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际差异与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关系研究——基于珠三角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的抽样调查

王 幽

我国20世纪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以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为主的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期间大规模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广东省，根据国家和广东统计年鉴数据，1980年珠三角区域常住人口1629万人，2018年增长到6301万人，对珠三角经济发展贡献巨大，1980年珠三角GDP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GDP的52%和5.49%、2018年分别占广东省和全国的80.2%和9%，并同步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但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国际市场趋于饱和、中低端制造业的国内外竞争加剧。珠三角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着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考验，新型城镇化进程也面临着日趋尖锐的城乡二元、本外二元的社会矛盾。对于珠三角大量产业城镇，要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换代，需要提升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要促进外来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农民工群体是重要的后备力量，但需要他们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而这二者均要依赖于农民工的稳定就业，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前提和保障；企业更倾向为稳定专用型工人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晋升机会，稳定的技工群体又是企业升级发展的支撑；产业经济的繁荣使政府、社会更有条件为农民工提供公共设施、保障服务和地方融入支持。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环环相扣的城市发展链条。

然而，农民工就业具有高流动性和低稳定性特征。近年来珠三角产业镇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农民工回流（返乡潮）”和“农民工短工化（日薪制供给市场）”反映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在制造行业的新困境、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问题。中小制造业是雇佣农民工的主力，也是“用工荒”的重灾区，并且加工贸易主导的城市出口显著增大了农民工主动转换工作的概率，其作用超过了劳动力个体特征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珠三角以外贸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制造业，农民工就业稳定状态相对于其他地区和产业更为严峻，研究从业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多重意义。

一、研究综述

就业稳定性，从“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界定，指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定比例，具体指就业总量的稳定。劳动力在就业单位间、产业间和区域间转换替代率低，个体从业时间长。从“劳动者个体”来界定，指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工作，薪资报酬将劳动者的生活状态稳定在一定水平。发达国家的就业稳定性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宏观上受全球化、经济总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微观上受劳动力市场政策、企业发展能力、行业类别等的制约；劳动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工作安全感和技术水平等也具有显著影响力。就业稳定性差，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弱化了社会保障，劳动合同期限的缩短又影响了薪资水平；但同时劳动力主动流动也使其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促进了流动过程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构建。

国内的情况与国外有所不同，首先，限定在农民工群体，劳动力的户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技能经验、社会关系、居留意愿等均对就业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国内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例已过半，其就业稳定性普遍不如老生代，在珠三角制造业城市尤为明显。其次，作为雇佣者企业的情况和偏好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单位性质，食宿供应质量、职业培训、晋升机会、薪资水平和劳动合同情况等是决定劳动力去留的关键因素。最后，客观环境也很重要，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和行业类别中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有所差异，农民工流出地的情况如老家农田亩数、留守老幼数量、务工地距离等同样牵制着他们在务工地的稳定性。

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实证分析，但代际差异多与其他因素混杂，并未单独研究；且代际差异常仅用新生代和老生代（即年龄）加以区分；对专门产业类别的就业稳定性考察极其有限。因此，这里选取珠三角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研究代际差异对从业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一个细分领域拓展该研究的深度。

二、理论与假设

选取在人口结构和个体特征中最能反映代际差异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工龄三项指标，研究其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

（一）年龄与工作稳定性

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家庭责任和负担降低了他们的冒险意识，由于长期务工对工种和务工地进行了筛选而工作相对稳定；年轻者则勇于尝试，生存压力较小，跳槽的成本低，降低了他们对某份工作的黏着性。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不如父辈，对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的期望值高，自我意识更强，也会通过频繁更换工作和务工地来调试自身诉求。如广西的样本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湖北的新生代样本农民工，虽然分布于全国各地，但是普遍随着年龄增加离职率下降。可见年龄对工作稳定性具有一定影响，据此提出假设H1：不同年龄段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存在显著相关性。

（二）文化程度与工作稳定性

学历代表了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素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低，退出劳动力市场风险越大，其职业流动加速。而随着学历提升，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增大，教育的工资回报率也随之增加，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可能性也更大。但当学历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出现工作稳定性下降的拐点，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助于他们获取更好工作和社会融合，因为高收入者随着工作稳定性提高则每份工作时间的边际效益递减。可见文化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工作稳定性，据此提出假设H2：不同文化程度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存在显著相关性。

（三）工龄与工作稳定性

工龄指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因此工龄长的农民工往往年龄相对较大，或者有较长的务工时间，工作应更趋于稳定。工龄的增长也意味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职业培训受训率更高、技能水平更高，这二者都代表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更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降低了其被动更换工作的概率。如沈阳样本农民工随着工作年限增长，职业流动次数减少，工作更稳定。与文化程度相同，工作经验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经验丰富的技术工更有资本主动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增加转换工作的频率。可见工龄兼具年龄和经验两个特征，都明显作用于就业的可持续状态，据此提出假设H3：不同工龄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存在显著相关性。

三、实证检验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在广东省珠三角九市（不含深圳）中，选取四个典型的产业中心镇开展调研，中心镇具有鲜明的主体产业，均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且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产品以出口外贸为主；中心镇汇聚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是珠三角典型的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数量倒挂的混居带。先选取一镇开展预调研，发放问卷50份，回收分析后对题目进行修订；正式调研按外来人口规模每镇分配100~300份问卷，通过镇所属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业务前台，人工随机向农民工群体发放。配合问卷调研对受访者进行非结构性访谈，以及开展企业走访、企业家座谈等定性研究。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800份，有效736份，有效回收率92%。问卷采用SPSS软件进行录入和分析。

有效样本农民工人口结构的频数统计：性别男性居多，共403人，占比为56.3%；女性313人，占比为43.7%；2.7%为遗漏项。已婚居多共531人，占比73.9%；未婚177人，占比24.7%；离异、丧偶10人，占比1.4%。年龄中青年居多，18岁以下35人，占比5%；18至30岁285人，占比40.8%；31至40岁231人，占比31.4%；41至50岁110人，占比14.9%；51至60岁30人，占比4.3%；60岁以上7人，占比5.2%。户籍地前四位为湖南226人，占比30.7%；广西76人，占比10.3%；广东70人，占比9.5%；四川62人，占比8.4%。学历普遍偏低，中小学420人，占比61.2%；中专、职高、技校类237人，占比34.5%；大专21人，占比3.1%；本科4人，占比1.2%。工龄少于1年的51人，占比6.9%；1至3年的186人，占比25.3%；3至5年的242人，占比32.9%；5至10年的177人，占比24.1%；10年以上的79人，占比10.8%。

（二）变量及描述统计特征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工作稳定性Y组。既有研究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指标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测量即让受访者自我评价职业稳定性，如稳定与不稳定；客观测量如欧洲使用过工作任期和离职率来衡量就业稳定性，国内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常采用进城时间、就业城市更换频率、工作变更频率、首份工作持续时间、现职就业持续时间、工作经历数、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基于上述成熟指标，通过预调研目的地就业特征，确定了“工作更换频率、工作份数、务工收入、收入阶层认同、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五项指标。预调研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对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没有清晰规划，因此正式问卷增设顺其自然、看发展选项，统计时剔除该选项样本，本题样本量449人；工作更换频率和收入阶层认同增设其他选项，统计时剔除该选项后两题样本量分别为648人和718人；工作份数和务工收入两题为总样本量736人；表格展示的为上述样本基础上的有效作答量。

2.自变量

自变量为代际差异X组。年龄、文化程度、工龄三项指标特征在人口结构频数统计中已作陈述。

（三）模型构建

考量农民工代际差异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两组测量指标均为定量数据（文化程度、收入阶层各维度赋值具有递增排序特征），故参考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构建总体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x1, x2, x3为自变量年龄、文化程度和工龄；y为因变量工作稳定性中的各个指标；误差项u表示因变量的变动中不能完全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

（四）假设检验

首先采用CCA典型相关分析考察代际差异（X组3个指标）与工作稳定性（Y组5个指标）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共提取出3对典型变量，均呈现出显著性（p<0.05），说明本次研究X和Y两组分析项之间有着典型正相关关系。从方差解释率可知，共3个典型变量X累计可解释分析项X(共3项)100.00%的信息量；共3个典型变量Y累计可解释分析项Y(共5项)66.21%的信息量。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检验代际差异（X组3个指标）对工作稳定性（Y组5个指标）的影响程度。VIF值均小于5，说明各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构建良好。其中X1（年龄）在Y1、Y2、Y3、Y5上的p值大于0.05，说明年龄不会对工作稳定性这4项指标产生影响关系。Y4（收入阶层认同）没有通过F检验(F=2.448，p=0.063>0.05)，说明代际差异不会对收入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1.不同年龄段与工作稳定性各指标的相关性

显著性（p<0.01）典型变量X1、X2与年龄的载荷系数绝对值为0.323、0.365，表明关系不大；回归分析也显示年龄与工作更换频率、工作份数、务工收入、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4个指标均没有显著相关性。调研样本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居多，可能是导致该相关性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此类工种对体力和技术要求较低，使得年龄未成为工作稳定性的促进或制约因子。年龄与收入阶层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但收入阶层认同未通过模型检验，意义不大。因此假设H1不成立。

2.不同文化程度与工作稳定性各指标的相关性

典型变量X1、X2在X组更多提取文化程度的信息（loading=0.492、0.869>0.4），即典型变量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很大；典型变量Y1与工作更换频率（loading=0.499>0.4）、务工收入（loading=0.578>0.4）、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loading=0.642>0.4）关系很大，Y2与工作更换频率（loading=0.588>0.4）关系很大。回归分析也显示文化程度与工作更换频率、务工收入和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呈显著正相关（p<0.01），表明学历层次越高，更换工作频率越低、务工收入增高、更愿意长期在珠三角发展；文化程度与工作份数无显著影响关系。综上所述，排除收入阶层认同，文化程度与工作稳定性3个指标均呈相关性，假设H2总体成立。

3.不同工龄与工作稳定性各指标的相关性

典型变量X1、X2在X组更多提取X3（工龄）的信息（loading=0.856、0.472>0.4），即典型变量与工龄的关系很大；典型变量Y提取情况如上述，此外Y2还与工作份数（loading=0.878>0.4）关系很大。回归分析也印证了工龄与工作更换频率、工作份数、务工收入、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呈显著正相关（p<0.01），表明工龄越长，更换工作频率降低、尝试的工作越多、收入增高、更愿意在务工地长期发展。综上所述，排除收入阶层认同，工龄与工作稳定性4个指标均呈相关性，假设H3总体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问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年代早的农民工工作稳定性更高。文化程度和工龄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降低工作更换频率、增加务工收入、延长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二是分类考察发现，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作更换频率降低40%，务工收入提高23.7%，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延长24.5%；工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作更换频率降低17%，工作份数增加14.1%，务工收入提高12.2%，务工地计划居留时长延长24.6%。三是局限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中，工人年龄对其工作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即工作更换、打工份数、务工收入、居留时长受年龄限制不大。代际差异不会对收入阶层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即不同年代的人对自身的收入阶层认同没有太大区别，多认为属于“贫困和低收入人群”。

基于上述结论和定性调研，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用好年龄窗口延长人口红利。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对工人的技能和体能要求不高，这便延长了工人个体的用工寿命。此类企业应扩展招工人选范围，将学历和工龄而非年龄作为主要的参考条件，可以适当延长轻工业用工的人口红利期。二是培育技工人才做好产业转型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中，珠三角已不再拥有土地、人口和资源优势，而没有品牌、专利和标准，贴牌生产和加工制造的利润已微乎其微，调研中的企业普遍出现高销售额低利润的情况。分析发现学历相较于工龄对工人的稳定性影响力度更大，因此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便在普工的技能培训、素质提升上分工合作、多点用力，培育一批稳定的技工型专用人才，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奠定基础。三是通过薪资改革形成激励机制。在务工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随着务工时间的增加而明显改善，这不仅无法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品质，也无法有效将农民工群体转化为稳定的城镇新生力军。建议由政府通过税收、贷款、社保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实行区分度更高的薪资和其他福利制度，区分的标准重点考量学历、技能和工作经验；政府亦可通过绿卡通道为一线工人量身定制积分入户、入学优惠政策，激励普工的自我提升动力，促使一批优秀工人依靠务工收入和专业技能成为新珠三角人。四是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务工地政府主导，广泛发动企业、社区、农村的治理力量，多元协同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优质、进入门槛更低、更具可及性的居住、出行、子女入学、就医等公共服务，帮助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