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童工，何错之有？

在深圳一家工厂，有41名童工，媒体报道后，政府部门介入，这些孩子被送回了他们的老家。这看起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坏事被曝光并得到解决。但由于这些孩子来自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四川凉山）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有孩子说，他不想回家，在这里天天有肉吃，回家肉都吃不上。这话刺痛了人心，于是作为曝光者的媒体被送上了审判台。

一种批评是媒体应该早有预料，既然无法改善，便不应该介入。正如此前北京井底人事件，甚至有媒体记者表示早知此事，但预料到政府会封井盖了之，所以一直没报，免得井底人失去安身之所。其实大家都知道媒体的职责在于报道事实，无法为事情发展负责，与其说这是在指责媒体，不如说这是因为对政府感到失望——失望到了懒得指责的地步——以至于把板子打到媒体身上。

另一种批评则认为本来就不该反对童工，禁止童工的法规，侵害了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使这些孩子失去了一个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而且，政府一般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记者的报道，才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所以是记者导致了这样一个坏的结果，是为帮凶。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媒体报道就完全没有正当性，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评。这就必须回答是否应该反对童工。

当然要反对，即便抛开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不谈——因为好心可能办坏事——从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童工也是不合理的。实际上，禁止童工的历史并不长，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对劳动力技能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未成年人广泛接受教育才能符合要求。相应的，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未来发展也很有限。正是社会需要和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演化出了“童工不道德”的观念，进而变为公共政策。道德的背后，是效率和利益的驱动，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是幼年学习，成年后再赚钱，而不是幼年就开始赚钱。

因此，禁止童工并实行义务教育，是一件既有利于个体，也有利于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有人也许会说，这些孩子挣到钱之后，自然会去自我教育，提高自己，但这种可能性会有多大？人一旦错过这个学习窗口，成年后很可能就一直陷在低技能劳动中，导致贫穷群体的固化。如果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福利支持，先学习再挣钱，让上升的过程不再那么艰难和漫长，岂不是更好？一个共同体的价值，正在于此。

但问题在于，上述只是理想状态，现实并非如此。这些童工回到凉山，其结局完全可能陷入不去读书，吃不上肉，也没有经济收入的最差处境。如何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才是童工事件最核心的问题。正确的选择当然是继续关注这些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以及贫困家庭的扶贫问题——这些问题是如此艰巨，令人望而生畏。但即便如此，也必须面对，因为现实之难，因为敦促政府之难，就装着没看见，甚至把童工合理化，都是鸵鸟心态。表面看是对政府的失望乃至绝望，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卸责放纵。

不能因为自己被无力感所挫败，便转而批评媒体，媒体报道童工毫无过错。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中，记者严格遵守了相关的新闻伦理，就连引发很多人责骂的孩子发出的“不想回家，家里没肉吃”的说法，也是源于媒体的报道。媒体就如一双眼睛，而我们的社会意识、民意，乃至政府，就如大脑，只有眼睛把看到传递给大脑，大脑真实地了解现实之后，才能做出适当的反映。当真相呈现出来之后，责任就移到了社会、政府。当眼睛看到了令人尴尬的场景，而大脑没有做出正确反应，怎么能反过来责怪眼睛不该看呢？如果要责怪，也只能责怪眼睛没有看到更多，关于童工的报道不能止步于被遣返，还得继续追踪遣返之后发生的事情。

大多数人看到童工事件，第一反应是追问社会和政府的责任，这种朴素的反应才是正道。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站到4000美元的水平上，政府完全有能力让一个赤贫家庭的孩子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我们曾经把义务教育完全当做父母的责任，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可见，追问当地政府在扶贫、普及义务教育方面可能的过失与不足，是比让当地孩子当童工更好的办法。紧随童工事件之后，媒体曝出了凉山官员一顿饭吃掉一万五千元的新聞。而这一次，媒体又站在了呈现事实的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