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3
姜文政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近年来,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移动智能设备在乡村大量普及,由智能设备及其附带的功能软件所形成的数字平台被广泛应用于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快了数字乡村社会的形成,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场域。借助这个场域,教育资源相对欠缺的乡村获得了具有针对性的资源支持。但同时,各种不良风气也借机渗透到乡村,对农民思想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使乡风文明建设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试图在厘清数字平台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明晰其赋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破解措施。
首先,数字化平台能克服传统媒介的局限,使信息精准覆盖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每个主体;其次,数字化平台能够整合各方创作力量,有效促成多主体共创局面;最后,数字化平台可以提供优质信息,为提升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素质提供资源保证。
借助数字平台而兴起的新媒体,以其精准性、便捷性、时效性等特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传播主体精准定位乡村受众,传播内容精准定位在本土特色,是新媒体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进行传播的两大核心要点。受农民自身异质性与流动性的影响,以广播、电视、书刊等为媒介的传统媒体覆盖范围有限,且传播内容存在一定滞后性,难以有效赋能乡风文明建设。数字平台的应用,契合了农民的异质性特点,使传播内容更加通俗化,且更具包容性,极易使受众产生共鸣。对于传统媒介条件下获取信息比较困难的农民来说,这极大地减少了其获取信息的成本。从传播者角度上看,数字平台可以对想要传播的内容进行精准输出。例如,学习强国APP 就设有专门的“三农政策”板块,传播者可以把传播内容进行整合梳理,由受众自主选择。除此之外,借助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进行乡风文明建设也成为一种趋势。由此,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数字平台为传播弘扬乡风文明提供了支撑,构建了高效的传播场域。
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数字平台能实现“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结合,能促进“自上而下”的政府思维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有效衔接。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够最大限度地“聚合”农民主体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当前,异质性大、流动性强已经成为农民主体的显著特征,借助数字平台的聚合功能,农民主体可以直接关注并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从自身需求与当地文化特色出发,丰富乡风文明的建设内涵。另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够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知识共享、价值引领等功能。具体而言,政府可借助数字平台更好地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精准提供乡风文明建设所需产品、服务等建设资源。农民等主体则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建言献策,直接助力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可有效整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各方主体,消除多主体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时所存在的跨界障碍,既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能激发农民主体的参与意识,从而形成多主体共建共创乡风文明的良好局面。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作为支撑,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数字平台,政府、村委等乡风文明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利用数字学习资源对农民开展专题教育,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同时,数字平台为广大农民提供了视频、音频、图文、在线学习系统等多种样式的学习资源,农民可以借此学习农业生产知识、了解国内外大事、开拓自身视野,借助数字平台丰富的学习资源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总体上看,数字平台打破了闭塞乡村环境的地理条件束缚,弥补了乡村教育设施建设滞后的不足,凭借其海量教育资源,为农民的终身学习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极大便利,开辟了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新渠道,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与主体支持。
基于数字平台营造乡风文明建设新场域离不开人才支撑,村民使用互联网的规模是数字平台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重点所在。截至2022 年年底,我国网民约为10.67 亿,其中城镇网民7.59 亿,农村网民3.08亿。具体来看,农民的互联网接触率仍然偏低,城乡间还存有较大的数字鸿沟。一方面,城乡发展差异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劳动力结构“空心化”、农村人才短缺化现象严重,这就使数字平台“悬浮”于乡村生活之上,部分学习能力有限、不具备数字技术的农民难以跨越数字平台使用门槛,从而被排斥于新的传播场域之外。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尤为不足,而本土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农人”群体发育仍不充分,数字设施运营与维护的人才缺乏制约着数字平台效能的充分发挥。还需注意的是,当前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新的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嵌入不深。从总体上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平台赋能作用支撑有限,农村数字人才匮乏以及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数字素质不高等困境,在客观上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新场域的发展。
与农民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数字平台信息供给,是数字平台赋能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当前数字平台中有关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还十分欠缺,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与农民文化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数字平台本身依靠算法、软件等技术运行,容易忽视农村的实际情况,忽略农民的真实需求,造成依靠算法推送的文化产品供不对路。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导者,依靠数字平台向农民提供文化产品后,受数字平台信息海量、碎片化、低质、冗杂等特点的影响,无法有效了解与处理农村各类主体的文化诉求,使得“自上而下”的建设思维与“自下而上”的建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进行聚合,客观上使农民的建设主体地位被虚置。
数字平台赋能乡风文明建设是借助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所形成的线上空间,利用这个空间覆盖范围全、主体定位准、信息存量大等优势,去弥补农村现实空间中乡风文明建设的短板。由此形成一种以线上空间弥补现实空间不足、实体空间反促线上空间发展,线上线下双空间深度融合的乡风文明建设模式。但受农民主体数字素养的影响,数字平台在与农村现实空间相结合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用途异化现象。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智能手机及其附带的功能软件是其最常使用的数字平台。本应用来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手机,却被部分群众用作浏览媚俗视频的消遣工具,从而长期沉迷于手机游戏中或浸泡在不良信息中,影响了他们原本朴素正向的价值观念。再者,数字平台打破了空间地域上的限制,加强了人际间的交流交往,但这种便利却被少数群体异化为维系宗族利益的工具。一些村民喜欢按血缘、亲缘关系建立起亲疏有别的属于“自己人地盘”的群,非理性地强化群内成员“共同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成员信息获取与认知视野的拓展。数字平台的用途异化消解了其赋能作用,导致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的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缓慢,部分地方乡风文明建设缺少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支撑。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健全,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物质基础的重要前提条件。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人才培养,一是要加快光纤与5G 网络的建设,为数字信息技术深度嵌入乡村创造物质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更好地留住人才。二是要创造良好的数字化平台教育学习条件,将数字平台通识知识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加强学习教材的编制,从而构建基于数字平台的农民精神文化培育环境。三是进一步引导、激励专业数字人才到农村创业就业,将先进经验、观念及理念带进农村,实现资源共享,构建内外结合、多层次的人才梯队,助力高素质农民培育。四是对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予以特别支持,消除不同地区的数字鸿沟。
数字平台提供的文化产品出现供需不对路的困境,究其原因,不是农民不需要文化服务,而是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较为粗放,没有精准切中农民需求。因此,政府作为主导部门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在利用数字平台进行乡风文明建设时,要从农民主体地位出发,不断提高数字平台的吸引力、亲和力,使广大农民有兴趣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来。努力通过数字平台形成一种交流互动的良好氛围,不论是赞美、批评或是讨论,对每个访客所发的帖子都应尽可能及时回复。时代在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与文化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就必须要从农民的真实生活入手,从农民真正的文化需求出发,以农民喜闻乐见、能够接受的方式,丰富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与形式,激发农民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
数字平台用途异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民数字素养普遍较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不同职业中农民的数字素养得分最低。因此,着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其甄别不良信息的判断能力才能真正使数字平台赋能于人。具体而言,相关部门要根据农民使用数字平台过程中出现的异化情况开展专题活动,对数字平台的使用进行培训,解决广大农民在数字平台使用过程中的疑点,明晰操作上的模糊点。要搭建一个真正有效的乡风文明传播建设平台,为了给乡风文明建设主体提供较大的选择余地,平台可分为不同的功能模块。比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模块,同时还可以建立新闻模块,以此扩大农民的信息获取范围,提高其信息量,改变其主流信息获取匮乏的困境。此外,要基于农民的文化需求,建设具有本土气息的数字文化平台,为农民提供真正需要、价值正向的文化产品,以此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增强其辨别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借助数字平台帮助农民提升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准、增长知识文化,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