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伪装”

苏骊清

21岁的谢仁慈小姐最爱的口红是迪奥蓝金999，奔放又浓烈的正红色，出门必涂。挺扎眼的，可谢仁慈不在乎：“你不觉得我本身就很扎眼吗？”她歪过头盯着《人物》记者问，辫在短发上的三根粉色绒线从黑色中跳脱出来。

这个西南政法大学的大四学生，身上还有比红唇更扎眼的地方。膝盖往下5厘米，她的右小腿被假肢取代，杯状的接受腔包裹住残肢，连接接受腔和假脚的是一根硬币粗细的金属棒，蓝色，闪着金属的光泽—她的假肢外没有伪装肌肉的海绵包装。

9月9日，在离杭州火车站最近的一站地铁站里，游人挤成一团，《人物》记者和谢仁慈走在人潮中。路人大多先是注意到谢仁慈走路时上下耸动的肩，紧接着目光向她的腿扫去，露出混杂着惊讶和“原来如此”的表情。有些人会小心地抬眼看看她的长相，再迅速挪开。

大部分人没见过假肢包装内的样子，也没见过她这样明艳的肢障者。2017年5月12日，谢仁慈在知乎上回答了问题：“如果穿短裙把两个腿的假肢露出来，走在大街上会怎样？”那个5000多字的回答有3万多人点赞，她的微博也因此增加了2万多人的关注。

并不是每一个残障者都会像谢仁慈这样把自己的残缺展露出来。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至2010年末中国有2472万肢体残疾者。但这个数字的巨大不易被感知。他们选择把残疾隐藏起来。假肢上的海绵外包虽然并没有辅助行动的效果，但对于大部分肢障者来说，它真正重要的功能是，长裤一遮，完全可以伪装成健全人。

直到2016年9月份，谢仁慈都和大多数肢障者一样，用海绵和长裤遮住与他人的不同。伪装成健全人，她绝对精于此道，早在4岁那年，疾驰而来的大货车让她失去了右小腿，来拉她的妈妈失去了左腿。

伪装一度很好地保护了她。6岁时为了上小学，谢仁慈曾遮住假肢伪装成健全的孩子，但到了二年级就重新拄起了拐杖—她的身体还在长，假肢要跟着换，母亲蒙燕付不起更新的费用。谢仁慈起先不愿意，怎么跟老师同学解释呢？突然没了一条腿。蒙燕给女儿两个选择：要不拄拐，要不就别去上学了。第二天，谢仁慈选了拄着拐去学校，蒙燕陪她到校门口。同学们一下子挤上来把谢仁慈围住，“仁慈你的脚呢？”“你的脚怎么了？”谢仁慈站在中间被来回打量，脸一阵白，一阵红，不说话。

她开始明白目光的重量。没出车祸前她是个孩子王，总能得到别人的关注，现在她却希望没人注意自己，最好缩得谁也看不见。她不再穿从前最爱的红色、橙色，转而选择了灰暗的冷色系。初中时那条两边都是教室的走廊是她的噩梦：下课后，走廊被挤得只剩窄窄一条，谢仁慈走过时，两排目光迫过来，窄路更显逼仄。她开始选没人的时候去卫生间—一下课就去或磨蹭到上课前再回来。

那段时间，谢仁慈艰难地和心里的恐惧打交道，同时还要分出心思应对实打实的困难。父母离异后，她跟着蒙燕生活，母女俩靠一个小理发店维持生计，曾经连着一礼拜只能吃白水面条。

谢父是个糟糕的丈夫和父亲。21年了，谢仁慈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不超过一年。父亲在监狱中进进出出，大多是为朋友打架斗殴砸场子，拿刀捅人，被人捅，肠子流出来了自己塞回去，继续打。

作为女儿的反面教材，谢父如影随行。谢仁慈小时候一犯错，蒙燕就会边下狠手打她边厉声问：“你是不是要变得和你爸一样？！”因此谢仁慈谨慎地提醒自己不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不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不做不能承担后果的事，不“像动物一样活着”。

谢仁慈讨厌父亲。她记得，父亲从不许她哭。在她流泪时，父亲会暴怒地训斥：“你的眼泪想流给谁看？”在谢父眼里，哭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就是为了讨饶，在他那个丛林世界的法则里，这是可耻的懦夫行径，更值得被胖揍一顿。

这种训斥，反而助长了谢仁慈的反叛。父亲骂她，就骂回去；打她，就打回去。有一次谢父酒后与谢仁慈争吵时紧紧掐住她，谢仁慈梗着脖子怒吼：“有本事你就掐死我啊！”谢仁慈咬着牙逼自己强大，将脆弱的部分深深地藏起来。

但脆弱总在不经意间将她击中。

高中时，谢仁慈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书生气，眉眼周正。她放学后悄悄走在他后面，想多看他两眼。这场暗恋终结于高二那年学校办的交谊舞会。那天在操场，她作为班长监督同学们为舞会做准备，习惯性去找那个男生的身影时，却看到他拉着一个女生在跳舞。

谢仁慈小时候学过几天芭蕾舞，失去右小腿后就没再继续。十多年间，她忙着对付生活的一团乱麻，没有细细咂摸过这件事的意味。此刻，她发现那个真相竟在这个拐角静静地等着她：拿着拐杖的她，从一开始就失去和喜欢的男孩子跳舞的机会了。她和别人的确是不一样的。无论她再怎么遮掩、坚强，都无法改变这个簡单又决然的事实。

她心里咕嘟咕嘟冒着酸水，悄悄躲到图书馆里哭。哭够了，她决定，既然逃不开，那就逼自己去面对。像应对父亲的粗暴一样，她选择了硬碰硬的方法，既然怕人看，那就干脆站到最可怕的眼光前，看到底会怎样。

大一那年起，谢仁慈开始拄着拐杖，去逛高档商场。走进第一家奢侈品店时完全是硬着头皮的。导购们反复打量她，看完腿看脸，看完脸看腿，她们还窃窃私语，没有一个上前推销。有一瞬间，谢仁慈感到极度的恐慌，腿不知道往哪放。但那一瞬过后，她突然笑了出来。她发现，这些想象中可怕极了的眼神和她见过的大多数眼神一样，惊诧、刻薄、偷偷摸摸，毫无新意。她轻蔑地想：“原来也不过如此”。渐渐的，旁人的那些打量开始显得稀松平常了。

2016年9月，她去买衣服，像往常一样，她戴着假肢穿长裤，走在路上几乎没人能发现。但导购还是看出了异样—谢仁慈残障得早，发育时左右身体受力不均，所以左腿粗，右腿细。导购趁谢仁慈不注意反复打量，谢仁慈抬头回看时，她又飞快把目光挪开。谢仁慈已经记不起导购的长相了，但她依然记得那种打量。“就是那种眼神你知道吗”，谢仁慈模仿了起来，头扭到一边收起下巴，眼睛向上看，黑眼球几乎翻进眼皮里。

那一刻，谢仁慈突然感到了不耐烦。她厌烦对方不坦荡的眼神，也厌烦了自己的遮掩。既然反正都要被发现，还遮遮掩掩干什么？

她还是买了条裤子。回到住处，她把右边裤腿刻意剪到右腿膝盖以上，假肢上的海绵包装也一并剪破，随意扔在地上。淡定地做完这一切后，谢仁慈睡了一觉。第二天，她穿上这条裤子，戴上只剩一根金属棒的假肢，去见朋友。

出门前她没照镜子。走在路上，很多人看她，她也觉得无关紧要。她心里尚有一点忐忑，是她撕掉伪装后见到的第一个朋友会怎么评价她。结果朋友看了一眼她的腿，轻轻松松点了点头：“这小腿挺酷。”

此后，谢仁慈再也没有把海绵装回去过。撕下来前以为是件壮举，但真的这么做了也就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她发现，就这么把自己的脆弱袒露出来，反而给了那些注视的目光释放善意的机会。在北京她遇到一个摇滚大爷，特意迎面走来对她说：“姑娘，我觉得你特有自信特美，我很欣赏你。”阿姨大妈们也会大喇喇地跟她拉家常：“哎哟姑娘你这腿……伤着啦？”当然那些惊诧的打量依然没有少，但谢仁慈会找机会和对方对视，然后理直气壮地发问：“怎么了？”

她选择了把最脆弱的地方暴露人前，就不必再怕别人发现她的脆弱。她带着一阵快意将每一条裤子都剪掉了右裤腿，冬天的裤子也不例外，“就是要露出来。”数九寒冬中，大腿上露出的一小截肉被冻得通红。

母亲蒙燕心疼：“崽啊，为什么非要剪成这个样子嘛？”“妈妈，我们做人就是要坦坦荡荡。”谢仁慈劝蒙燕也撕掉，蒙燕摆摆手：“年龄不一样嘛，我做不到。”这是条鸿沟，母亲选择留在此岸，女儿选择了跨过去。

谢仁慈开始尽情地美。把之前想穿却不敢穿的都买来穿；她不再穿长裤，而是像小时候一样，一年四季裙子轮流换；还剪了一个利落的短发，换掉了从前寡淡的黑长直。

她更期待一个健康、有力的身体了。她迷上健身，希望练出一副欧美女性的健美肢体。谢仁慈不喜欢皮包骨身材，站在镜子前看到自己“大胸大屁股大粗腿”，她会觉得还不错。

谢仁慈的健身近乎自虐。比起露出假肢需要跨越的心理障碍，健身时感受的则是真实的痛楚，殘肢和接受腔摩擦的痛感会因为剧烈运动成量级增加。她是用现有身体能提供的机能一次次推动那条“能”与“不能”的边界。过去她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少了条右腿，这是很悲剧的事，注定与很多事无缘。”无论是跳舞还是健身。现在，她发现，这些理所当然不过是为缺乏尝试的勇气而找的借口。

撕掉假肢包装半年后，在知乎上，她把自己从遮掩到袒露的经历定义为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明白残障的真正含义、认同自己残障者的身份，争取残障者应有的权益。谢仁慈觉得她的自我认同还远远没完成。她把这比作俄罗斯套娃，她现在打开自己是这个样子，或许过段时间再打开她就是另一个样子。她享受这种充满未知的探索：“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是气喘吁吁，总是想要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舆论场对这个横空出世的“假肢女孩”反应热烈。采访的邀约、综艺和访谈节目纷纷找来。谢仁慈承认这是她预料中的结果，她已经准备好了走进大众审视的目光中。她希望更多的肢障者看到她，意识到“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去选择。”

2016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谢仁慈在微博上写，“Do not be shamed for who you are.”她还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中，她把假肢脱下来，抱在怀里，蓝色的钢管闪着锋利的光，像一把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