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蝴蝶勾上高山的男孩

吴呈杰

我时常会想起4年前那个冬日的下午。

我坐在物理竞赛的考场上，面对一纸的公式模型深感绝望。那时我高三，在全校最被寄予厚望的理科重点班，成绩又在班里数一数二，参加竞赛是所有优等生的义务。几乎是学生时代的唯一一回，我打算反抗：把试卷翻到背面，“唰唰唰”地写起了小说，起名为《北京以北》。故事在我脑子里积攒了有段时间，是一个生于江南的少年，偶然发现自己是京城旗人后裔，于是北上寻找祖辈的谎言和真相。

小说被我顺手投去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意外入选，再是去上海参加复赛，拿了一等奖。出版商找上门来，说能把我包装成畅销书作家，我没怎么考虑就拒绝了—事实上，那篇《北京以北》写完后我再没勇气读过，它是一个前17年都在贫瘠和庸常中度过的男孩的幻想产物，前头是光辉夺目的伟大名字，怎么能有资格和他们共享“作家”的称号？

我继续顺着“品学兼优尖子生”的路子撒腿狂奔，仅仅把那个冬天视为正确路径以外一次还有点意思的变轨。高考中我发挥不错，得了江苏省理科状元，有些当地媒体来采访，问填报什么专业，想更贴合这个热气腾腾的时代，又想继续写东西，于是我答：“新闻吧。”

不幸，我再次当了逃兵。你有什么能力写作？这个念头又从我的脑袋里钻了出来。记者劝，做新闻累，大人说，金融稳当，ok，那就读呗，我报了全国分数线最高的商学院。

在商学院过得并不开心，像念理科的高中三年，被箍在了一个“没天赋没兴趣但结果还可以”的魔咒里。命运奇诡无常，我在大二上来《人物》实习，如同坠入爱河，从资料整理做起，做周边采访、写新媒体稿、写短报道，再到现在独立做长报道，兜兜转转，又把我推回到写作的路上。进步肉眼可见，但“何以写作”的困惑一直都在。

这个困惑的部分解决是在这个月。我为《人物》杂志操作了作家双雪涛的报道，双雪涛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受瞩目的新星，他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也是2016年我唯一一部完整读完的国内小说。和双雪涛的四次见面极其愉快，捕捉到彼此的频率后，我意外发现，他拥有和我相似的履历线：中规中矩的好学生面貌，大学读了父母倾心的法学专业，他的第一本小说（同样能被归入幻想文学的范畴），则是在乏味的银行职员岁月时写出来的。

我几乎不可遏制地问了他“何以写作”的问题，他歪着头想了会儿，向我讲述了写处女作时震颤而又迷人的感受：“我常在深夜里战栗，因为自己的想象，和自己超越自己的想象，自己给自己的意外，现在回想，那真是太令人怀念的夜晚，一切存在未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

这是创作的巨大乐趣，而我一直在用近乎刻意的躲闪来回避它。这和你的天资无关，和你的年纪无关，和你的成长轨迹也无关，仅仅是写，继续写，一直写。我们常常以为创作是“有故事的男（女）同学”的特权，恰恰相反，它是对每个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力的礼遇。

最近我在阅读挪威作家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他受困于“编故事”能力的丧失，决心用普鲁斯特式的自传体记录过往每一个日常时刻：第一次射精时闻到的海洋的气味、为孩子换纸尿布这场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像爆裂开的一根水管的父亲的死亡。这些时刻在他的叙述下笼罩着淡淡的、半神启的光晕，就像克瑙斯高自己所说的那样：“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了其中所含的細节以外，一切总是同样的千篇一律。”

我无法确认自己何时才有在笔端召唤记忆的勇气，但可以得知的是，我会成为一名忠实自我、忠实内心的写作者。如同双雪涛喜欢的那个斯坦贝克的比喻：作家最好的状态是追逐蝴蝶的男孩，被蝴蝶勾引上了高山。

从少年时代的余烬走出，上山的路大概有一生那么漫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顶点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