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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活在未来的智者

时间:2024-04-24

伊藤穰一:我相信最有趣的东西,是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

人物=P

伊藤穰一=I

P:你的新书《爆裂——未来生存的9大原则》在2017年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书中提出了在未来生存的九大原则。你认为这个“未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I:我们其实正身处未来。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合作研究的项目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对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目前美国已有好几个州推行使用算法来评估和最大化降低被逮捕的嫌疑人在受审前逃避起诉的风险,但现在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可能会因为嫌疑人的种族、性别、社会经济阶层而做出有失公允的判断,这个我后面会再仔细说。

再例如,我们都知道无人驾驶汽车及卡车都已上路测试,自动化正迅速在农业、制造业、零售业中发展普及,甚至像法律这样的专业行业领域也在慢慢引进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我们可扩展合作研究小组的负责人(Iyad Rahwan)发现,城市的经济体越多元,对自动化趋势造成分裂的适应性越强(越不容易被自动化趋势干扰)。所以我们希望,决策者在规划未来时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这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P:面对如此多的前沿和有影响力的技术的发展,像密码学、遗传学和人工智能,你说:“我们的技术发展已经超越了社会整体对它们的理解水平,现在需要我们迎头赶上。”相比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这次的认知沟壑比过去的更大吗?当下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在哪里?

I:通过加速各种技术的研发从而达到的对大量复杂数据运算能力的提升正在放大,并在以比我们能力所能承受的快得多的速度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衡。这一点,再加上主流通货,也就是金钱,使得当今社会的环境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

另外,气候、健康、市场等系统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是非常巨大的,解决这些系统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失衡应该更加关注这些系统本身,而不只是努力提高效率。如果不这样的话,想要知道该做什么(来解决社会结构失衡)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

P:在这样一个数字化且信息爆炸的时代,你认为我们是否正面临着一个决定大家是进步还是落后于他人的转折点?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前进者和落后者能在这个世界和谐共存吗?

I:这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以及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P:经历了30年演变和发展,如今的互联网以及它所带来的生活学习方式的变化已极具争议,很明显,这些优缺点同时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于这点,你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

I:我曾是互联网的早期支持者和使用者。我事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寻找能挖掘出互联网潜能的方法——比如自由言论、经济机会、创新、学习,以及任何人们能想到的事情。我一直以来相信互联网的潜力。话虽如此,我也看到了人们利用科技进步所做出的可怕犯罪,而这些技术本该使我们自由和平等。

就像是每当有人用互联网来造福他人之时,又有人反过来利用它带来伤害。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觉得这可以归结到大众,某些群体,或者某些个人。人就是人,有好有坏,有上网的和不上网的。其实不该把互联网看成一个失败的实验品,它也不是替罪羊。我仍然乐观地相信无论是使用何种手段或科技来造福抑或是作恶,人们都会继续创新创造。互联网只是诸多手段的一种,我们的本质目标应该是寻找并建立评估创新的各种方法,让人们对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负责。

P:当我们关注时事热点,享受着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捷,有些人会认为科技发展正上演一种新的“权力的游戏”,因为强权永远掌握在那些科技和商业巨头的手中,人们并不了解尖端科技,隐私也很容易被泄露,这种认知差距使大众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对于这点你同意吗?

I:我认识很多执着地坚信科技乌托邦的人,他们真的相信创造更多新的不同的科技能切实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我甚至会说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但慢慢的我发现,我们似乎一直在尝试解决大多同样的问题,并创造着更多新问题,比如隐私、安全、法律等各种问题。当然了,我确实认为让少数人掌权是有危险的,但其实问题比这要大得多。我们对技术的依赖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更好了,但这其中的很多是由于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于享受或期待。我们总是忘记(依赖科技)其实是有着相应代价的,比如更低的隐私性,生活被更多商业元素所侵入。

我最近给《设计与科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于这一点有更深入的阐述,我最主要想表达的其实是,与其追求技术奇点希望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重新评估或审视快乐和成功对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金钱和权力是我们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大部分技术的存在,要么是帮助有钱或有权的人,或者是帮助那些拥有更少的人让他们自以为好像拥有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丰富而多样的体验呢?

P:你所领导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做各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尖端科学、社会人文,以及艺术类研究。跨领域研究的魅力是什么?另外,研究人员如何跨越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进行跨领域研究?(很多人认为越是深奥或尖端的研究,所跨领域的区别就会越大,是这样吗?)

I:在我们的媒体实验室,我们用“无领域”这个词来形容这里的工作。比如,数学研究者和物理研究者通常能很容易找到进行他们自己领域研究的地方,但如果一个人想要把数学和食物科学结合起来,或者是物理和大黄蜂,或算法和艺术等,那在传统的学术研究单位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

这样想吧,一张纸上有很多点,每个点就是一个传统学科:数学、土木工程、音乐、药学、艺术、政治学、教育学,在我们的媒体实验室,我们则更加关注这些点之间的空间,当把不同学科的研究和探索结合在一起时,这些点与点之间的“空白处”会发生什么?

这并不是要说传统学科的研究就不会被严谨对待。我们的研究仍然会经历同行互评、人与学科之间的考核,以及需要参考历史上的相关研究。但在我们不封闭且“无领域”的研究方式下,这里的工作会经历各种偶然的变化或成长,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反过来能通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方法被验证。这就是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研究的美妙之处,我们总能从各领域去发现和学习,并且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

P:你说过:“现如今,知道得越多,知道得也就越少。但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能力在增强。”你能用你过去一年的经历为我们举例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吗?

I:我觉得加密货币是个不错的例子,对于传统投资人或者经济研究人员来说,使用加密货币根本就行不通,现在仍然是这样。但科技仍然会进步,我相信最有趣的东西,是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拿比特币举例,那些根本不懂货币系统工作原理的人非常有可能比货币专家想出更多点子。

P:在你的个人成长中,你一直在按照自己的个人兴趣来学习和探索,那你是怎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的呢?是怎样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教育最大程度地塑造了你?

I:一直像我妹妹伊藤瑞子说的,我是个自我引导的学习者,她还宣称她是为了了解我才成为了教育学专家。我其实很幸运,某种程度上周围的人都支持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我可以通过潜水来学习物理,通过去热带鱼店玩耍来学习生物,通过帮助建立日本第一个网络服务供应商来学习网络计算和商务知识。而且我才当父亲没多久,看着女儿探索她周围的未知世界也是很有趣的。我想要帮助她走上学习的旅途,帮她掌握如何学习,而不是直接教她具体的东西。

P:像网络一代的创始人们,辍学很常见,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还有伊隆.马斯克,他们都是很“成功”的例子。你在美国读大学时曾两次辍学,还在夜店当过DJ,那时候你对于你的未来规划很清晰吗?你当时有着怎样的信念呢?

I:现在我身处一个很学术的环境,给出“辍学去做喜欢的事情”这种建议时会更谨慎。当然了,我仍然认为我当年做的没错,扎克伯格、乔布斯和马斯克也可能会同意我的观点,但这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我不可能预见到我所做的事能给我带来怎样的未来,我那时没什么规划,但每件事其实都是有联系的。我之前在DJ时所学的许多东西,如今对我仍然受用,我也会应用到在媒体实验室的工作中。对我来说,过去所做的和现在正在做的事并没有脱节。

但话说回来,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会选择完成大学学业,我这样选择并不是因为学位。如果你想问的是要不要放弃学业的话,不要放弃。

P:你之前在公开场合感谢妻子照顾并包容你的“疯狂”,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种“疯狂”吗?

I:我就是太忙了,没什么时间呆在家里。过去我常常一个月环游世界两次,每个月就只有几天在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我更多地在做媒体实验室的运营工作,跟之前到处跑来跑去比起来是没那么疯狂了,可是我仍然非常忙,经常因为没时间和人见面惹对方生气。虽然说没以前那么“疯狂”了,但感觉我的生活比大多数人还是要更“疯狂”一些。我得在各种十几分钟的会议的间隔跑着去上个厕所,每天还要花5小时在查阅回复电子邮件上面。不过每天早晨练练气功放松一下,还是挺有帮助的。

P:2017年最让你感到后悔的一件事是?

I:没有做更多来反对特朗普。

P:过去一年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是?

I:颁出25万美元的“不服从命令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于2017年成立Disobedience奖,该奖项带有25万美元现金奖金,不附带任何条款,颁发给被认为是为了社会利益而不服从的非凡个人或团体。)

P:2018年最想在哪里多花时间?

I:家里。陪伴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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