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百草枯

罗婷

它为何会成为臭名昭著的死亡之源？

和父亲大吵一架后，“杀鱼弟”孟凡森感到绝望，在屋后仓库喝下40毫升农药，倒下了。

这是一起轰动全国的自杀事件，发生于今年7月底的一个黄昏。17岁的少年一气之下，服下高致命性的“农药之王”百草枯。

百草枯，这种毁誉参半的除草剂在中国已经度过了15年，它每年约有10吨洒在了5亿亩大地上，还有一些，洒在了自杀者的喉咙里。由于它的烈性，很多本应该是自杀未遂的人，因无法抢救而死去。

一过性冲动

“杀鱼弟”是幸运的。

服药前吃的那碗加了五颗鸡蛋的炒面救了他，稀释百草枯的冰红茶救了他，骑着电动车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的父亲更是救了他。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里度过了28天后，孟凡森出院了。

大概40%的人没有交上这样的好运。在齐鲁医院，这间中国最顶尖的百草枯中毒治疗机构，百草枯依旧统摄这些人的命运。他们安静地躺着，肺、肝、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竭，然后死去。医者别无他法。

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孟凡森那间病房的9号床，来自山东栖霞的女士和丈夫吵架，丈夫喝了老鼠药，她马上骑电动车走了两里地，买了百草枯，回家仰头喝了一整瓶。两公里外的山东省立医院，被推进ICU的少女，是因为被父母说了几句，直接出门去农资店买了药。

喝下百草枯的人，大多是农民。男人会这样做，女人也会这样做。山东平原的农民这样做，武陵山区的农民也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每年会发生上万次，大多集中在夏秋时节。

今年8月，暑气正盛。从山东、新疆、江苏、河南赶来的自杀者和家属都窝在齐鲁医院的病房里，大家皆面容黧黑，趿着拖鞋。病人躺着打手机麻将，“七筒”、“六条”的声音脆脆地传出来。家属们蜷在输液用的椅子里，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交谈，“你们那里种棉花还是大豆？”

他们的主治医生、中国最顶尖的百草枯中毒治疗专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菅向东说，所有的除草剂里，百草枯销售量是最大的，使用面是最广的，也是救起来最难的，受害者是最多的。

如果你旋开瓶子，会看到这种难看的墨绿色液体，闻到它因為加了臭味剂而散发出的怪味，要是真的喝了，里面的催吐剂会作用于你的中枢神经，让你呕吐。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喝进嘴里、咽了下去呢？

早在15年前，就有人对此事发出了疑问。

2003年，如今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吴飞教授，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他窝在华北一家县医院的急诊室里，观察那些因为“农药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而被送进医院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自杀。

每一起自杀事件的情节都不同，但一个特质是相同的—相当多是因为非常小的纠纷和吵嘴导致的悲剧。

在吴飞想询问某个自杀个案的故事时，人们常反问他：“能有什么事儿？家里还能有什么大事？两口子之间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王海石，救治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已超过20年。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百草枯自杀者，都属于“一过性冲动”（一过性是指持续时间较短而消失）。“突然受到了很大的委屈，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行干脆死了算了。一个矛盾无法解决，个别人会去攻击别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消灭自己。”

精神医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对人们自杀的原因孜孜以求。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现，37%的人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60%的人考虑自杀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

人在极致绝望之时，他们靠近左眼上方的脑皮层和脑干部位，血清素系统会出现故障。血清素，专业名称为5-经色胺（5-HT），这种调节人类情绪的神经传导物质，给人幸福感的物质，在那一刻失灵了。最后那个时刻，人们丢光了活着的理由。

当亲友发现他们自杀，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医院。如果喝的是有机磷，比如常用的乐果、敌百虫及敌敌畏，那么医院有专用解毒剂与健康等着他们。

但如果是百草枯，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肉体折磨，与九死一生。

给你后悔的时间，不给你活的机会

百草枯，这种由吡啶、金属钠、硫酸二甲酯反应而成的除草剂，其高致命性主要在于它会使肺纤维化，从而导致人急性呼吸衰竭。

王海石接诊过的病人里，真正知道百草枯有多大毒性的患者少之又少。而真心求死的人，更是百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8月8日下午，在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的办公室里，王海石找出数十张百草枯中毒者的胸部CT和X线胸片，与正常人的对比着给《人物》记者看。

差别是明显的。正常人的肺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它大部分都是黑色，唯一白色的是气管，它们规律、通透、枝枝蔓蔓，从中间发散开来，像树的枝丫。而百草枯中毒者的肺，情况大多一致，是大片雾茫茫的白色阴影，像覆满了蜘蛛网，轮廓、枝条皆模糊不清。

王海石说，一旦肺纤维化过多，人就会喘不动气。所以在百草枯死者临终时，你会看到，即使医生给足了氧，他们还是仿佛置身真空，胸口剧烈起伏，大口拼命吸气。

肺还不是百草枯唯一的靶器官。百草枯进入人体后几乎无处不去，所有的器官都会被侵犯，依次是肺、肾、肝、胰腺与心脏。

除口服外，皮肤接触也能致人中毒。几年前，济南市某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婚内出轨，妻子用百草枯泡了他的内裤。他第二天肝脏就出了问题，第三天呼吸困难，很快死亡。还有一位小女孩，妈妈买了百草枯放在自行车篓里，把她放在车横梁上。出了车祸，百草枯瓶子爆了，从头到脚淋了她一身，皮肤全被灼伤。

更折磨人的是，百草枯不伤害人的神经系统，所以这一切痛苦，人都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承受。

救治百草枯患者，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阻止百草枯被身体吸收。王海石说，按照目前的救治水平，如果患者服用30-50毫升，八成能救活。50毫升以上，八成救不活。

但百草枯的致命性并不僅仅与喝进去的量相关，还和身体吸收的量成正比。有时患者喝得多，但是很快吐了出来，也就无恙；或饭后喝的，食物能起到阻挡作用；亦或患者体重大，喝200毫升，相当于体重小的人喝100毫升，因为身体起到了稀释作用……

菅向东记得，最初那些年，口服百草枯的死亡率远高于50%。后来他们摸索出一种治疗方法，取名“泰山共识”—即一定剂量的思密达与活性炭，分别溶于甘露醇，分次服用。这是目前国内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百草枯的解毒剂。“解毒剂你说自然界中有没有？一定有。但是找到它，难度确实大，整个世界都没有研究出它的拮抗剂。这相当于大海捞针，何年何月才能找到啊。”

据王海石所知，北京307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都在研究。几年前他去台湾访问，台湾荣总医院的专家说，他们试了多年，试图找到百草枯的抗体，但是形不成，也找不到，最终只好放弃。

对比之下，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机磷农药被研发出来时，科学家就发现了它的解毒剂—阿托品和解磷定。“只要进医院还有一口气，他们就应该能健康出院。”

因此，百草枯以其烈性，使很多本应自杀未遂的人们无法抢救，从而自杀成功。它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农药王者”。

杰出、典范、最优秀的

2010年6月的一个会议上，医生王海石在台上讲，百草枯死亡率多高、患者情况如何惨重，台下的李德军两天没吃下饭。李德军，山东省农药研究所所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百草枯之父”。

百草枯在中国的诞生史，本是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除草剂百草枯，最早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农药企业先正达的前身）研发，1962年投放市场，因除草效果优秀，风靡全球。但它的缺点是昂贵，中国农民用不起。

1995年，年轻的科学家李德军接下了独立研制百草枯的任务，在实验室苦熬8年，于2003年制作出成品并投入量产。它足够便宜，足够好用，但它与中国农民的爱恨，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百草枯是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农药。济南绿霸农药公司的经理张衡昌，学植物保护出身，研究的就是庄稼病虫害防治，他在《人物》记者的本子上细细画出了百草枯的分子结构，描述它是如何高效，如何环保—百草枯出现前，中国农民除草靠的是一把锄头、一双手。出现后，15块钱、600毫升的百草枯，1个小时喷1亩地，植物当场死亡，第二天可直接播种，极大解放了生产力。

百草枯的特性，还决定了它对环境友好。百草枯对植物有触杀作用，沾上百草枯，杂草迅速枯萎，但它遇到土壤立刻失活，因此不污染土地，反而因为植物的根留在了土里而保持了水土。

绿霸的董事长赵焱曾在一个论坛上抛出两个反问句：“哪家百草枯企业爆炸过？哪家草铵膦企业没爆炸过？”百草枯生产过程安全，是整个农药行业的共识。

百草枯大量应用的15年，正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15年。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百草枯恰逢其时，免除了除草、耕地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的耕种成为可能。

在张衡昌的记忆里，2003年百草枯量产，随后国内销量从每年6000吨逐渐攀升，2013年是它的销售最高峰，有12万吨百草枯被售出，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2013年也是受害者最多的年份。王海石医生从2010年开始负责一条百草枯中毒救治咨询热线。从2010年至今的8年时间里，2013年热线接到的电话为历年之最，达到了2459个。

“开始我没有想到，太吃惊，太意外，怎么会这样？说实在话，百草枯，是我一生，是我科学研究工作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瑕疵。我感觉到这做的什么事啊。”2016年接受采访时，李德军坦陈自己的惭愧。

一位与李德军相熟的农药行业从业者说，他是个典型的科学家，正直、纯粹，专业水平高，受大家尊敬。“这就跟诺贝尔发明炸药一样，是为了减轻人采矿的工作强度，可是最后大家都用到战争上去了，是吧？这是一个道理。”

最易得的自杀工具

2010年冬天，少年董金星从位于山东省莱阳市造纸厂的家出发，往东走了一里地，到了农药化肥一条街。

时值隆冬，田野一片肃杀，不是用百草枯的季节。这还是个未成年的男孩，说买百草枯毒老鼠，售货员一点儿疑心没起。董金星甚至问了，“这个老鼠能不能药死？”售货员回答，“别说药老鼠，你人喝了立马就能把你放倒。”

少年买了，揣进兜里，进屋，喝药，8天后去世。

父亲董海青是公务员，懂法。葬了孩子、过了春节，他揣了一根录音笔，摸到这家农资店套话，问出了儿子买药的细节，随后把店主告上法庭。判决书里法院认定，农资店“在出售此种剧毒农药时，应具有一定的审慎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研究中国自杀现象20多年，是著名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创始人。据他的研究，农药仍然是农村最易得的自杀工具。它的易得性，也是中国农村地区高自杀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易得性首先体现在农药流通的自由。中国农药销售分三级，农药厂，到大的代理商，再到面向民众的销售点。按规定，农药售卖需许可证。

把农药卖给董金星的农资店老板徐晓良，是百草枯在莱阳市的总代理，为县城、乡镇的上百个销售点供货。但据他说，在农村，没有资质的小卖部也常年销售农药，甚至卖给孩子—“有很多小孩子，他爸药水不够了，就让孩子去拿两瓶药，八九岁上的孩子上农资店的多了。”

中国千百年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耕传统，以及1982年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决定了农药作为生产资料，由每个家庭自己占有，水、肥、药，都是个人储存。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农药的严格管理。美国以大的农场为生产单位，国内企业向美国出口百草枯，不卖小包装，都是一吨重的大桶，且喷洒农药须聘请有资质的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毒农药须单独上锁存放。在日本，购买百草枯必须签字，申明销售和使用的严格限制。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户数量巨大且分散的国家，管理起来难度极大。

不管是在种小麦、玉米、花生的田地里，还是种西红柿、黄瓜、草莓的大棚区，家家户户都可见到摆满了农药的小货架。 其中，就有百草枯。

能做的，都做了

少年董金星在家中喝下百草枯的2010年，是百草枯在中国量产的第七个年头。

一位曾在官方机构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任职的先生告诉《人物》，这一年国内反对声渐起，自杀者家属频频请愿。同年，农业部调研员下乡调研，“也偶然发现了百草枯中毒的案件，死亡情况非常悲惨，农业部对于这个产品，非常担心。”

2010年6月，在北京东三环的河南大厦，农业部召开农药安全会议，邀请药企、医生与农药专家参加。绿霸公司的张衡昌记得：“开会就说我们要来禁百草枯，不是讨论要不要禁，是要讨论怎么去禁它。”

2012年4月，靴子终于落下。农业部、工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第1745号公告：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自2016年7月1日起停止百草枯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这是各部门和农药厂商协商后的结果。

研发者李德军心系百草枯生死，饱受煎熬。与他相熟的人称，李德军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行业奔走，希望能留住这个产品，“该做的，他什么都做了”。

他找了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研究者，研究表明，冲动型自杀的人想自杀的时间周期为13秒。“如果拖过了这13秒，他很可能就不會死。过了13秒，打死他也不会自杀。”

于是李德军放弃水剂，试图用另一个开启程序繁琐的剂型代替—把百草枯做成颗粒，并装在特殊的水溶塑料袋里，塑料袋结实，人手撕不开，放到水里才能溶解。这个剂型做了四年，一千多日夜，非亲历者无法体会那些幽微时刻。

与此同时，百草枯行业也在自救。十几家农药企业成立了百草枯社会责任关怀工作小组，筹了两千万的款，培训医生、培训农民、开通急救热线，希望可以留下百草枯。至少能让其他剂型（如胶剂、颗粒剂）在市场上继续存在。

直到那时，绿霸公司的张衡昌终于明白10年前他的困惑—百草枯的发明者，英国先正达公司，在农药里加了催吐剂，一开始国内的从业者不理解，催吐剂是复杂的化合物，生产成本也高，他们认为这是先正达制造的障碍，砌了一堵墙，让竞争者无法复制。

“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他们做这个一是为了社会责任，再一个就是为了产品的生命周期更长。这其实也是保护百草枯的一种方式。” 张衡昌说。

选择就放在大家面前。台湾也曾面临这样的抉择。台湾卫生主管部门曾于2012年提案，建议全面禁用百草枯以降低自杀率，但因对于农业影响太大，遭农政单位拒绝，仅规定于2016年起禁用于红豆。

一位官方人士告诉《人物》，国家决定彻底禁用百草枯，与一次评审结果有关。

2015年7月，在当时的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上，委员们一致同意：根据百草枯急性经口、经皮和吸入毒性试验结果，将百草枯毒性级别修订为剧毒。“这一次，才是真正断绝了百草枯在国内的后路。”上述官方人士说，从此，国家不再给任何一个企业的百草枯许可证续期。

在那之后，李德军在办公室里接受过一次《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他语气失落：“我也拼命地想挽救百草枯，拼命地想让它呈现十全十美的形象……我没想到这个产品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就像自己的孩子，原本养大了感觉挺有出息的，最后不行了，确实心里是不好受。”

在那之后，他逐渐退隐，回到实验室里。一位北京的记者试图就百草枯的问题采访他，在济南等了他近10天，但他再也不愿发声。

禁而不止的危险

今年9月25日，是国内最后一张百草枯登记许可证到期的日子。仅剩的一家厂商，是生产百草枯可溶性胶剂的南京红太阳公司，这天之后，它也不能再生产了。

从理论上说，这种全球最受欢迎的除草剂之一，将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但《人物》记者走访山东、江苏、湖南等省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百草枯禁而不止。合法的百草枯消失了，但需求没有消失。2016年后，市场上开始流通假冒伪劣的百草枯。为降低成本，药中没有催吐剂、臭味剂，药也不纯，经常是百草枯、敌草快、草甘膦等几种农药的混合。

同行告诉经销商徐晓良，在山东栖霞，有小作坊仿制了两万多件百草枯，一个月卖完，挣了四百多万。“他们把标签全撕掉了，用饮料瓶箱子装百草枯。发到零售店，给钱走人，卖得非常快。”流通与交易，隐没于地下，百草枯也被改头换面，监管更加艰难。

救治百草枯患者十几年，医生王海石也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谈起百草枯现状，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因为冒牌百草枯横行，医生既不知道患者喝的剂量，也不知道他们喝的种类，这样治起来，难度比以前要大得多，根本无法对症下药。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中毒与职业病科，送来的百草枯中毒患者，一点也不比往年少。

那些逝去的人，悲伤长留在家属们心中。董海青带着妻子搬了家，离开了儿子董金星出生、长大的地方。儿子爱吃猪头肉，原来他每周总要买一两次，但这之后他再没买过。儿子喝下的那瓶百草枯，他还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只是不再拿出来看了。

有幸活着出去的人，身体里多少都会带上百草枯留给他们的烙印。“杀鱼弟”孟凡森的肺里，有一小部分已经纤维化，它不可逆。那是一块灰白色的疮疤，将终生伴随他。

（实习生王冲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