执行力强的带头人;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脱贫攻坚形成的思维和乡村振兴的节奏不符;干群矛盾以及思想多元化影响党组织服务功能发挥[10]。刘学武和杨国涛阐述村两委缺乏出众的领导人才[11]。卢大同在以宁夏为例认为,农村牧区基层干部不擅长做群众工作,思路不宽,办法不多[26]。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组织的神经末梢,最了解农村情况和突出问题,只有针对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推动在基层组织保障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区小兰和何玲玲以广西壮族自治区A县为例,提出支部引领、书记带动、党员带头、能人带富的一引三带模式;实行赛马制的竞争模式,提高主动性,使其有所为和能为之[1]。沈贵银和孟祥海针对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提出“五方挂钩”帮扶试点,构建一引六联工作落实机制[17]。马喜梅认为,应培育基层组织主动服务意识,建立制度化沟通协商机制[4]。高凤仪和李殿龙以农牧区为例,建立健全村干部创业机制[19]。时旭梅认为,广元市利州区要借鉴百色市基层工作经验,采取强村带弱村、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能人带贫困户的“四个带动”帮扶模式,加强村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12]。陈心文和钟孟兴基于始兴县沈所镇沈南村实践探索,提出需建立干部分片管理工作机制[23]。崔红志、马翠萍、赵黎、于雅丽以淄博扶贫改革试验区为例,提出建立“联村党建”新型组织架构,实现联建片区以强带弱、强弱合作、资源共享、抱团发展[27]。胡海东以甘肃省泾川县为导向,推行“四链”建设模式、“党组织 + 国有龙头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和“党组织 + 劳务公司(劳务服务中心) + 企业 + 贫困户”模式,构建农村利益联结机制,开拓农村产业发展新格局[25]。
冬梅依托西藏片区,研究发挥基层组织在反分裂、维稳反面的基础作用[28]。董艳丽以新疆地区为研究起点认为,坚持自治区负总责、地县抓落实、乡村抓落地的工作机制和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工作模式,以及各地州各负其责,形成完整的工作责任体系;落实“双组长制”,提高政治站位,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推进新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29]。
王家斌和孙婷婷探索推广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年度评议考核,强化日常监督;实行农村党员网格化管理模式[14]。左停认为,要利用第三方和社会专业组织评估,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综合考核挂钩,作为干部选拔和调动的重要衡量标准[15]。胡亮亮和潘荣华提出,要标本兼治惩治微腐败,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采取自评、互评、第三方评估的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客观真实[21]。曹兵妥和李仙娥基于D村情况,在落实组织统筹机制中提出党员干部要做好农户思想工作,同时创新考核方式,引入群众考核[30]。
王春城和戴翊超提出,要改善部分地区干部队伍学历低、老龄化的情况,鼓励吸引优秀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高校毕业生,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招募,优化基层工作队伍[16]。曹立认为,要实施选能人进两委计划,采取内选、外引、下派等措施[18]。杨珉和于庆伟认为,南疆地区大力吸引转业军人进入基层工作[20]。蔡松涛针对兰考县的问题,提出以劳动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等形式激发干群内生动力[22]。张鑫提出,加强教育培训,打造综合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村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激励保障措施吸引人才[10]。苫湘芸认为,要抓好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基层干部要有责任担当和良好的工作作风[31]。
王国丽和罗以洪依据衔接耦合的实现机制分析认为,要联合当地党校高校等机构,加大基层干部的认识和理解,更新知识库,激发干事创业激情和活力[34]。宋刘斌、彭怡峰、贺良基于长沙理工大学帮扶湖南省新宁县枧杆山村,在此基础上引入高校党建资源,在思想上扶志[32]。惠志丹和程华东依照华中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建始县的实践认为,高校应与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党建1+1”扶贫工作,结对共建,开展援建活动;选派优秀党员去基层锻炼;同时高校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助推产业发展[33]。
综上所述,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际,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多关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跟进,研究方向集中于脱贫攻坚与可持续脱贫、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于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背景、内涵、内外逻辑关系、衔接机制、衔接路径探析等都展开了有意义的研究。从相关文献数量呈现的增长趋势不难看出,学界愈来愈重视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研读、典型地区分析的整理和研究。总体而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体系在不断丰富,初步形成了基础理论、指导思想、政策解读、相关问题、针对措施、保障体系、制度创新、经验借鉴等针对乡村振兴实践现实状态的研究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助于解决现实中的“三农”和“基层组织”等问题。
在研究对象的分布上,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中部省份,受经济水平和既有基础影响,乡村振兴的实践源于此。此外,贵州、广西、云南等西南贫困地区的研究成果初具规模,但关于广大北方地区、西部地区和过去的深度贫困区、脱贫摘帽片区以及边远村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研究成果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水平的差异性。研究成果应用价值推广的地域局限性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地域差距,这将是今后要密切关注的重要课题。
虽涉及内容较为广泛,但对于微观层面的细节研究相对较少,关于衔接路径,不同文献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大多从宏观层面的方针或政策展开讨论;行文整体描述多以客观概括性为研究、政策指引和功能定位的视阀分析,缺少针对性的实施路径,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有待加强;而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保障方面也多是概括性思路为主,多为部分篇幅或段落描写,可操作性建议少,鲜有从农村基层党组织保障视角或是以某地区基层党组织为例来进行系统性分析,几乎没有针对性的文章。
综合判断,目前乡村振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数目庞杂,针对性和系统性成果缺乏,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为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虽已有多元化的学科研究视角,但政策和文件解读类文献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占很大比重,对于各地实践探索和实地调研的理论化数据概括不足,理论问题的探讨深度有限,实证研究亦不多,现有成果不足以支撑对实践的指导,应用研究与学理探讨连贯性差,其理论研究及分析深度有待加强。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农村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桥梁。
在学科视角上,由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涉及的学科门类多、内容广以及时效性、政策性等要求,需开展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因此必须搭建学科交叉平台,引导不同研究机构协同推进、不断创新。此外,应从多维角度进行学术分析,单一化的研究体系不完整,多维化的数据更能了解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更加规范严谨的实证研究,在开展定性研究的同时采取定量研究方法,通过要素分析、指标赋权、层次划分等途径来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水平的各项标准,进一步对全国各省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水平进行比较排序,以测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真实水平。同时还应进行实地调研,立足实际,切实了解情况,没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来源,就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研究内容上,要兼顾政策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现实问题,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利用数据信息分析,力戒浮躁跟风、浅尝辄止的弊端。现有研究成果有集中于组织保障领域,但未来研究应更进一步拓展,覆盖乡村振兴战略所涉及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诸多方面。
展望未来,乡村振兴的各项研究在围绕现有问题时,应重视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和实践路径的综合架构。对于当下研究热点,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呈现“宏观—个例”的变化趋势。从微观角度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组织保障下的实践逻辑,进而鲜活全面地展示实践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弥补宏观理论研究的不足,实现宏观和微观的表里相应、相互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下一阶段发展应探索具体实践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高度,以此提升基层组织建设能力和乡村自治新格局。
要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大力推进村级治理,聚焦好基层群众的利益问题。要在基层组织制度、组织人员、思想落后、工作态度等方面不断改进,攻坚克难,打造牢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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