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艾兰
曼城爆炸案背后未被识破的危险
社区领导人和家人曾至少四次报告他的危险倾向。
阿贝迪也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
但后者未有力阻止其行为
“一道强光闪过,随之传来巨大响声,四处冒烟,整栋建筑都在震,到处都是躺着的人。”
沃克尔是5月22日晚英国曼彻斯特爆炸事件的幸存者。
那天,美国女歌手爱莉安娜·格兰德在可容纳两万多人的曼彻斯特体育场举办巡回演唱会,就在她结束演唱走下场时,舞台周围发出巨响。
当人们意识到是发生了爆炸事件后,现场陷入混乱,观众赶忙撤离。体育场外,卡洛琳与温迪一同到体育场接自家孩子。
“我已记不清爆炸那一刻的情形,只记得我们在那儿站了约莫1分钟,当我醒来,已看不见温迪。”幸存者卡洛琳右臂失去知觉,但温迪在事件中丧生。卡洛琳说,生前曾与温迪说好,不论谁发生不测,另一方都会照顾她的孩子,她将一如既往地照顾温迪的女儿夏洛特。
“心碎。真的非常抱歉。这让我无言以对。”爱莉安娜安全撤离现场,她在社交网络上写道。
这是生在英国、长在英国的萨尔曼·阿贝迪给演唱会送上的“彩蛋”,一场再度震动欧洲的悲剧——爆炸导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22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
“憎恨的表情”
今年4月,被认为是此次爆炸案祸首的阿贝迪到达利比亚,居住在那里的父亲拉马丹“没收”了他的护照,阿贝迪后谎称自己要到圣城麦加朝觐骗得护照——《纽约时报》报道,拉马丹否认欺骗一说:“我相信他。”——取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德国杜塞尔多夫,于5月中旬回到英国。
阿贝迪随后开始着手准备袭击。5月19日,他从取款机取了250英镑,购买了背包等物品,还给在利比亚的弟弟哈希姆转账2500英镑——据《每日邮报》报道,阿贝迪或利用助学贷款资助恐怖行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承认,他们不清楚有多少恐怖分子在用纳税人的钱、助学贷款来支撑恐怖活动。
5月22日那天,《泰晤士报》通过监控录像了解到,爆炸发生不久前,阿贝迪带着那个背包来到曼彻斯特体育场和维多利亚车站之间的位置,随后引爆包里的炸弹。这是自制的钉子炸弹,与去年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袭击中使用的炸弹手法一致。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爆炸前,阿贝迪曾与哈希姆通话约15分钟。事发不久后,哈希姆和拉马丹被捕。利比亚特别威慑部队发言人本·塞勒姆称,哈希姆知道阿贝迪的行动策划,但后者表示不知具体细节。而在审讯中,哈希姆称自己和阿贝迪都是ISIS成员。
他们与利比亚的关联源于父母这辈。拉马丹曾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安全官员,因反对卡扎菲统治成为异见者,逃离祖国,1993年到英国得到庇护,定居伦敦,后搬到曼彻斯特,那里有英国最大的利比亚裔社区。次年,阿贝迪出生。
表面上看,“90后”阿贝迪不像“圣战分子”,他安静,喜爱足球,是曼联队的球迷,喜喝伏特加、吸烟,喜欢听饶舌歌曲,经常参加派对,“派对上,他很有女人缘。”一位认识他7年的朋友说。就和曼彻斯特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是个无忧无虑、长相普通的年轻人。
然而,随着调查推进,一个更为复杂、令人担忧的形象显现。
据称,其父拉马丹与和恐怖组织“基地”有关联的组织有联系,多年前,他离开曼彻斯特前往利比亚参加战斗。家人往返于的黎波里和曼彻斯特,阿贝迪大部分时间比较孤独。
邻居、朋友能感觉到阿贝迪的变化。
“自从他2011年从利比亚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独立报》报道,阿贝迪的一位校友说,2012年以来没再见过他。
2015年,在曼彻斯特当地的迪兹伯里清真寺——父亲经常带他们到此做礼拜,当阿訇在布道中谴责ISIS时,阿貝迪对他露出了“憎恨的表情”。
也是这一时期,阿贝迪从索尔福德大学辍学,开始穿宗教服装、蓄胡子、频频前去利比亚。曼彻斯特当地社区领导者称,阿贝迪与当地的犯罪组织有联系,后者对年轻的利比亚裔人越来越有影响力。
自从2011年英国支持推翻卡扎菲的行动,利比亚陷入混乱,也成为武装组织的战场。ISIS把那里当做恐怖训练营。阿贝迪在利比亚的活动尚不清楚,不过,法国新任内政部长科伦博表示:“他去了利比亚,然后很有可能还去了叙利亚,之后他变得激进,决心加入战斗。”
根据阿贝迪制作炸弹的特点,及寻找让炸弹发挥最大效力的位置等来看,美方官员认为,阿贝迪可能到叙利亚接受了ISIS的培训。
曼彻斯特自杀式爆炸事件里,并非阿贝迪独自一人。“很清楚,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一个极端‘网络。”大曼彻斯特郡治安官伊恩·霍普金斯说。据BBC报道,阿贝迪所生活的社区并非首次受到严格监督,近年来,这里走出多位伊斯兰极端分子,有的活着,有的已死去。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阿贝迪的极端倾向并非秘密。5年前,他的朋友就曾拨打警方的反恐热线表达对其行为的担忧,比如,他会没来由地在街头与人打架斗殴,一次,因为看不惯女生穿着打扮便出手打人。社区领导人和家人曾至少四次报告他的危险倾向。阿贝迪也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但后者未有力阻止其行为。
未被识破的危险
官方也在之前的恐袭中错失过良机。
2015年6月,比利時前科犯穆罕默德·阿布里尼乘机飞往土耳其,溜过边境进入叙利亚,到达ISIS的“首都”拉卡,与一位童年时期朋友会面,后者正在策划巴黎恐怖袭击。
阿布里尼不像他哥哥——在叙利亚为ISIS而战中死去——那样信念坚定,不过朋友阿卜杜勒·阿巴乌德说服了他。阿巴乌德带着阿布里尼来到哥哥的墓地,告诉他这都是法国的错,要为此付出代价。
“ISIS发展了一套复仇的逻辑,且让想要在欧洲发起袭击的人获得权威。”比利时反恐官员格林尼亚说。近年来,数千欧洲年轻人到叙利亚去,其中包括阿巴乌德,2013年,他跟随比利时的朋友来到ISIS,很快成为该组织有影响力的外国战士。
阿巴乌德曾亲自试探欧洲脆弱的边境安防。虽然他在全球通缉令上,但还是回到了欧洲,指挥比利时的极端分子。他在希腊通过手机指导行动,团队成员则藏在比利时的安全屋里,他们有枪、爆炸物、警服,调查员认为他们的行动针对警察。在美国和法国情报的帮助下,比利时跟踪到嫌犯,在2015年1月突袭了他们的藏身之处,阿巴乌德躲过希腊警方潜回叙利亚。据《大西洋》月刊报道,2015年底,法国警方证实阿巴乌德已被警方击毙。
情报部门预计,在这一年11月巴黎恐袭案发生之前的一年半里,ISIS在欧洲派遣了约200名极端分子。他们要么正遭到通缉,要么在警方有备案,都是非法进入欧洲,请人贩子把他们偷渡过希腊边境,有的是利用伪造证件,有的则拿着和自己长相相似者的真实欧洲护照从土耳其坐飞机。
据比利时反恐官员称,在被阿巴乌德说服后,2015年,阿布里尼接受命令到英国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极端分子那里筹集资金,他也拍摄了足球场、赌场等地的照片,用于侦查或娱乐,比利时反恐官员称他好赌。
之后阿布里尼经巴黎回到布鲁塞尔,指挥一队年轻的极端分子,为袭击巴黎做准备。同时,警方在调查他去叙利亚一事,疑其参与极端主义活动。对此,阿布里尼径直到比利时莫伦贝克警察局抗议,称自己是清白的。他拿出照片,证明自己是去度假的,警方也无法找到证据指证他。
2015年8月底,巴黎袭击的下一步计划实施:十多名袭击者从叙利亚前往欧洲——这时他们利用的是难民潮。大部分躲避叙利亚战争的难民通过希腊到达欧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国安保官员称,难民数量过大,边防部队只能全面检查约三分之一的人,包括有效询问、指纹和数据库比对。
阿巴乌德的好友阿卜杜勒多次到匈牙利迎接袭击策划者,他们都是混进难民来到欧洲的,其中有两名比利时人、三名法国人正遭通缉,另有人在“观察名单”上,但在过境时都未被发现。
其中一次是在2015年9月,阿卜杜勒开着一辆租来的奔驰车到达匈牙利布达佩斯火车站,那里挤满了要去德国的难民,他从这些人中接上比利时人纳吉姆和住在瑞典的阿尔及利亚人贝尔卡。欧洲官员透露,在奥地利边境时,检查站的警察拦下奔驰车,阿卜杜勒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另外两人利用假身份。
当时,阿卜杜勒在欧盟相关机构的“观察名单”上,申根信息系统国家安全提醒要求仔细检查他及与其来往的人,记录详情,通知比利时反恐官员。但是,奥地利边境警察没有识破假证件,如果他们发现车上的纳吉姆正被通缉,巴黎恐袭事件或可避免。
此后,相继有案件策划者从希腊回到欧洲。2014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记录显示,有1452个叙利亚空白护照被偷,这个数据库或许是筛查难民的工具,但当时希腊官方不经常使用,通过此信息确实扣押了的ISIS策划者却被当做非法难民释放,最终在巴黎袭击过后才逮捕。
官方错过的机会不止这些。2015年10月,有关巴黎袭击行动的情报促使比利时联邦警察开始监视阿布里尼。11月11日,警方监视摄像头拍摄到他驾车离开,开往巴黎,但调查员未跟踪,因此不知晓阿布里尼已开始实施密谋,也就未警示法国方面。两天后,极端分子在巴黎制造恐怖袭击,130余人遇难。
比利时反恐官员称:“如果我们能再有一两周时间调查,我们或许能逮捕他们,避免巴黎恐袭事件,要知道,我们要监视很多人。”
“不在法国,不在意大利,整个网络大本营在比利时,并非偶然,”法国前反恐官员布吕吉埃说,“极端分子选择了一个薄弱环节,而且是他们多年经营的地方。”
巴黎恐袭过后,阿布里尼和约一半幸存的嫌犯躲在布鲁塞尔的安全屋里,在犯罪组织的保护下,躲过搜捕。美国英国情报部门试图监测他们的通讯信息,而在接下来四个月里,他们使用加密的信息与叙利亚的上级沟通、策划新的袭击。
2016年3月,比利时官方发布三名男子的模糊监控图像,他们将装有炸弹的包带到布鲁塞尔机场,自杀式炸弹被引爆,而阿布里尼没能引爆炸弹并逃脱,终于在当年4月落网。
非营利性新闻网站ProPublica称,这彰显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早些抓捕阿布里尼,而是反恐行动的大规模失败——大部分袭击者及其同谋是欧洲的居民,所在国警方也有他们的备案。
审讯中,31岁阿布里尼流下了眼泪:“感觉像从一场糟糕的旅行中醒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受伤。”
“寻找自己的身份”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去年底,欧盟发布报告称,约有5000名欧洲ISIS狂热分子去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约15%-20%命丧战场,30%-35%的人带着“任务”回到欧洲,有的人则“叛离”极端组织。
拥有欧洲国家护照往往是极端组织所看重的因素。比如在巴黎恐袭中,嫌犯里达被极端组织定向发展——他的法国护照、信息技术知识。他加入战斗本来是为了推翻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统治,但到那里后,成了ISIS的外国战士。
在叙利亚,他接受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手榴弹的使用方法突击培训,还学习使用加密TrueCrypt、删除网络痕迹的CCleaner等程序,方便与管理者联系。
除了线下,ISIS外部行动分支有专人负责在叙利亚的网吧做宣传,旨在挑唆独狼袭击、吸收新成员。另外,该组织经常发布在线指南,包括指导炸弹、远程操控炸弹的手册、制造和使用蓖麻毒素的方法、使用手榴弹的最佳方法等,在线论坛成员会加以讨论,给出“制作炸弹前,戴上手套。不要将氯与糖混合”等建议。
去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走访了瑞典哥德堡市——这里可谓“极端分子输出地”,人口约50万,却至少有100个男男女女离开这里加入极端组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瑞典女子已从叙利亚回到瑞典,她的丈夫命丧战场。她回忆自己经历的恐怖景象称,有罪之人遭鞭打、被执行死刑;隔壁屋里,雅兹迪妇女被强奸;不断的空袭和炮击……这些都是日常。
起初,她很高兴能到叙利亚去,但当丈夫死去后,她开始注意到所謂“圣战者”在做与所信仰宗教相背离的事情。“当他们烧死一位约旦飞行员时,我问他们为何要那么做,这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吗?”她说。反思过后,在另外一位ISIS战士帮助下,她得以偷渡出叙利亚、越过土耳其边境,坐飞机回到瑞典。
问及当初到叙利亚加入ISIS的理由,她说:“那时你无需思考世俗生活,也不关心这些了,只想着奔向死亡的最快途径,到达天堂。”
哥德堡是瑞典最为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三分之一人口有移民背景,很多人是穆斯林。瑞典住房短缺、在镇中心区域租到租金控制公寓要排长队,加之难民的涌入,情况愈发得不到缓解。哥德堡郊区安格雷德俨然成为不满的烹调器,当地警方甚是头疼。这里有三分之二的孩子在15岁就已辍学,失业率达11%,迷茫的年轻人成为极端组织瞄准的对象。哥德堡郊外的贝勒维清真寺,就与多个极端组织有往来。
“极端组织招募者会像大哥哥、父亲一样对你说:‘别吸毒了,别打架斗殴了,跟我走吧,为真主而战,为穆斯林的自由而战。穆斯林人被杀被强奸,而你在浪费生命。”当地一位年轻男子说,他本来也想去中东地区,但看过诸多残忍的视频、照片后作罢。
曾致力于建立信任、促进移民社区融合的退休警察说:“在不同区域,我们的警员少了一半。”去过叙利亚或伊拉克的瑞典人数量超过300人,“回来的人无一被捕,我们的反恐法未能发挥作用。”他说。
去年4月,瑞典才修改法律,将意图实施恐怖主义活动而到国外的行为定为非法。
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报》报道,瑞典一些地方推出促进回国的极端组织战士融入社会的项目,如给他们提供住房、就业、教育、资金支持等。隆德市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市政协调员安娜说:“这个议题提出时,我们想;‘天哪,这该怎么办?若人们犯下罪行,就该为此负责,但是事情往往是多方面。让一个人重新融入社会比抛弃他们的代价要低。”
而有的人则后悔回国。据CNN报道,比利时人迈克尔就是一个。
他有一双蓝色眼睛、棕色头发,小时候他是教堂里天使般的祭坛侍童。然而,20年后,他改名尤内斯,改基督教信仰为伊斯兰教,放弃了比利时的家乡,奔赴叙利亚。
这些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迈克尔的母亲染上酒瘾,致使父母离异,麦克尔又被诊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学业荒废,还开始吸毒。
“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每个人一样,你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迈克尔回忆道。16岁那年,他阅读了一本名为《穆斯林之路》的书,这改变了他,带给他生命的方向和理想,要为正义和真理而同邪恶污浊的世界作斗争,为他打开比利时最大穆斯林社区之门。在当地Sharia4Belgium组织影响下,他开始变得极端。2009年,迈克尔成为该组织一员。
起初,比利时官方视该组织为“跳梁小丑”,但它却成为年轻比利时人到叙利亚加入极端组织的途径。2015年,瑞典法官将该组织定为恐怖组织。
迈克尔于2013年到叙利亚加入ISIS,不过仅两个月,他便回国看望妻子,回国后,他因加入恐怖组织受到起诉,被判3年缓刑。
迈克尔依旧表达对ISIS观念的支持,他给自己一个儿子起名奥萨马·本·拉登,并引以为豪。
“我不是比利时人,我是穆斯林。”迈克尔想要看到西方民主被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取代,但他很乐意接收政府发放的福利——每月约450欧,直到他找到一份修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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