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碑店的日与夜

马拉拉

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令人舒适的距离和沉默，没有人抬头看对方的头发是整齐还是杂乱。在高碑店水库，他们不需要鱼，也不需要姓名，同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走，但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意义

钓鱼的人都知道，高碑店水库里什么东西都有，卫生巾、避孕套、一块钱的钢镚儿。几天前，一个钓友为了找一个零件，用磁铁吸上来一辆完整的共享单车，长着青苔，每一个有缝隙的地方都爬满了螺蛳。

人们围观了几分钟，最后只剩下一个看起来很凶的光头男人（他的朋友圈里曾转发“内蒙古黑社会火拼，血流成河”这样的文章），把单车上的螺蛳一颗颗掰下来扔回水里，一共掰了100多颗。岸上人嘀咕，“扔回去还能活。”

还有年轻人曾在冬天深夜钓到过“漂子”（尸体），吓得他半个身子掉进水里。但这里的人听过太多惊奇故事，以至于大家并没有多惊讶，只追问“漂子”是男是女。

通惠河作为北京东边的干渠，从二环里一直延伸到通州北运河河口，在高碑店，它被堤坝围成一个口袋形，成为水库，也是北京市区内唯一一块可以自由野钓的大型水域。水库的北边是每3分钟列车就呼啸而过的八通线城轨，京通高速一到晚上就堵得红灯一片，两岸的垂柳边藏着人在小便。毋庸置疑的是，五环边上的高碑店水库是男人们的乐园。

人们会因为某种现实的忧愁而来到高碑店水库。天还没凉下来时，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河边用石头压竿钓鱼。他的装备朴素到近乎简陋—一根旧钓竿，鱼线只有鱼竿的一半，用一块石头垫着，一块压竿尾，刚垫上一块，另一块就打滑，好不容易立好了，刚一转身，膝盖还没直起来，钓竿又滑到地上。

他是服务员，工作的饭店很忙，那天他却没有去上班。前一天老板已经放出话来要开除一个人，饭店一共3个雇员，他觉得被开掉的一定是自己，干脆选择消失。

有人只是将钓鱼作为赌博的替代品。一个中年人曾经在水库活跃过，他几乎每天都来，摆一排海钓竿在围栏上等鱼。他在北京卖烤串，妻子是头脑精明的国企员工。为了不让丈夫沉迷赌博，她送了他一根钓竿。

还有的人到高碑店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一个住在通州的男人，30岁左右，有车有房。他在一家企业卖光学仪器，下班之后吃饭，刷碗，收拾，睡觉，每天在晚上9点就无聊得想找人说话，最远处的烦恼是当不了官。 “钓鱼就是消磨时间嘛。”

一个装备齐全的富二代经常下午出现，天黑就走，家里有一只昂贵的龟。他来钓鱼是为了给龟喂食，但来了几次只钓到了一条不到5厘米的小鱼。他在岸边坐了一会儿，看到别人的渔获是半斤的大板鲫，他把小鱼连同袋子一起扔进了水里。

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只要有时间，男人们就能在水边从早坐到晚。有了渔获之后，拍张照片发到圈子里的论坛和微信群，再把鱼放回去。最后可能连发照片的环节都省去了，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任何一条高碑店的鱼，你都不知道它曾经被钓上来过多少次。人们怀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钓鱼，但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吃。

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意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看起来很久没有梳过头的男人，买一包25块钱的小苏烟，坐在岸边看别人钓一整天的鱼来犒劳自己。

自由的风

高碑店水库常常有人钓鱼的是东岸和北岸。在围拢垂柳的堤坝下，他们面对的是一块宽阔而平静的水面。

曾经的送餐员刘御龙（化名。我们曾经给他起过另一个化名，但他说，“我要叫刘御龙”）人生最重要的财产，是一辆一万多块的重型摩托。他刷信用卡买的，现在还没有还完，但从来不锁，长腿一跨下车，脚头就往水库方向走。他有一米八的个子，穿着一件很潇洒的红蓝色外套，车有自动定位功能，他按一下手里的钥匙，摩托车就殷勤回应。

刘御龙有两只海钓竿，给每一个钩子上套上粉色的鱼饵，鱼线的末尾坠着一个铅块，扔线的时候人向后仰，用最大的力气往水中央甩。用海钓竿不需要时时刻刻守着，有鱼上钩，夹在钓竿上的铃铛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它响了很久之后，刘御龙才懒洋洋地走回去收竿。有时候竿被风吹地上，他也不着急去扶。

大部分人总是缄默不语，刘御龙大概是整个高碑店水库唯一喜欢讲话的人。这里没有方便吃饭的地方，他常买点水果到处溜达，认识了几张熟面孔，虽然他们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加微信。刚来北京的时候，他还没有摩托车，在工体附近花几百块钱买了一辆山地车，骑了大半个北京，香山他都爬过四五次。

他是个游荡而友善的年轻人。平时在路上遇到拾荒者，他也会把手里的水喝完，递瓶子过去。他把外卖员稱为“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抑或是唐山农村的出身，让他对同类有一种天生的善良。他工作中路过高碑店水库第八次，下车走进来，之后就在网上买了钓竿。

高碑店多小鱼，想钓到鱼的时候，刘御龙一般会用细钩手竿。他买两块钱一包的活体蚯蚓当饵料，用大拇指掐断了挂在鱼钩上，指甲盖里有一半的淤青—他没有正式上班的工作，前一段时间家里核桃丰收，觉得有销路，就带了一些到北京放在朋友圈里卖，但青核桃的壳太硬，剥得他大拇指指甲盖疼。

那天下午两三个小时，刘御龙在小河里钓了将近20条小鲫鱼，放在专门用来装鱼的鱼护里，然后又开始到处闲逛。他路过一位坐了大半天的叔叔，对方一条鱼都没有摸到。他提着鱼护把鲫鱼放回水库，有人跨过围栏跟着他到水边看他的成果，一切都是欣快而无目的的。

不管你来自怎样的背景，在高碑店水库都能吹到同一阵自由的风。东岸不像北岸有正式的铁门，它靠近一个有汽车停车位的小公园。刘御龙这样的无产者去北岸，那些装备精良的有产者们开着车去东岸。

但他们来这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水库的东岸，40多岁的欧阳钓鱼也只是为了乐子。他是一家有千万级资金池的金融公司的老板，两个手机号里面都有4个“8”，他一周要为了钓鱼出门三五次，高碑店水库就在家附近，是他最常来的地方。

东岸的人钓鱼异常缄默，欧阳也是。他常用一把手竿，轻巧的碳素纤维材质，每次都去同一个钓位，手搭两块石板垫高河底的石头，就成了他的专属钓台。欧阳从不钓小鱼，不用细钩，戴一副窄框眼镜，眼睛一直盯着鱼漂，除了抛竿，收杆，上饵，他最剧烈的动作是喝水。

在外行人看来，这是一件静态到近乎無聊的活动，人们很难想象钓鱼者是怎样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熬过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但钓鱼的真相并非如此：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水面上一根鱼漂，浮浮沉沉，但在欧阳的眼里，像电报一样，鱼漂的浮沉是鱼群和他交流的信号—鱼漂如果先沉下去又浮上来，那就是小鱼群在吸食，它们口小没力气，像一群小鸡啄米；鱼漂沉下去之后，轻微上下浮动，那就是大鱼，它们吃食有顿口，会把鱼钩吸进去。

本质上来说，钓鱼不是等待而是狩猎，从扔下鱼钩开始，钓鱼者就要像猎人一样打起精神。15年的钓鱼经验已经帮欧阳掌握了很多鱼类的电报，当他看到鱼漂，他看到的是鱼漂水下的整个世界。

在年轻的时候，欧阳是一名110米跨栏运动员，退役后在队里当了两年的教练，因为不习惯上班，拿着10万去小兴安岭做木材生意，刚去就被骗光。“我就每天去在那片儿混，上舞厅，去唱歌，到处玩，认识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我要找的就是他们。后来3个月，我在那边打车不要钱，去舞厅不要门票，就混到那个程度。他们没事，一天天在大街上站着，我就让他们给我找骗子。”

骗子搬了两次家，都跑了。最后欧阳“12点上门堵着他，在他们家厨房拿菜刀把他叫醒，他吓死了。我说‘你他妈今天不给我，我就剁了你”。骗子从垃圾箱里掏出来10万块，在这之后，他才做起了生意，并在2000年左右转行做了金融，慢慢没有再为钱发愁。

在水库，有刘御龙，也有欧阳这样的男人，他只在水库称呼自己为欧阳，“我做生意的，让别人知道我老钓鱼不好。”他们可能是图书公司的老板，也可能是承包工程的负责人，口气很大，“上班能挣多少钱？还是要自己干。”

但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令人舒适的距离和沉默，没有人抬头看对方的头发是整齐还是杂乱。在高碑店水库，他们不需要鱼，也不需要姓名，同是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走，但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车里哭的男人

作为城市排水干渠的通惠河是高碑店水库的主体部分，北京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和最大的供热电厂也在附近将再生水和废水排入水库。2017年，高碑店水库所有的水被放掉清淤，在这以前，一到酷热的时候，京通高速上都能闻到水库上的风，那是一种空气里裹着鱼腥和垃圾的味道。但现在，味道变得稳定而柔和得多了。

高碑店水库没有路灯。到7点多的时候，夕阳最后一点点消失在电塔的顶部，住得远的人会赶在高峰期前收拾东西回家。但庞岩不用担心，他带了帐篷，已经习惯通宵夜钓，深夜11点他还精力十足地在围栏和水边来回跑。

今年是庞岩在知名互联网电商公司做文案的第一年，工作又杂又多，有时候一天要写35条文案。状态不好的时候，点外卖错选为“自取”这样的小事，就让他想捶墙。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0点，有时3天一共只能睡上15个小时。他桌子上摆着一个海钓才派得上用场的大鱼钩，每次没有灵感的时候就会摸一摸。

连续加班13天、终于放假后，他只想赶快冲到高碑店钓鱼。“再不来钓鱼，我就要疯了，我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想钓鱼。”身边一个架子上的7根海钓竿和远处水边的2根手竿，都属于他。

狂热分子庞岩其实在2017年9月才第一次钓鱼，那时候他因被拖欠工资，辞职待业在家。6年换了6份工作，他并不害怕没有地方上班，但政府颁发最严格的八项限购政策调控房价，贷款利率上升，一些小型公司收紧招人规模，大公司又很难进，选择变少让他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凑巧朋友让他去钓鱼，那里有大量放生的鱼。“第一次没有钓到，但是用抄网捞的话就很多，因为放生的鱼会靠边。我当时不懂，还以为是上游水库冒了呢，就冒出很多鱼，可开心了。当时那个鱼还挺好吃，我捞了得有十几斤吧。”

这种成就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那段时间里他的失意，“不会都可以钓到，那我也没那么糟糕。”那个月之后，庞岩去了现在的公司。在北京，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让工资从1800元涨到8000元，达到1万元花了将近5年。

他是这座城市极其普通的白领，不忌讳加班，认为这是工资必不可少的副作用。只是近年来，他身体不好，不生病的时候也咳嗽，加班很晚的时候会心脏疼。从2016年结婚以来，他胖了40斤。但是他反问，“北京6000块以上的工作，哪一份不需要加班？”

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逃离北京。但他已经结婚，要换一个城市要从零开始，大多数人只能回老家。他老家在黑龙江，来北京第一个坑他房租的中介就是老乡，他满怀欣喜地住进去，别的租客却说只有他一个人被坑了。“在东北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和老婆都不会。”

刚来北京的时候，庞岩和妻子住群租房，7个房间，住了14个人，隔断的石膏板很薄，手指都能捅破。一个洗手间，每家每户挂一个塑料袋，谁家的满了谁就去倒。他那时候也觉得开心。

“生活衣食住行过得去就很好。”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低到可以去当鲁滨逊。但是生活不是一场漂流，在现实世界里，他回不去家乡，也拿北京没办法。他把6000万的游轮放在购物车里，遥不可及，成为一种意象。

在15年前，欧阳也被逼着学会了钓鱼。当时他已经做了三四年的金融，事业处于上升期，在家乡保定和北京建立了不错的资金网络。但在七八月，“非典”的恐慌在北京遍地蔓延，人们尽量足不出户，为了解决在家里无事可做的问题，中国电信在那一年降低了网络资费，快速实现了互联网的普及。北京封城，欧阳人在河北，进出不便，什么事情都中断，什么都做不了。

身边做生意的朋友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叫上欧阳去钓鱼。那时候他的竿50块，钓到了一条两斤多的红鲤，从此便坚持了下来。一直到9月份，“非典”疫情稳定，他的事业才重新开始。

欧阳有3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如果还要说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他想把60人的团队扩张到1000人，同行里有人工作场地都是写字楼租一层，他现在只能租几百平方米。人生走到半场，能够克服的大多已经经历，剩下的都是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每天钓鱼想得最多的还是工作，可金融这件事情和年龄没有太大关系。

“我刚做管理层的时候，管的人都和我一般大，现在是80后的尾巴。”今年38岁的夏镇北现在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合伙人，他可以在冬天钓到300多条鲫鱼，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

他非常投入地讲解钓鱼技巧，“鲫鱼在4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它就不怎么爱觅食了。游动速度慢，并且在一个地方就不想去第二个地方，所以钓鱼要做一个很好的鱼窝。冬天它吃饵的动作变得缓慢和小，线粗的话，它的吸力不足以把子线和鱼钩吸到嘴里。所以那天我用的是0.4的子线，只要让它稍微张嘴就能吃到……所以那天鱼一条接一条地上岸。”他的钓箱里什么都有，连鱼漂都有三四盒，别人用小板凳，他自己会搭一个将近10斤的铝制钓台。

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家里，他都是绝对的顶梁柱，将近一米八的硬汉。2013年的时候女儿出生，他把在内蒙古的父母接到大兴帮忙，安置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他和妻子则在同一个小区租房。

刚开始的时候，妻子和婆婆相处还算融洽，但时间久了，一点点小事就能让两个人互相猜忌。“比如老婆给孩子买了一双袜子，我妈看到了就会想，‘她为什么要给孩子买袜子，一定是嫌弃我之前买的不好看。”他说的时候笑着，但作为两个女人的利益核心，两边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做。这是典型的会令他感到心惊的家庭细节。

有一天他把车开到小区，没有下车，一个人躲在里面掉了10分钟眼泪。母亲来北京的蜜月期过去了，两个女人不说话了。后来他才知道妻子可能看到了，妻子比他小6岁，对他说：“老公，我觉得以前我特不懂事。”婆媳两人慢慢开始说话。但生活是不会掉头行驶的，家庭小摩擦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还在继续。他也不愿把父母送回去，“两个70岁的老人，你让他们呆着能干嘛？孙子孙女在身边，天伦之乐不就是这样吗？”

从2015年发现高碑店开始，夏镇北就一直在东五环钓鱼，哪怕现在工作换到了丰台区，附近就有水域，他也依旧保持了这个习惯。西三环到东五环，到大兴，绕着北京跑了一整个大三角。在去高碑店和离开高碑店的路上，他可以大口抽烟，不用担心孩子和妻子。

刘御龙第一次钓鱼是在河北唐山，他老家附近也有一个水库，在那里他用一根简易的手钓杆钓到了人生的第一条一斤多的鲫鱼，把它装在塑料袋里提回家，喂了狗。

现在在北京，他和朋友合租在双桥，一个月房租近两千，生活费七百。不钓鱼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网络小说，刷爱奇艺，用酷狗音乐听歌，最喜欢的歌手是网络歌手冷漠，他的歌里有一句这么唱：“我真的真的不想，继续向北。”

在学会钓鱼以前，刘御龙的爱好是和爷爷一起下象棋。不管他犯了什么错，只要躲在爷爷家里，爸妈就不会打他。但后来奶奶生病，爷爷去世，他在那之后学会了在家附近的水库钓鱼。

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第一次来的时候，18岁，中专没读完辍学进了富士康的北京分厂。刘御龙在北京负责把手机装盒、贴封条，“我当时就这样”—他模拟自己在流水线上的动作，闭着眼睛，手上下移动。干了一个月，被工厂下调到天津的富士康给手机框架削毛邊，机床一次可以压出6个手机框架，20秒压一次，可是他20秒里只能削3个。又被下调到廊坊的大厂，工作内容就那样，但是在那里伙食差了一些，他还在菜盘子上发现了没洗干净的青菜叶子。

他回去天津干了一年多，因为那里有他的师父，现在说起他，刘御龙是笑着的，“我说师父借点钱，他问我要多少，我说50，他掏出来就给我50，说拿去用别想着还。”后来他认为起码这样才算是朋友。师父辞职走了之后，他在天津一下班就去网吧玩《穿越火线》。

他回唐山在家里呆了3个月，昏天黑地地看完了四五本小说，朋友们读书的在读书，工作的已经不在家乡，除了家人之外，他找不到人说话，微信上除了公众号没有人会主动给他发消息。

原来一个人和社会断联，是那么简单。

自由

什么事情都讲究时机，比如凌晨3到5点，是高碑店水库垂钓最好的时候，小鱼们藏匿起来，肉食性的大鱼开始出来觅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熬到那时候，夜越深，人在自己面前越赤裸，要保持清醒则越难。

因为时间太紧张，那位加班过度而又经常咳嗽的白领庞岩经常夜钓。他开着电动车回家的时候，要经过很多红绿灯。晚上的十字路口静谧万分，不见人影。从家里出发去钓鱼的时候，他会闯红灯，一路哼着歌；但回家的时候，他会很乖地遵守交通规则。

庞岩喜欢总结和下定义，比如他喜欢用面具来概括自己的某些表演状态—工作是工作的面具，而在家里则是家里的面具。他不愿意和父母承认，当初离开东北去温州当培训老师原因里就有，逃离家庭。有次他出海，母亲悄悄跟着他走了一路，担心儿子会掉进海里去。同样的，他也对感情甚笃的妻子说不出：“有的时候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这好像是一种残酷物语。和那些在车库里抽一根烟再回家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只是想需要点自由的空间罢了。有一个钓友曾经告诉庞岩，他每次和老婆吵架之后就出去钓鱼，后来他为了钓鱼会刻意吵架，因为不吵架就不好意思出门。

这是一种很难被彻底解决只能消解的永恒问题，人类是一种集体动物，渴望靠近，渴望被爱，但又天生需要距离，需要自我。

带庞岩去钓鱼的那个朋友，是一个北京女孩，穿过运动内衣去公司上班，大家并没有因此讨厌她。而在庞岩所生长的那个小农村，讲究整齐划一，讲究排除异己，他一直害怕被孤立。高中他从理科转文科，和同学关系生疏，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16杯啤酒摆成一行，一杯一杯地喝，喝到第十几杯的时候，开始有人和他说话。

他没有那个幸运能够自然生长成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以前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工作有工作的要求，家庭有家庭的要求。在没有钓鱼的时候，不管下班多晚，他都会玩一盘游戏，上班一整天，他实在不想再戴面具去考虑任何一个人。

钓鱼是比手机游戏更高级的抽离。在手机里他操控着游戏人物去代表自己，而钓鱼他就是那个被自己派遣出去的人。在那样的时刻，他只是他自己。

来北京之后，刘御龙又有了一些朋友，他是唯一有摩托车的人。大家一起互相帮衬找工作，逛旧货市场，在那里最近他花400元买了一块金银色表带的手表，表盘上写着浪琴的英文。他在岸边开心地展示自己的手表，贴表盘的塑料薄膜都还没摘掉。

他还记得自己今年夏天刚刚买到摩托车的时候，一直不停地开到了大兴，开到路上前后都看不到车为止，觉得画在马路线上的那条白线是自己的。最开心的是中间的那一段，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油返回，也不用担心前面没有路走的时候，他感到轻松。

自由的本质在于有的选择，而钓鱼对他来说也是如此，“我钓鱼的时候，觉得整个水库的鱼都可以是我的。”

2015年夏天，从通州去市区的广渠路还没有开通，高碑店水库北侧的京通快速公路是往来通州的必经之地。夏镇北从厂长的位置离职，被朋友叫出来合作创业，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后来朋友的债务，而那笔坏账导致了创业的失败，之后他有一年不去上班。

发现水库的那天傍晚，他谈完事情回通州，被堵在高碑店，成了汽车长龙里的一个几乎静止的红点。八通线从四惠东站开始爬上地面，成为城轨，每隔3分钟就从水库的北面隆隆而过。四五年前，他的一条听众留言曾经被选入交通广播电台，内容大概是：“我是北京地铁十号线标识项目的项目经理，今天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了。”两年半，千万级的大项目做完。

他把车头往树林里开，一片开阔的水域露出来，彼时他正痴迷钓鱼，车的后备箱里就装着钓竿，他下车钓到了晚上。那天他不属于那条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的车流，他属于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