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3
张文慧,刘玮琼
(1.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61;2.石家庄城市经济职业学院,河北石家庄 052165)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对肉蛋奶需求也随之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饲料生产国和消费国。但目前饲料产业对上游依存度较高,易受到贸易摩擦等风险影响。同时原料进口快速增长,而外贸出口增长相对稳定,造成饲料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且国内饲料企业处于微利竞争状态,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政策支持,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饲料产业获取新的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或与外方合作的形式在国外开展基础建设工程、投资制造或加工等产业以及其他形式的经营活动 (袁丽梅,2016)。本文中饲料产业国际产能合作是指在“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对产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以产业转移或技术转移、合作等形式将产业或技术输出到沿线国家,并在该国建立产业体系和提升其产业水平的过程(曾勰婷等,2017)。在国家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我国饲料产业对外发展的地理空间,2017年发布的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提出了在中蒙俄、中巴等六大经济走廊的框架下,以企业为主,以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为载体,实现与沿线国家在资源、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1.1 总体概况 目前我国饲料产业发展仍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在“一带一路”市场的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以资源互补、资本投资为主(丁琳琳等,2019)。饲料贸易方面,首先,进口产品主要为饲料原料,大多来自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法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张琼,2019)。近年来上游原料中的蛋白质饲料(大豆等)及能量饲料原料(玉米等)已转向净进口,且进口速度增长高于世界水平(汪洋等,2020)。其次,出口增长则较为缓慢,目前在豆粕、制成饲料、部分饲料添加剂等方面具备产品出口、产能转移优势,如饲用氨基酸和维生素产量占据全球前列(北方牧业,2018)。出口对象主要是日韩美等国家,进出口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量比重都较小(张琼,2019)。第三,产业结构方面,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不断下降,国内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尤其是2019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饲料产量及产值出现下降,导致行业的洗牌,但集中度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虽然我国的部分头部饲料企业已经走出海外成为国际化企业,但从整体上看,多数中小饲料企业仍然以小规模、低效能、低利润率的发展模式为主,国际竞争力较低。
1.2 产能合作现状 根据沿线国家各自要素禀赋的不同,我国饲料企业与各国的产能合作可分为三类。一是基于所在国丰富农业资源的互补类合作;二是基于所在国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密集型产能合作;三是基于所在国食物消费市场、养殖业需求的产品贸易性合作。从地域上看,东南亚是我国饲料企业对外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具体来说,我国饲料产业与各区域的产能合作现状如下。
1.2.1 东盟10国 泰国是我国饲料原料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印尼、越南分别是我国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我国饲料头部企业在新加坡等较为发达地区建立海外总部、子公司等,为东南亚、南亚地区等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印尼、越南等欠发达国家为传统养殖区,但饲料产业发展较晚,人力和原料成本低廉,我国企业较早进入了该地区投资工厂进行饲料生产与销售。
1.2.2 独联体7国 除俄罗斯、白俄罗斯外,这些国家人均GDP大都低于5000美元,土地等农业资源丰富。其中俄罗斯是我国能量饲料进口来源国之一,我国则向其出口制成饲料及添加剂。乌克兰是我国最重要的玉米进口来源国。
1.2.3 南亚8国 除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外,多数国家属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农业技术落后,劳动力资源丰富。其中中巴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属于我国“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六大经济走廊。印度是我国饲料企业产品出口及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
1.2.4 西亚18国 西亚18国大部分地区人均GDP较高,较为发达,与我国以产品贸易为主。
1.2.5 中亚5国及蒙古 中亚5国及蒙古多为欠发达地区,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甚至有闲置。目前产能合作以涵盖土地租赁、订单式农业,以及饲料加工制造的粮食种植加工基地等形式为主。
1.2.6 中东欧16国 中东欧16国为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的较发达地区,商业环境较为成熟,农业技术先进。部分饲料企业为接近欧洲市场并减少贸易风险因素,在这些国家投资饲料加工工厂。如波兰也是农业大国,可直接免关税出口欧盟。
下游养殖业规模化加速,自配料比例增加,导致我国饲料产业内部竞争加剧,利润空间逐步被压缩,产业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逐渐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饲料企业只有加入到 “食品全产业链”才能获取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终端品牌价值 (叶元土,2019)。相应的我国饲料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除产品进出口贸易外,还可以根据其产业链的延伸程度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2.1 加工制造产能转移 在海外投资设立饲料加工、制造厂,这种形式的产能转移是目前饲料行业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主流形式。按照投资目的不同,又可分为以靠近原料产地,或降低成本、开拓市场为目的,在向东南亚、中亚等欠发达地区投资饲料加工厂;或以接近发达国家市场、降低贸易风险为目的,在中东欧等地区投资建厂。按照投资载体不同,可以划分为:(1)借助国家级境外农业合作园区、自贸区等作为主要平台进入,降低成本,规避国际贸易壁垒的方式;(3)部分具备国际化能力的饲料企业直接在海外投资建厂;(3)与养殖业、农机等中资企业抱团出海,共同投资等。其中,第二类投资形式较为常见,企业往往会采用先通过经销商在东道国销售产品试水,经过充分论证后,采用与经销商或当地其他企业合资,在市场就近区域开办工厂的形式。但生产产能转移并不意味着将低端、环保不达标等落后淘汰产能进行转移,而是将我国相对先进的饲料配方技术、生产技术与东道国资源禀赋相结合,互为补充,互相提升。
2.2 产业链上游整合 饲料产业链上游的参与者,包括种植农户及企业,粮食贸易中间商或平台等。相对于我国目前饲料原料来源高度依存于美澳等国的现状,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向上游产业整合,一方面可以使原料进口多元化,降低单一来源风险,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取更高的价值。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首先,较为常见的是海外农业开发,即购买、租赁海外土地进行饲料原料粮的种植,之后在产地就近建设配套加工厂精炼加工,形成一定规模的粮食种植技工基地,成品销售本地或出口到中国,后者比例目前还较小。这种方式能够缓解国内农田压力,对国内进出口及消费影响较小,有利于提高饲料从业者的收益(周海文等,2015)。但同时由于土地问题较为敏感,且中国企业较之欧美企业知名度、信息透明度较低,往往会遇到政治、舆论阻力,特别是在中东欧等较为发达地区。其次,通过并购原料粮交易环节的粮食贸易商或平台,控制原料粮的渠道,获取定价权。这一模式常见于北美及巴西等我国主要采购来源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过程中,这种方式除了可以帮助我国企业稳定原料来源及价格外,还可以借助平台触及到产业链最上游的种植农户,进而可以与饲料添加剂以及饲料机械等相关产业进行合作推广。
2.3 产业链下游整合 饲料产业链的下游包括养殖业,以及终端流通、消费领域。饲料与养殖产业一体化经营是欧美国家饲料产业的主要形式,是我国大型饲料企业的主要转型发展路径,也是在下游养殖业规模化以及一体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虽然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链延伸主要表现为并购欧美、澳洲等发达国家品牌,并部分反向出口到国内,但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食品消费水平以及本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单纯的投资设厂式的产能转移可能会逐渐消退,产业链形式的输出与产能合作最终能够为我国饲料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2.4 总结 本节依据产业链理论,总结了我国饲料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中使用的三种模式。依据东道国不同的经济及消费水平和饲料产业的发展情况,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能力选择不同的模式展开合作,但根据国际以及国内产业发展规律,提前在东道国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布局,是企业培养国际竞争力重要的长期战略。
3.1 饲料企业自身问题 首先,目前饲料企业在沿线国家的产能投资仍主要以资源、市场获取为目的,缺乏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产业链输出、自主品牌输出不足,东道国的品牌建设、售后服务等滞后。农业投资本身经营周期就比较长,以产品贸易等短期获利为目的的布局无法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发达国家饲料企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而我国则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原因在于我国饲料企业普遍微利经营,饲料配方单一,产品技术多为引进、仿制,技术研发投入较少,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市场上被替代的风险较高。最后,沿线国家国情差异较大,而我国饲料企业缺乏足够的国际化经营人才储备。
3.2 投资环境问题 从投资环境来看,部分国家在政治稳定、政策连续性等方面有较大政治风险。一些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农业基础建设水平较差,同时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此外,部分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设立的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我国饲料等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国际要求差距较大,制约了我国饲料产业出口的发展(周叮波,2018),食品安全问题也容易损害“中国制造”的声誉,不利于企业对外投资。
3.3 生物安全问题 与沿线国家合作可能引发的动物疫病等生物安全问题也非常重要。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我国养殖业、饲料产业都造成重大影响。
4.1 提高我国饲料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建议首先应当进一步提高国内饲料产业集中度,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培育一批规模较大、产业链布局较为完整的大型企业,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议价能力,以及技术投入水平。其次,企业应当进行长远布局,一是培养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二是提前在沿线国家进行饲料产业上下游的布局,三是提升国际化投资能力,如完善对东道国的调研,重视政治、文化、产业如养殖业差异等。
4.2 政府在国内外的政策、平台支持 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可在资金、政策、宣传、企业引导等方面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为饲料企业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提供支持。
我国大豆等饲料原料对少数国家的高度依存,成为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热点议题。在此背景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开展产能合作,开辟新的上下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现状出发,基于产业链理论,提出了饲料产业产能合作中的三种主要模式,并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由于我国饲料企业与沿线国家合作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部分模式缺乏足够的实际案例分析以及数据支持,是本文主要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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