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 冒充者张译

陈墨

自闭

落地窗外的天空黑了下来，坐在酒店扶手椅上的张译先生脱掉毛拖鞋，蜷起腿，偎进椅子深处，慢悠悠地讲起北欧童话《小飞人卡尔松》—有一个小男孩叫“小东西”，他满脸雀斑，永远穿着哥哥姐姐淘汰的衣服，不太招人待见。他无意当中发现，自己家屋顶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小房子，在小房子门口坐着一个很胖很胖、很丑很丑的男孩卡尔松。卡尔松每天都在小东西的屋顶上生活着。

卡尔松跟别的男孩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后背有一个螺旋桨，于是卡尔松可以任意地飞行，去偷别人家的肉丸子吃—卡尔松天然就爱吃肉丸子。除了小东西外，谁也不知道卡尔松的存在，他们在一起玩耍，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张译在放学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卡尔松”。那是被大雪覆盖的一个冻僵的死鹅头，“雪白、毛茸茸的，还有小嘴，很可爱的。”

每天放学路上，张译找到它，抚摸它的毛，跟它聊天，回家的时候，再把它藏进雪堆，不让人看见。话题很随机，“比方说路遇一辆自行车，有人摔倒了，可能就会问它，我们要不要去扶，我们要不要去学习雷锋叔叔，不去吗？为啥不去，那好吧，我们就不去了。”

这段友谊因鹅头的意外失踪而中止，而它是张译当时唯一的朋友。张译很早就学会了独处，有很长一段时间，妈妈在家休病假，他不能大声说话，独自坐在半地下室的窗边，玩小瓷人，看小人书。

一道烟花升上夜空，火光照亮了张译半张脸。这是10月22日的苏州，张译正在拍摄管虎导演的抗战题材影片《八佰》。见记者写字，张译突然意识到房间没有开灯，他连忙道歉，说自己是“不爱点灯的人”，黑暗让他感觉舒适。

“你可以把他说成有一点点自闭……比如说一个饭局上面，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回避人群的。”朋友奶猪描述张译的性格。这个在荧幕上活泼外放的实力派多次提及自己的自闭，在剧组拍戏收工后，他最享受的就是独处的两三个小时。

“如果能够让我和猫在一起生活的话，一生我都没有问题，哪怕不见人我都没问题。”再过几个月就满40岁的张译表情诚恳。

如今的张译已经获得过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主演了多部热播电视剧，还塑造了十几部大电影中的黄金配角。陈凯歌赞他“戏比天大”，另一位导演杨树鹏说，“不管你要什么戏，张译都能给你。”

《士兵突击》之后，班长史今的角色火了。他曾在访谈节目中说起，这部剧播出后，他穿着大裤衩出门买鸡蛋，结果被人认出来，他提着鸡蛋兜头就跑，女孩儿在后边猛追，结果跑得太急，鸡蛋在树上撞碎了，张译红着脸继续跑，蛋液顺着网兜往下滴。

直到多年以后，他面对名声和公众喜爱仍旧不够自信。每当有影迷在现场尖叫，主持人问他什么感觉时，张译总是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笑，有些心虚地说，“觉得这声不属于我。”或者“我总觉得我是个假的。”

他常用自黑掩饰这种不自在。上访谈节目率先拿自己的长相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天心情都不好。”他以一种讲道理的语气向主持人朱军剖白：

“这就像一个不成文的法律规定似的，我一定要站在您（主角）的身后错半步，而且我必须要弯着腰，然后要变成一个流氓的形象……然后时代终于给我这种人一个机会了，虽然让我站在中间，但我老特别想出溜到边上去，因为小人物有无穷大的创作乐趣。”

令张译备受好评的《追凶者也》，上映十几天以后，他才自己悄悄地在大理一家电影院看完。另一部电影《亲爱的》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结束时鼓掌时间长达四分多钟，这让张译很煎熬，一遍又一遍地问导演陈可辛：“这是礼貌呢，还是礼貌呢，还是礼貌呢？”

张译承认，每天花在写日记、整理东西上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他时常陷入自我审视，在对自己“你是谁、你到底在干什么”的诘问中，成就感变得平淡，每部作品都饱含遗憾。

演员李晨将张译称作自己在演艺行业里的发小，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合作了12部戏。在李晨的观感中，张译“内心当中有点自卑”，“那种自卑可能是一个个人想象里的自卑……其实他很强大，他只不过是自己不认可自己的强大。”

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克朗斯和艾姆斯提出一个名词—“冒充者综合征”（imposer syndrome），用以描述一种自我能力否定倾向。具有这种征象的往往是社会定义的成功人士，认为自己的能力配不上成绩，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和“冒充者”。

骄傲的公主，可怜的自己

马艺家是张译在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现战友文工团）的室友。1997年，19岁的张译考进战友话剧团做学员，一年半后正式入伍。马艺家在日记里记录了对张译的第一印象：“今天来了一个新战友，叫张毅，这人很不好相处，不跟我们说话，经常趴在那里不知道写些什么东西——此人要防着。”

张译并不拥有惯常的、适合演员的样貌——文工团的老师彭澎回忆对张译的第一印象，“站没站样，站那儿八道弯那种……那么个瘦子，脖子又长，当时觉得这孩子形象不好。”在此之前，张译在哈尔滨话剧院学习了一年，但由于考试表现欠佳，他作为仅有的3名自费生之一加入学员班。

彭澎记得，张译初来报到时看起来挺自信。他爱琢磨，点子多，在哈尔滨时常常因为编排作品的创意收获表扬。但在文工团，张译却因基本功不扎实经常挨批。

童年时对于表演的恐惧记忆又回来了——那時作为音乐教师的父亲总逼张译上台去给别人表演，“我是特别排斥这个事情，老觉得不像别的孩子高高兴兴的，我特别觉得悲催，也觉得特别紧张，每次吃饭都吃不踏实。所以到部队又从事了这个工作，也觉得好紧张啊，每次上台就跟要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兴奋感和幸福感。在台上十次能有一次觉得演戏是开心的这件事儿就很不容易了。”

隐在黑暗里的张译说着扬起手，“心跳得不行，忽然手心出汗了现在，一想就吓人。”

因为写字快，上台紧张的张译被当做会议记录员培养，后来干脆团里的公文报告都让他来写。每一次下部队演出，他还要负责在15分钟之内写出宣传稿并对接给主持人。

“越让你做这些工作呢，就越远离舞台，偶然地让你上台演一次，你就越紧张，越紧张，人家就越让你远离舞台。”长此以往，团里拍电视剧大多是群戏，张译的战友都是主要演员，只有他，二三十集的戏只有两三句台词。

他想尽办法给自己加戏。有一次演话剧，他扮演普通村民，先后尝试了用纱布把胳膊吊起来、拄拐棍、临场发挥踢另一个演员一脚等多种方式，结果除了被导演骂一顿，没有任何效果。

张译开始处在怨恨、烦躁的状态中，老师彭澎找到他臭骂一顿，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张译翻了：“你拉倒吧！你告诉我这不是小角色，你让我在一句‘报告当中找人物？找什么人物！你讲那东西都不对！”

在张译成名以后的访谈节目中，他在部队的蛰伏时常被当做段子一样讲起，出现频率最高、最经典的有两个。

一次是话剧《爱尔纳·突击》的导演五大爷，喝多了酒，临别之际搂着张译的肩膀，苦口婆心地劝他：“你不能再演戏了，你演戏就是个死啊。”

在这部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话剧里，张译是活道具、群众演员、画外音、场记，以及永远上不了台的“袁朗”B角。每晚排练结束，张译最后一个走，假装锁门，不开灯，自己在舞台上把整场戏再演一遍。

还有一次，团里一部电视剧破天荒地选他出演男三号。

当天晚上开大会，高兴得“如梦如幻、欲仙欲死”的张译特意坐在后排，“因为我想低调一点儿”，一个年龄稍大的战友冲他一挤眼儿，意思是说“這回你可抄上了。”

结果大会公布的是，原定执导该剧的导演被开除了。领导在大会上批评，“我们看上的演员她都没有用，不会演戏的她倒都用了，王八瞅绿豆，对眼了。”

张译越听越觉得没脸抬头，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当时我们团的演员，只选了我一个，那什么叫没看上的用了，什么叫王八瞅绿豆呢，这谁是绿豆，谁是王八呢？那其实不言而喻嘛，就只是我一个人嘛。”

第二天，团长找到张译，声明角色肯定要重新选，“（他说）但是我们也有考量，我们要培养你。我一听啥意思？他说我希望你来做这部电视剧的场记。”面对《人物》记者，张译端着茶杯，模仿团长的语气。

当兵最压抑的时候，张译赶上了一次特大暴雨。他悄悄溜出宿舍，在雨里疯跑，一边跑一边自己和自己演戏，一会儿扮演骄傲的公主，一会儿扮演可怜的自己。情节有些曲折——“我”被公主抛弃，在公主窗下慷慨陈词，公主被打动请求破镜重圆，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公主独自哭泣。

张译的奖金

凭借《亲爱的》中韩德忠一角，张译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在后台接受采访时，张译说他其实是“捡漏”了，这个奖也许只是想给一个“很可怜、需要被鼓励的人”。在颁奖现场，张译连说了17个感谢，有些破音地提到了老师彭澎的名字。

在这之后不久，彭澎因为开胸手术住进了医院，一睁开眼，周围全是自己的学生，包括张译“嘻密嘻密那张笑脸”，“跟我笑完了以后，他到外面又哭去了。”

离开医院前，张译把金鸡奖的奖金留给了彭澎的妻子，什么也没说。彭澎知道后也什么都没说，只是用纸把钱包好，写上“张译的奖金”，像《摔跤吧，爸爸》的父亲一样存着。

彭澎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张译入团第三年的样子，团里换掉彭澎，另找了一位老师教他们。“然后张译就觉得可能见不着我了，有一次我遛弯儿，远远看见他们，就看见那个小孩儿‘哒哒地就跑过来。隔着那个松墙，我说回去吧，回去吧，回吧，他就含着眼泪跟着我一直走走走，他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一个孩子。”

在部队，彭澎一直是张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一直在维系着我仅存的一点职业的自尊和自信。当我已经都觉得要向别人投降，我确实做不了演员的时候，是他不死心，永远在说你能做一个演员，是他给我的。”坐在扶手椅上，张译带着些播音腔的语调提高了，这也是他平静讲述中少有的情绪波动。

“如果说鼓励他，不如说是我对他的内疚。”在张译服役10年的战友文工团，彭澎对《人物》说起一件17年前的往事。

2000年，张译进入文工团的第四年，彭澎排了一个小品，张译全程参与，一共4个演员参演，3个得了表扬奖，只有张译因为角色不讨喜没能获奖。他没有告诉张译，其实这个小品是他专门为张译排的。

“就是我这一辈子我欠他一个奖。我觉得我欠他一个，我真的很欠他。”现在说起，彭澎眼圈仍有些发红，他说张译这一辈子需要鼓励，他到现在都觉得，如果当时张译得了奖，后面的事情可能都会不一样。

2003年，张译一度想过放弃表演，改行做编剧。写得最尽兴的一回，他把自己感动到深夜里跪在地上痛哭。然而，已经写了18集的剧本最终未能投拍，协议终止。正当他觉得可能连编剧这个工作也做不了的时候，接到了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民工》的邀约：“挂了电话就觉得天都晴了，不再寒冷了。”

那是2004年，张译多年跑组发出的一张照片流落到《民工》副导演李义华手中，李判断张译适合这个角色，推荐给了康洪雷。

进组后，张译曾怯生生地找到康洪雷，说自己可能干不好演戏这个事情，现在毫无信心，康洪雷告诉他，你只要好好干，肯定是个好演员。不管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好演员，最起码你会变成一个演员。

康洪雷非常注重保护演员的内心，知道张译出戏慢，特意备了超出正常演员3倍的磁带，等他慢慢演、慢慢拍，一场十几分钟的戏拍了一整个下午。拍完，康洪雷从背后把张译整个抱住，这让张译感动至今。

要杀青时，26岁的张译在窑洞里，直到今天他仍能向《人物》回忆起那时的失落：“一想到回去之后，你又像以前无所事事，一个人都没什么价值，就会真的觉得不太想走。”

一年后，康洪雷邀张译参演《士兵突击》。不巧的是，张译在其中的拍摄时间刚好与团里的任务冲突，在脱军装和去拍戏的选择中，压抑太久的张译交了转业报告。

班长史今让很多人认识了张译，最催泪的一幕是，史今天安门前退伍，从拼命隐忍到忍不住大哭，嘴里还含着半颗大白兔奶糖。

那场是全剧的杀青戏，拍摄当天，张译接到单位的电话，告诉他转业报告批下来了，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军人了。那天戏份拍完，张译蹲在地上痛哭，起不了身。

从19岁到28岁，军人是张译最大的标签，当荧幕和现实中的军人身份同时结束，张译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腰里会没有力气，说话也虚。”马艺家理解张译的心情，“就相当于从悬崖上跳下来了，还没有降落伞，我能抓住啥？”

对于张译而言，这是一种熟悉的无力感。

高考以一分之差错失北京广播学院，没有填报其他志愿的张译成了“待业青年”，为了大专文凭，他以自费生身份加入哈尔滨话剧院，彼时依旧怀抱播音梦的他坚信自己不是表演这块料：“人家让你学什么都不好意思，窘迫至极。”

直到1996年的冬天，张译看到了两台话剧，感动得在现场流泪，他震惊地发现，戏剧可以靠它的情境触及一个人的心脏。张译开始到处找话剧剧本，一位老师建议他去北京，“天天都能看话剧”。

18岁的张译只身从哈尔滨来到北京，结果又接连在军艺、中戏的考试中失败，最终等来了战友话剧团的自费生名额，但却始终未能获得认可。

即便拍完《士兵突击》，他的事业也谈不上顺遂，经历了多次签约后角色却被拿掉的尴尬，包括一部电影，因为不是对方影视公司的艺人，公司签约后又毁约了。

也包括一部革命时期电视剧，张译本来要出演一位历史人物。那时的电视剧要求严格，正式开拍前，他与演员们一起来到革命老区进行政治学习，认真做课堂笔记，试图揣摩角色原型。但是，“我怎么都不像是那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人家的子女到剧组来，‘他太不像我爸爸了，我爸是双眼皮，大眼睛，你这……”

导演感到抱歉，专门找到他，“（她说）太对不起了，你看你在剧组都这么长时间……我说没事没事，我就走了。”

如今回看，张译很平静，“没办法，这种事情蛮多的，所以你其实早一点经历这些事儿不是坏事儿。”

安全感

去年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张译饰演法院审判长贾聪明，140分钟的电影，他在接近120分钟时才出场。最后一幕，一群人围住、抓捕范冰冰扮演的上访户李雪莲，李雪莲哭着要坐在地上，一只手紧紧拽住了她的书包带——粗暴、强硬、青筋暴露。有熟悉张译的朋友猜测，“戏这么多，一定是张译的手。”发微信核实果然没错。

黄渤能够理解张译的用力，接受《人物》采访时，他半开玩笑地将张译的成绩归因为“长得不好看”：“有一些面容姣好的演员，可能一回头，人物好感度已经建立完成了。我们完成一回头的这一下（好感度建立），需要20分钟。时间长了，造就了我们要从人物细节，各种方面，可能要比别人多费很多时间和力气去投入。”

2008年起，《士兵突击》的火爆开始发挥作用，张译参演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两部军旅戲，又接连拍摄了几部都市爱情剧，身上的标签从“史今班长”变成“国民老公”，作为热播剧的男主角为人所知。

张译不再感觉到穷和压抑，但他仍然是不够自信的，他用一大串问题问自己：你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吗？如果不让你干这行，你又能做什么？你也没看过几本书，你到底凭什么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

有一段时间，张译不想和任何人交流，独自在家躺了3天，几乎出现抑郁的症状，他自己分析，症结无非是“成功来得太轻易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称“技术流”的张译用严谨到近乎变态的方式做演戏功课。他习惯拍摄前把剧本翻烂，用坐标轴标注人物情绪的起伏。开始拍电影是新人，他在电脑里建了一个题为“对比集”的文件夹，专门记录同一个演员不同角色的表演风格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他喜欢“技术派”的表演方式，判断当下的情景需要什么情绪，就把那个状态呈现出来，这需要他对人的情绪有非常细微的把握。在外地拍戏，张译隔三差五就要戴上口罩出去转转，去景区时，即便可以走快速通道，他也一定要排两个小时队，他曾在接受时光网采访时说：“这两个小时你听着孩子哭，听着老人咳嗽，听着一家叽叽喳喳，听着年轻几个小孩可能还在上大学，就出来结伴儿玩。这是生活，很多将来保不齐就用到角色里了。”

从21年前在哈尔滨话剧院起，张译就开始收集剧本，资料馆里绝版的拿去复印，再自己粘好。到现在，他话剧剧本的收藏量在四五千册，“就是造目录都得好几个月才能整理出来。”

张译害怕太好的评价，这让他感到不真实，他最认同的评价来自贾樟柯。在扮演了《山河故人》里的煤老板以后，贾樟柯用山西话点评：“张老板，能行。”“不是说太好了，太棒了，而是还可以，还ok，没问题，也许可以更好。”张译曾对腾讯娱乐说，这个总结最到位。

近几个月，张译每天在床上睡觉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曾与他合作过的演员王大治记得，张译有时拍完戏回到房间，“因为穿着那个脏衣服嘛，一进门就累得不行，就趴到地毯上说歇上两分钟，起来卸妆，然后吃饭……（结果）往那一趴，一睁眼，天亮了，就要出发了。就累成那样。”

在另外一部与李晨合作的戏里，张译得了肾结石，他们在景德镇的一个酒店住着，李晨向《人物》描述，“老张就是每一天在走廊里面打着点滴……反正每一天我拍完戏回来，就看见走廊里面一个人扶着墙在那儿走路，因为他走不动，太疼，知道吧，太疼了。”

多年来，除了被朋友拖着去海南休息了一个星期，张译没有度过假。“他没有一个休息日，他没有给自己，从来没有放过假。我曾经很多次地都去问过他，你丫能不能歇一会儿，你知道吧，他不歇，就是为了安全感的存在。”朋友奶猪说，“这个安全感并不是说我不拍戏了，这个社会会把我抛弃……他这个安全感就是有一种人这个紧张是我要处于工作或者学习，或者升高的一个阶段，就是我永远想要去汲取或者做事，不然我心会慌。”

他说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过去闲得要死，总希望有工作，总希望忙，我希望挣钱，我希望事业有起色。现在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我干吗不珍惜呢？”

分裂

张译很难闲下来，除了工作，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比如：把抹布像叠军被一样叠成豆腐块；把想看的电影按照国别、导演、所获奖项分类，再按照目录存放在硬盘里；手机里560多个App必须是最新版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时间连上无线网，一个不落地进行更新；以及把App们严格按照类别分好，再遵循飞机对飞机头，火车对火车头等原则把图标排布完美。

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秩序感。摄影师吕海强与其合作过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气氛放松的化妆间里，张译笔挺着腰站在化妆台边用手机打字，摄影师推断，这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给人感觉，他是一个很设屏障的人……很明显，他就是那种抗拒周围的人。”

吕海强想要用格子箱制造一个紧凑的空间，把腰永远笔直的张译压进去，看看能不能激发出另一个他。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制片人燕子的观察中，张译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拿着手机攒成一团儿，闷头做自己的事，他们总结“张译有三宝：手机、电脑、大花猫。”

张译养了7只猫，猫是他的精神支柱和同伴。猫们有个专门的卧室，与张译的卧室相邻，“我专门在墙上为它们掏个洞，有一个通道，这样对于它们来讲是尊重的。”

张译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猫，“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些，或者难受的时候有可能会多一些。高兴的时候就玩命地跟你玩，管你烦不烦呢，就跟你玩。”

这种分裂时常明显地区分为休息、工作两种状态，张译曾在访谈中剖白，自己的内向和不善于打交道主要是在生活中，“比方说我有电话恐惧症，我生活中特别不愿意接电话。但是如果是在工作状态中，任何一个电话我都会很亢奋地接起来。”

几乎每个老友都能讲出与张译互相挤兑的故事，他时常是整蛊行动的发起人，也时常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他真的特别像干脆面，又不敢捣太大的乱，但是又时时刻刻想搞惊喜，他就是那个干脆面，小浣熊。”李晨总结。

编剧史航曾在各种场合讲过张译“欺负”人的故事：“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时候，全组人都在玩杀人游戏，范雷、张国强、王大治都是个中高手，张译却从不参与，他认为这游戏让彼此丧失信任。这理由太君子了，我们都尊敬地看着他。张君子说完，就一脸坦然地拿个小喷壶去欺负打瞌睡的化妆助理了。”

今年上半年，张译几年前接受《静距離》访谈的一段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内容是张译讲在《好家伙》剧组的往事，他组织成立了“妖精会”，带着一群人“欺负”另一群人，“胁迫”造型师、服装师等女孩子“入会”，有人不同意加入，被他塞进缸里。

这段讲述被冠以“霸凌女性”的解读在网上迅速发酵，张译在知乎上发布长文，讲述剧组朋友间玩闹的背景，并向涉及的女孩们道歉。

得知此事，“妖精会”成员、女演员瑛子一夜没睡，她在知乎发文，表明《好家伙》后期环境恶劣，还发生了事故，处在一种很疲惫、压抑的状态下，张译带头调节情绪，是在困苦的环境自娱自乐互相取暖的方式。

在瑛子看来，张译组织“妖精会”其实是照顾女性的一种方式。有化妆师身体不舒服跑得慢被催，张译会以“老大”的身份提醒其他工作人员不要欺负她。“他很会观察人，就是比如说你状态好还是不好，完了以后他就会很护着她，这一天都不带让她动的。”

长久以来，张译是周到、礼貌、紧绷的。据几年里数次采访过张译的记者回忆，早年间采访张译，这位情商极高的男演员周到地照顾在场所有人的情绪，然后开始讲段子，抛出一个，看旁人的反应，包袱没响就再抛一个。“张译不是有偶像包袱，是有‘做人包袱，感觉他特别希望所有人都喜欢自己，话不能掉地下。”这位记者感觉张译甚至有点“取悦症”。

这种以化解尴尬为己任的人格在多位老友处得到证实。史航认为，在剧组玩闹，一方面是张译想要调和气氛、让工作环境更放松，另一方面也是张译建立安全感的方式：“其实他就是有一点腼腆，但他为了战胜自己的腼腆，只好拼命需要自己是厚脸皮，见面就先得瑟。”

再次关闭

“妖精会”风波中，张译宽慰瑛子：“我又不是人民币，哪能人人都满意。”但瑛子发现，从此他不再叫瑛子“妖精会”里的名字“小七”了。

好友史航感到心疼，“我觉得你看他现在微博中间那种小心翼翼的东西，这不是说明星光环给他带来的，是明星光环不可能强加给他的，恰恰是丰富的复杂的网络人际环境给他带来的。”

这个喜欢接触人群的男演员曾经考虑过关闭微博评论，他研究了一下微博的舆论生态，常在别人微博下骂人的ID，却很少在自己主页上发骂人的内容，“所以如果关掉评论，别人就必须要转发你的微博，在自己主页上骂，这样时间长了，他们就不在你这骂了。”

采访前两天，张译晚上剧组收工后看了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采访当天，他打算再看一遍《天书奇谭》。他已经习惯了独自度过在剧组的休闲时光。“反正就是再玩儿、再闹，可能以后也明白了就是别去跟别人说。但是现在这个信息太自由了，你说不说的有可能别人都知道，那就老老实实自己玩儿自己的吧。”张译苦笑着说。

“有一句话叫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他不会把自己的负能量太多地分享给别人。”相交十几年，李晨只见过一次张译难过，但涉及私隐，李晨不想说。

半个多月前，张译和黄渤在青岛遇上，两人买了啤酒，坐在酒店里对着大海的窗前聊天，喝得有点多。拍《亲爱的》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岛上共度一夜，在海边跑，黄渤还放了很多孔明灯。

这是张译在工作缝隙中少有的休闲，曾经不那么忙的时候，他喜欢在夜里开车出门，车上备着几个袋子，在路上为白天被车撞的小动物收尸，这个过程，被他称为“心灵按摩”。

而今，他很少有條件和精力享受这样的独处。晚饭时间，保姆车提前等在酒店门口，张译戴上口罩，上车，从一个密闭空间转移到另一个，他说很不喜欢被人认出来，“因为很多人的眼神，让我觉得好像在看动物。”

这位成立了自己工作室的老板小心地用规则维护安全和自由的边界，比如家人坚决不能介入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对外接受采访，以及坐在车辆后排也一定要系安全带。

2013年，他出了一本半自传性质的书《不靠谱的人都爱说如果》，写自己的童年与周围人的趣事，还有对生死的感悟。

像是划了重点，在此前几年直到今天的访谈中，张译所有的表达，几乎都是书中段落、段子的背诵。穿着普通话构筑的铠甲，张译娴熟地挡开一个又一个试图探寻他内心的问题，用缜密逻辑把对话内容严格地限制在自己允许外界知晓的范围之内。

4小时的访谈，能明显地感到，谈话的口子渐渐关闭了。张译谈兴最浓的时刻，是聊起他的童年。鹅头消失以后，他又有了另一个放学回家的伙伴，是同班的一个男孩。他们经常去工地上的石料堆，互相扔鹅卵石模拟“作战”。

一次作战中，小伙伴用鹅卵石击伤了张译的额角，鲜血直流，他跪在地上请求张译不要告诉家长和老师，张译保守住了秘密，但不知为什么，友谊还是中断了。

“来自于朋友、同学、老师的影响，家长的影响，也会帮助塑造你。所以我们的身上很有可能这块皮肉是同学给的，那块皮肉是朋友给的，很有可能是这样。”张译看着自己的手，有些出神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