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全球最聪明网站的创办者

约翰·布罗克曼：尴尬、困惑和矛盾是我最好的三个朋友

人物＝P

约翰·布罗克曼＝B

P：你的朋友詹姆斯·李·拜尔斯认为，为了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图书馆读上600万本书籍是十分愚蠢的做法。他找了100个最聪明的人，想让他们做一个思想合集。但他的尝试失败了，很多人挂掉了他的电话。你成立的Edge网站与之类似，为什么你成功了？

B：在我成功之前，我就认识了很多名人。根据超文本之父泰德·纳尔逊的说法：“约翰·布罗克曼是网络食物链顶端的阴影人物。”在已故的艺术家朋友詹姆斯·李被告知失败的10年之后，我创办了一些非正式的知识分子聚会，并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的组织。“现实俱乐部”的座右铭受到了詹姆斯·李的启发：为了到达世界知识的顶端，就要找到那些最复杂的头脑们，把他们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们问彼此问题。从1981年到1996年，我们在中餐馆、艺术家的阁楼、投资银行公司、舞厅、博物馆、客厅等场合会面。“现实俱乐部”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在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可能会受到挑战。现实俱乐部的特点就是严肃，有时候讨论起来大家甚至不那么客气，但并不会上升到人身攻击。

P：你选择聪明人的标准是什么？

B:“为了实现非凡，你必须去寻找非凡的人。”每一个Edge项目的核心都是卓越的人才和杰出的思想——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是当今智力、科技和科学领域的中心。他们代表了“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是我1991年提出来的概念，是由那些以观察和实验为依据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组成的。以他们的工作和说明性的写作，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使我们生活中更深层次的意义变得可见，重新定义我们是谁。“第三种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伞，它还包括计算机专家、实干家、思想家和作家。他们通过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直到1991年，伴随着网络的发展，他们才在传播革命里有了巨大的影响。

P：你是如何找到这些最聪明的头脑，并且让他们加入你的网站的？

B:第一，无尽的好奇心。

第二，我在25岁的时候就发现，即使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不会拒绝一个年轻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只要是我感兴趣的人，我抄起电话就会打过去。

第三，我发现，和我共事的人，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历史性的人物了。在我23岁的那年，我去了纽约，和21岁的剧作家山姆·谢帕德一起工作，他也是刚从西部来到这里。在制作电影的实验电影院，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和视频艺术家白南淮、画家兼雕塑家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克拉斯·奥登伯格合作。当我在纽约电影节林肯中心工作的时候，我去纽约大学的一间宿舍，看了19岁的学生马丁·斯科塞斯的早期电影。我把他带到了林肯中心，在电影节上首次公映了这部电影，他的电影和戈达德、费里尼、福尔曼在同一个项目里被展示给观众。

P：有多少人加入了Edge？有中国人吗？

B:我们没有正式的成员。我们确实有约2000人的Edge个人邮箱列表，大约有800人为我们撰写过稿件。

中国有3位杰出的贡献者。数学家丘成桐，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广东汕头，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在数学领域拿了很多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教育家周律言（音译，Luyen Chou），他出生于美国，是全球出版公司培生的高级副总裁。企业家李开复，他是一位杰出的人工智能研究者。

P：你们多久聚一次？一般聊些什么？

B:我们有一个定期的在线出版时间表，每个月都会在Edge网站上独家发布两三篇原创文章。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Edge的年度问题。我们的年度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地主流媒体的关注。

P：2017年的年度问题是，“哪些科学术语或概念应该更广为人知？”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问题？

B: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的“模因”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它所创造的科学讨论。它是进入大众文化的少数科学思想之一，有助于澄清和激励大众对科学的认知。这个问题让我认识到，有很多术语可以阐明和激励严肃思考。

另一方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传播科学。请记住，伯明翰主教的夫人评价达尔文关于人类是猴子后裔的观点时谈到的，“亲爱的，让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希望它不会被大家知道。”

P：如果让你回答，你的答案是什么？

B：我没有答案，我的问题就是答案。或者说，更好的说法是，我是那个站在剧院后面开灯关灯的人。

P：你从这个话题里获得的收获是什么？

B：一些受欢迎的回答，包括：神秘主义（尼古拉斯·卡尔）、证实偏见（布莱恩·伊诺）、功能可见性（丹尼尔·丹尼特）、常识（贾雷德·戴蒙德）、有意无知（格尔德·吉仁泽）、理智上的诚实（山姆· 哈里斯）、神经规范（约翰·霍根）、神经多样性（伊藤穰一）、人类世（詹妮弗·雅凯）、早熟优化（凯文·凯利）、天真现实主义（马修·利伯曼）、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伊恩·麦克尤恩）、热力学第二定律（史提芬·平克）、有效理论（丽莎·兰德尔）、霍尔丹法则的正确规则（保罗·萨福）、联盟本能（约翰·图比）、体知思维方式（芭芭拉·特韦尔斯基）。

P：你创办的Edge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它的“聪明”之处在哪里？

B：首先，“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的说法是剑桥大学通讯理论家和报纸专栏作家约翰·诺顿在2012年的《星期日卫报》的观察家栏目《运行世界上最聪明的网站的人》一文中提出的。我自己不会自己提出这样的说法，不是因为虚假的谦虚，而是因为它提出了许多关于智力本质的问题，而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会寻找有资格的人来回答问题。一些人会在媒体头条上咆哮，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1950年代的人们依旧残留着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在脑海中，但世界已经前进了。我相信没有其他的出版物更接近原创性，Edge带来的问题正在推动着我们的时代。

P：Edge已经成立20年了，你有什么困惑吗？或者说始终困扰着你的问题是什么？

B：如你所说，“困惑”占据了我大脑的三分之一。尴尬、困惑和矛盾是我最好的三个朋友。不管去哪儿，都要跳出安全区，要勇敢地去冒险。像个傻瓜一样，冒着一切风险，都要去到更远的地方。

P：关于Edge年度问题的这套书2017年在中国出版了。有读者反馈，每篇文章都很短，很多问题都只能泛泛而谈。他们阅读到的是梗概，而不是更深邃的思想，似乎是速成的知识。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B：读者确实说得有道理，但是由于语言差异，或者是可能缺乏接触美国网站的渠道，他们没有办法阅读到在线版本的Edge。如果他们去看的话，经常会出现的评论就是：“为什么文章这么长？”我们会定期（大概一个月几次）发布超过5000字的专题。一些特别的研讨和项目刊登的篇幅达到60000字。Edge的年度问题一年进行一次，也是每年的高潮。但它只是一个附加项，Edge的常规项目也包括了以“生命”、“宇宙”和“文化”为主题的不同版本的书，这些卷册都只由长篇文章组成。

P：你曾提到，这不是给公众看的，而是给这些聪明的回答者们互相阅读的。为什么？

B：我第一次来到纽约是196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那时我20岁。我立刻被这种令人兴奋的辩论文化打动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每个月的《评论杂志》、《党派评论》和英国的《文汇》等文学杂志的版面上都刊登了很多对话。只要一两美元，我就能站在知识分子的肩膀上看世界——莱昂内尔·特里林、斯蒂芬·斯彭德、汉娜·阿伦特、艾尔弗雷德·卡津等人——他们彼此交流，讨论重要的问题如艾希曼的审判，或者其他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布鲁姆伯利（英国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因在20世纪初期与知识界的人物, 包括弗吉尼亚·沃尔夫、E.M.福斯特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关系而闻名于世）的周末，谁和谁睡到了一起，又或者谁在1937年的大清洗之后还是斯大林主义者。

20世纪20年代那些劫持着“知识分子”一词的书评家所操纵的第二种文化，逐渐淡化到了无关紧要的地步。

活动的中心现在是第三代文化知识分子，他们在进化生物学、基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等领域提出了代表知识前沿的重要思辨问题。我们要让他们为有辨别力的人写作，而不是为整个世界写作。过于简单的线条无法引出复杂性。

P：你做这个系列已经20年了，这种形式有没有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如果改变了，是让你的思维变得更优秀，还是变得更浅薄？

B：我学到的一件事是，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呢？詹姆斯·李·拜尔斯曾说过：“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是不是足够聪明能提出这个问题？”Edge是一种对话。我们一直在找能激发意想不到的回答的问题。那些我从来没有想到的答案让我格外惊喜。

一个好问题的艺术在于在抽象化和个人化之间找到平衡，问一个有很多答案的问题，或者至少有一个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问题要足够深入，鼓励抽象一点的回答，而不是细致到类似于早餐这样的细节。一个好的问题鼓励以经验为基础来回答，但是要比具体的经验要更宽泛一些。

P：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大众和精英的差距好像越来越大了？

B：毫无疑问，1%（或者更现实一点，0.01%）的人和世界上其他人之间悬殊的财富差异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导致了心理上的不适，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对金钱的重视令人感到沮丧。贝特森曾经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发明中，商人是迄今为止最乏味的人。”

P：你最大的人生经验是什么？

B：要敢于做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