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行者”蒋彝：曾与林语堂齐名的华人英语作家

毛晨钰

读蒋彝的游记，应该配可乐，最好末了还能爆发出一声响亮的“嗝”。

这或许是对这位游记作家的最高礼赞。毕竟，在他一生中有一件逸事始终让他引以为豪：在上世纪30年代把Coca Cola译为“可口可乐”。在此之前，这种棕褐色的甜味汽水在中国被称为“蝌蚪啃腊”，名字和样子都让人没有胃口。

没有多少人在意是谁翻译了可口可乐，也少有人知道谁是“蒋彝”。這是一个“哑”掉的名字。正如蒋彝给自己起的笔名“重哑”——名副其实的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这个名字到了国外，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蒋彝是西方英语世界里少有的中国面孔。他在旅居海外的半个世纪里，走遍欧美多个国家，以中国眼光打量世界，写下13部英文游记，多次再版，引起轰动，成为最成功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能与他平分秋色的是林语堂。

学者郑达认为，林语堂偏重文艺作品，先一步在国内文坛出名；而蒋彝成名在出国后，涉猎颇广。尽管境遇不同，不能否认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作家“成为西方文坛上的新声，标志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评说中国文化，不再是西方作者独享的权利了”。

这两年，蒋彝的作品逐渐在国内出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个自称“哑行者”的作家。在“哑行者系列”中，他就像个漫不经心、随遇而安的游客，带着读者从英国湖区行经伦敦、牛津、爱丁堡，再去往巴黎、日本、波士顿等地。一路上他用文字、画笔记下所闻所见，著成游记。

他的游记步调轻松，有琐事有历史，读来不费力，观感恰如可乐，轻巧得就像二氧化碳气泡。就连蒋彝都会把自己写的书拿去送给喜欢的姑娘，“紧张的时候，可翻翻，作为休息，调剂一下。我的书都很轻松”。

如普通游人一样的闲散，几乎都要让人忘了：他是第一个为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做演讲的中国人；他是第一个画熊猫的画家，吸引了伊丽莎白女王……终其一生，他只是想要保持如同可乐一样的新鲜和刺激，因为“我不愿平凡而生，更不愿平凡而死，总之，平凡二字是我的仇敌”。

“疯狂的青年”

1933年5月19日，蒋彝在从上海去往马赛的勒布伦号上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没有庆祝，他只是站在甲板上望着碧海蓝天。轮船驶过国界，他的一生从此被分为两半。

蒋彝190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蒋和庵是个画家，每天早上都会独自在画室里作画，蒋彝常在父亲书房流连。哥哥蒋笈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从小浸淫诗书，人称“疯子”，他有一群“疯子”朋友，常到蒋家书房聚会。幼时的蒋彝经常扒着门缝偷听哥哥和朋友们谈天说地，他决定也要像哥哥一样做个诗人。

不过1922年，蒋彝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选择专攻化学。他后来回忆道：“我那阵子很革命的。”两年后，他被祖母一封急电“骗”回了老家，迎娶表亲曾芸。这是他还没出生就定下的亲事。

那年夏天，有朋友在海南开办暑期学校，请蒋彝去帮忙。他欣然应邀，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从不放弃旅行的机会”。这趟旅行后来被写进名为《海南岛》的散文，1925年5月刊登在《东方杂志》上。蒋彝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24块钱。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天”。

毕业后的蒋彝投身政界。在哥哥引荐下，他在赣东省政府机要处谋了个主任的职位。任职几个月后，蒋彝便要求彻底改革：“各事待理，日无暇晷。会人会民，很想竭力加以整饬。但一切为旧势力把持，又旧社会传统恶俗太深。即一小事，上下俱行贿赂才可办理，我觉得要彻底改革不可。”

蒋彝原以为官场能容他挥斥方遒，实际却处处遭遇掣肘。在九江当县长时，他曾提交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草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接到这份报告，痛批他是“异想天开”，不予采纳，并将他称之为“疯狂的青年”“超时代的年青人”。

把蒋彝逼去国外的导火线就是在九江引燃的。1931年，美国德士古石油打算在九江城外建炼油厂。他们通过贿赂经办人员，绕过蒋彝，获得“永租”土地的权利。蒋彝得知此事后，假借建筑开工要验契据之名把石油厂的地契弄到手，将其注销。他此举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却受到外交部长“宜敦睦邦交，不宜制造事端”的斥责。

对政治失望的蒋彝给在英国的朋友罗长海写信说，自己想去国外见见世面。这个决定获得了蒋笈的支持，他七拼八凑了足够蒋彝在伦敦生活6个月的费用，还帮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

就这样，官场失意的蒋彝只身出国，留下了妻子和4个孩子。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没有归期的自我放逐。在他的《重返祖国》一书中，蒋彝这样写道：“只有亲身经历过逃亡放逐的人才能理解我的遭遇。”

沉默的游客

一切要从头开始。蒋彝不再是前呼后拥的官老爷。以前他有80到300名的卫队，六个厨子帮佣，而现在，他成了语言不通的自费留学生。

幸好有罗长海帮衬。他为蒋彝找了个英语老师，隔天辅导一小时的英语会话。罗长海收留了蒋彝近一个月。之后蒋彝就搬去了别处，他遇到了江西老乡熊式一。

熊式一出国前学的是英语专业，翻译过不少名家剧本。后来他把传统通俗剧《红鬃烈马》编译成了英语剧《王宝川》。剧本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后来更是排演成了戏剧，熊式一因此一战成名。

成名后的熊式一对蒋彝承诺：“蒋兄，今后咱俩合作吧，你就专门为我写的书画插图。我出了名，你也有一份。”已出版的《王宝川》中有蒋彝提供的12幅插画。封面和扉页插画则出自徐悲鸿之手。蒋彝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傲慢腔调，更加努力学英语。

在学了几个月英语后，蒋彝遇到了他的贵人——英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洛任廷。他们每周都要碰面聊聊中国的古典文学。洛任廷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董事，待到学院有职位空缺，便顺理成章举荐蒋彝到伦敦大学教中文。负责面试蒋彝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的赏识下，蒋彝成了学院里两名全职中文教师之一。

蒋彝也没有忘记自己对绘画的兴趣。

1935年1月初，画家刘海粟到伦敦办展，他应熊式一之邀去家中做客，蒋彝得以与刘海粟结识。他热心帮助刘海粟布置展览。在刘海粟的鼓励下，他创作了几幅小尺寸的画作参展，没想到在展览期间还卖出了一幅。这无疑让蒋彝找到了谋生的路子。因为没有如期回国，国内的奖学金断了，他没了主要的生活费来源。既然卖画可以挣钱，他便给哥哥写信，请他帮忙寄笔墨纸砚到英国，准备大干一番。

蒋彝赶上了好时候。此时的英国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日渐浓烈，单是伦敦就办过好几场中国画展。出版商嗅到了商机，他们料定此时如果请一些中国艺术家写关于中国艺术的书，一定能大卖。蒋彝被他们看上了。一家书局的经理直接找到了蒋彝，请他著书。此时蒋彝尚不能以英文写信，更不要妄想写书。但在书局经理多次劝说下，他还是决定一试：先用中文写，再请人梳理成英文。

他的帮手是当时自己班上的学生英妮丝·杰克逊。英妮丝在东方学院专攻古代汉语，与蒋彝有很多共同话题。直到后来，蒋彝写《中国书法》时仍向英妮丝寻求帮助。不过，他并不愿让人知道，著作背后有个叫“英妮丝”的女人。他担心自己依赖别人改稿的事情一旦走漏，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写作生涯，所以要求英妮丝守口如瓶。

蒋彝在英国的第一本著作《中国画：中国绘画的阐释》那年年底就出版了。这并非高深的中国绘画专著，而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人眼中的艺术作品和中国人观察事物的方式。蒋彝的笔法通俗易懂，所以这本书很受欢迎，出版一个月后即再版。蒋彝在海外的写作事业正式打开局面。

独在异乡的蒋彝在工作之外有着难以填补的孤独。他只能通过旅行聊以慰藉。

1936年7月的最后一天，他来到了英国湖区，在那里度过了清净的两个礼拜。在后来的游记《湖区画记》中，他说：“在湖畔的两个星期我几乎没有说过话。”当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变得“扭曲而痛苦”。

他没有闲着，每天都要记日记，还会在18*23厘米的宣纸上画一些水墨画。旅行果然是治愈蒋彝的良药。那短暂的两周是他“在英国期间最欢怡的片刻”。

第一本游记的出版并不顺利。英国出版社认为书的内容太少，而且英国人看不懂水墨画，所以不能出版。蒋彝的想法截然相反。他曾在英国的图书馆看过不少对中国人有误解的作品。他用英语表达自己游历各地时的内心感受，同时用中国画描绘英国风土就是想展现一个不那么负面的中国形象。

与出版社的博弈以蒋彝的胜利而告终。出版社决定冒险做这笔“赔本买卖”。这是蒋彝“哑行者系列”的第一本。第一版《湖区画记》出版后，蒋彝所得的报酬只有六本样书。这是出版社提出的条件。短短一个月，这本小册子就售罄了，不得不加印。這次蒋彝在回复出版社经理的电话里说：“我的想法也变了，第二版我要版税。”后来，仅《湖区画记》就出了九版。

在这之后，蒋彝就习惯以“沉默之姿”游荡四处，写下一系列游记。当《都柏林画记》即将在美国发行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评价，蒋彝“勾画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

“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

第一本游记大获成功后，有英国人质疑蒋彝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因为“中国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才华”。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蒋彝专门请亲友给他寄去了一套长马褂，时常穿着它四处游荡。他在日本游历时也被错认为日本人，于是便在《日本画记》的插画中题词：“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

在蒋彝的各个头衔中，有一个让他相当自豪——第一个画熊猫的画家。1938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猎人史密斯在中国捕获5只大熊猫，并将它们出售，伦敦动物园也买了几只。在异国见到熊猫的蒋彝既高兴又气愤。他无法阻止偷猎行为，只能靠画笔唤起更多人对大熊猫的怜爱。

那段时间，蒋彝每天晚上都会在动物园给熊猫写生，画了数百张熊猫图。这些作品在他之后的个人画展中展出，吸引了伊丽莎白女王。人们给蒋彝取了个外号“熊猫人”。

他对祖国的思念从没断过。

1971年夏天，尼克松总统宣布将在下一年5月前访华时，蒋彝正在夏威夷教书。他立马给好友写信打探：“说尼克松不久要访华（大陆）。还有什么新发展？我觉得在这儿真是要与世隔绝了”。

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让蒋彝看到了回国的希望。只要中美关系和缓，已入美国籍的他总还有机会回国。早在1957年，小女儿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北京的西山，北京的北海，春夏秋冬四时的风景不同，你可以信中提到些么？我是想念北京……我这三十年来天天想看望北京，想能住在北京了我一生……请记着，我是在九江出生的，我一定要回九江去一趟，然后来北京住到死。”不料竟一语成 谶。

1975年4月15日，离开42年后，蒋彝重新踏上国土。两个女儿带着一家人到机场接他。晚餐时，外孙问他：“公公，您不走了吧？”蒋彝回答：“不，公公还要走的。公公还有好多事要做，我要把我在祖国所看到的一切，去告诉美国人民，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新中国。”他仔细观察中国的每一处角落，光是坐在台阶上看来往的人流就能看上两个小时。

这次回国，他终于见到了与自己分别大半辈子的妻子曾芸。她早已半身瘫痪，卧床多年。他像是要把曾经缺失的一下子补齐，每天在曾芸床边陪伴，和孩子们聊天、画画，仿佛他从未离开过。

两个月后，蒋彝回美国，临行前，他向女儿许诺，两年后再回来。

他没有失约。75岁的蒋彝第二次回到中国，但此时他已罹患癌症。1977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病逝。如他所愿，在北京了此一生。

蒋彝的一辈子，似乎都在旅行，那双中 国人的眼睛看到了更旷达的风景。学者任一鸣认为，蒋彝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世界文化”的性质，他的游记已经跳出了单一民族文化的立场，而是呈现出一种“欣赏普世文明的倾向”。这就是纽约媒体所认为的“没有国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