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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玩死了中国户外音乐节?

时间:2024-04-24

王凌

无论草莓、摩登还是迷笛,中国户外音乐节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文化生活里制造过热门话题了。直至6月底,号称投资了7000万的大爱音乐节(以下简称“大爱”)却传出了轰动的消息——这个一次性汇聚山羊皮、崔健、朴树、罗大佑、林宥嘉、谭咏麟、苏打绿、蔡健雅、郑钧、韩庚、汪峰、黄小琥、陈冠希等众多大牌艺人的“顶配”音乐节出事了。

上演特工闹剧

6月22日,民谣歌手周云蓬抵达成都,来到下榻的酒店后不久他就发了一条微博:“大爱音乐节硬件设备真有点超豪华了,艺人每人一座大帐篷,里面沙发啤酒加上两个服务员,住宿是五星酒店,演出车接到后台。”这条信息足以秒杀国内所有户外音乐节,在这之前,国内对艺人招待做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准五星,专享帐篷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好景不长,第二天,周云蓬发觉大爱的“软件”不靠谱。当他换好演出服,被告知演出待定,坐在酒店傻傻等,原定六点演出,后推迟,再取消,忽又通知恢复演出,九点半,等他们扛着设备到后台,又被通知让另一乐团先演,到十一点才悲情上台。

这不过是前奏曲。此后两天,不停有艺人和观众抱怨,演出被推迟,往往是“无时间表”的等待。有些艺人如林宥嘉、唐朝等,都只表演了30多分钟,而像郑钧和山羊皮,则超时成一个多小时。对乐迷来说,超时是“捡到了宝”,但从主办方的角度来看,却暴露出了“执行能力不强”的短板。

最后一天,演出干脆从下午推迟到晚上才开始。当时,微博已有传闻说“所有演出都黄了”,理由是语焉不详的几个字,实情则是和费用有关,主办方不付制作方薪水,各个环节开始“罢工”,甚至发电车都不给电。

音乐节在6月24日结束,午夜,吐槽在微博轮番上演。传言称主办方巨额亏损好几千万,拖欠工作人员工资,酒店住宿费和机票费均未结账,艺人、工作人员将滞留在当地。

25日上午,音乐人刘为发文称,成都大爱音乐节因为亏损,拖欠组委会一百多位工作人员的酒店和机票款,使他们无法回京。摇滚乐队面孔乐队的主唱陈辉也表示:“今早所有艺人都被抛弃于酒店。为了赶飞机,我们只能自费租车。”朴树经纪人小建也在微博上直言:“绝对真实,我团队损失轻微,2000元左右,各位同仁要保重!”更夸张的新闻包括,因为没有付清酒店款,罗大佑被扣留在房间……

当天,音乐人张玮玮连续接到朋友慰问电话:“你们从大爱逃出来了吧?”他开始“炫耀”自己关键时刻具有特工的素质:一早听说酒店在扣艺人,他就将房卡留在房间,坐电梯到地下车库绕出酒店,之后,只身又回酒店大堂让门童为自己叫了出租车,得以“逃离”愁云密布的酒店。

一场逃帐闹剧在成都上演,圈里人震惊,圈外人雀跃,大爱音乐节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音乐农家乐

对于软禁明星的传闻,本次音乐节大多数明星下榻的温德姆酒店总经理沈胚明表示,虽然组委会拖欠自己130多万费用,但罗大佑、谭咏麟等明星离开酒店都没有遭到阻拦,只是因为接送车司机罢工,他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机场,显得比较狼狈而已。

但是大爱音乐节办垮了显然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顶级硬件配置、超豪华阵容,换来的是千万巨亏,有网友甚至戏称这是“一群人想坑煤老板的钱,结果被煤老板坑了”。

门票亏损被认为是大爱垮台的最直接原因,盡管大爱单天298元(迷笛、草莓音乐节单日票价只有100元),4天通票800元的价格在户外音乐节中几乎已经是最高价,但真正自己花钱买票的人却很少。成都某电视台的编导罗林去大爱的票就是从黄牛手中买来,“只要150一张,比官方报价298便宜多了”。而更多人甚至没有买票,因为给看门保安100块就能自由出入。

看好成都市场的大爱老板陈述事后承认大爱以亏损五千多万收场,当时他们也确实拖欠了一些款项,加在一起的总额大概是800万,这些款项他承诺会在3个月内结清。他同时也承认自己对音乐节了解不足,以为巨额支出可以靠票房回收,但临时组建的团队缺乏经验,在成都本土营销不到位。当然,没有拉到有实力的企业赞助也是原因之一。

大爱的失败无疑会让本就不乐观的户外音乐节市场雪上加霜,时至今日,户外音乐节早已不是野心勃勃宣称要打造中国伍德斯托克的年代,反而越来越像大城市假期里的一道“农家乐”——“到音乐节去”的口号开始被新一代文艺青年唾弃。

明明大部分亏损,歌迷也不买账,很多人却依然对这个行业趋之若鹜,原因无非是有人觉得这里好赚钱。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是目前国内正当红的乐队,经纪人徐凯鹏带着乐队在过去三年中参加过各地大大小小数十个音乐节,遇见那种不靠谱音乐节是常有的事。2010年他们去参加广东牛鱼嘴音乐节,到达目的地后,被主办方一天换一个酒店,白天乐队在试音,晚上回到酒店一看,行李已被搬至另一家更廉价酒店,人家扔下一句话,“今天你们就住这个了。”按照行规,主办方要在合约生效后一周内打预付款,并在演出开始前结清尾款,但直到演出结束,徐凯鹏都没有拿到尾款,对方破罐破摔,“没钱!”最后经不住他死缠烂打,很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了几千块钱了事。

牛鱼嘴音乐节做完这唯一的一次,老板便金盆洗手,退出音乐圈。事实上,这个人从来也没进过这个圈。像这类不知名的音乐节,每年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主办方目的性很明确:“听说做音乐节能赚大钱。”

几乎国内参加过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碰到过这类情况:追着向你询价,厚着脸皮跟你砍价,一切谈妥后,发来合约,当经纪人在“乙方”一栏慎重签下大名盖好章,往往会被“甲方”告知,“你等我的消息吧。”此后,经纪人的心脏便开始进入考验期,因为这笔买卖很有可能最后无疾而终。徐凯鹏最后说,“这个行业太不正规,大家屡次被晃点,如今反而觉得见怪不怪了。”

乐队有被坑的经历,主办方同样也有花了冤枉钱的时候。去年四川某音乐节通过第三方与国外的极端乐队签约,结果在发布会现场,主唱无意中透露合约签的是自己单独前来演出而非整个乐队。而甲方被蒙在鼓里,按照极端乐队的市场价将定金付给了第三方,甲方恼羞成怒报警,第三方落荒而逃……这笔糊涂账到今天依然不清不楚。

中间人带来的直接恶果是,一个在海外早已过气甚至许多年没有演出但于中国乐迷而言其地位依然高不可攀的乐队,出场费从小小的几千美金被抬高到数万美金,外加妥帖服务包含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间,这常常让海外乐队受宠若惊。一场演出下来,刨去成本,中间人最多时可以赚到乐队出场费两到三倍的费用。而很多时候,“甲方”就算知道自己多花了冤枉钱,但也觉得值,认为自己省心了。 “这就是典型的‘人傻钱多。” 乐评人王小峰如是说。

拿什么拯救户外音乐节

去年夏天,王小峰受邀去挪威北部最大的城市特罗姆瑟,那是海滩音乐节(Bukta Festival)的举办地。整个特罗姆瑟有6.8万人口,岛上居住3万人口,是挪威北部重要的海港。每年夏天的海滩音乐节,人们尽情享受音乐、啤酒和海鲜,在短短3天的时间里,岛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挪威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从2004年起,这个音乐节已经举办了8届。虽然音乐节规模还不是很大,每届只有大概两万多人参与,但大大小小的赞助商就有30多家。其中最大的赞助商是挪威海产局和当地最有名的啤酒制造商,他们每年为这个音乐节投入的成本,就达到了200万美元。但在音乐节现场,根本看不到一个品牌的标识,也看不到任何商业广告。如果在中国,一旦客戶投了广告,恨不得满场都是自己的品牌标?识。

中西方音乐节鲜明的对比让王小峰感慨,中国赞助商、主办方的短视造成现在音乐节泡沫横飞。“我们用五年时间走完了西方流行音乐五六十年走过的路,走得太快,没有积累。积累就得交学费,就会出现各种问题,音乐节乱七八糟且没有特点是正常的,什么事情都有它的规律,现在中国音乐节还没有走稳就要跑,自然要为各种不靠谱埋单。这点上,就得向西方学习。但是海外音乐节在市场细分上做得非常到位,这是几十年的积累,是个人的音乐修养、音乐行业门类所决定的。”

很显然,大爱给音乐节从业者迎头一击,当内容和形式都被严重质疑的时候,曾经的音乐理想已经越来越遥远。乐评人张有待说,“今天,无论是草莓、摩登、迷笛还是乐谷,一定是年轻人聚在一起,能自豪而大方地表达着属于‘我的声音。虽说他们还不占有社会的主流位置,但他们要发声,最重要的是主流社会允许这些年轻人有发声的机会。这才是音乐节的价值。”只可惜,急功近利的中国音乐节,无论是主办方还是赞助商,有这般理念的不但凤毛麟角,亦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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