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以劬劳之躯挽救法治尊严

钱杨

“死磕已经是我本人的需要了”

2014年8月22日念斌案第5次宣判。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在电话里喊了一声“张律师”之后泣不成声，这让张燕生女士条件反射般地紧张起来。过去6年，每一次听完对念斌的死刑判决，念建兰都疯了似的给她打电话，嚎哭声令她如遭锤击。又一次听到宣判现场传来的哭声，张燕生几乎乱了方寸，“又死刑了吗？是不是又给判死刑了？”几秒钟后，她听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回答：“念斌出来了，念斌回家了。”

2006年，福建省平潭县村民念斌被怀疑投毒致死邻家两名儿童。此后8年，他历经10次审判，4次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终于在今年8月迎来无罪释放的终审判决。

念斌案占据了律师张燕生20年职业生涯中宝贵的6年。这期间，她付出了难以量化的智慧、辛劳和情感，承受了一名中国刑辩律师可能遭受的所有愤怒、沮丧和绝望。最初，张燕生只为保全一个年轻人的性命而履行辩护义务，但到后来，这场战斗的意义升级了，她把自己作为律师的职业荣誉当作筹码加了进来，2012年后，由于念家无力支付律师费，她决定免费为念斌辩护，因为“死磕已经是我本人的需要了”。

更重要的是，张燕生通过对已有定罪证据的分析和判断，确信念斌无罪，因此“绝对不能容忍冤案”。2014年11月，3个月前宣告结束的念斌案忽然有了新动向—并不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所期待的对违法、违纪的警察启动追责的消息，相反，念斌被当做犯罪嫌疑人限制出境。念斌询问才得知自己在9月1日—他获得自由的第11天—已被福建警方重新列为犯罪嫌疑人，理由是发现了新的证据，虽然具体不方便透露。张燕生对此震惊，但并不担心，“只要他们（指福建公安）能秉公执法。”但也难掩愤怒，“有谁相信他们‘找到了新证？这个行为除了‘泄愤还能有其他什么解释呢？”

《人物》记者曾在采访中问过张燕生，如果2014年8月22日，她接到的是念斌第5次死刑判决，会怎么样？她回答说，自己还会接着往下打，毫无疑问。可什么时候才算完？她不知道，唯一能确定的是，“不会停下来。”对于可能开启的念斌案第二季，她也不打算回避。

对是非观洁癖般的坚持可以从她童年时倔强的性格中找到源头。10岁左右，她曾因父母把某个并非由她造成的错误安在她身上而离家出走。她无法接受这个不存在的“罪名”，在深夜沿着一条河流走出数公里才被家人追回。

“这一穴打过去，难以翻身”

回到念斌一案，张燕生的这种执着具体表现在证据审查上，她认为，正是自己和其律师团在重新梳理证据中的重要发现促使法庭最终纠正了此案。

最后一次开庭前，张燕生用小四号字体梳理了一个长达数米的文档，把案卷中每个侦查人员的每项行动都按照时间排列下来。于是，她发现了某核心办案人员屡屡在同一个时段现身不同的工作现场，在看守所提审念斌的同时也在医院访问证人，同时也在采访死者家人，最多的时候分身5处。

以同样笨拙的方式，张燕生和她的同伴们发现了侦查录像的问题。水壶被怀疑是念斌投毒的关键物证。检方前后数次更改提检水壶的时间，最终咬定在8月8日送检。她从两小时的录像中揪出了其中一帧图像，图像显示在念斌被带到现场指认的8月10号，水壶仍在原地。这就是说，检方并未将物证送检却出具了鉴定报告。

类似瑕疵比比皆是：通过对比字迹，张燕生又发现几份鉴定报告中检验人员的姓名由他人代签。通过一帧帧查看念斌的认罪录像，律师们发现问询的警察居然未卜先知。后来证明这段录像被人为剪辑过，缺失1个多小时。

张燕生把刑辩律师研究案子比作考古。像考古学家与年代久远的头盖骨跨时空对话一样，律师进行的证据审查也是一场场旷日持久的对话。“我每次在解读这些东西，包括他们（指办案公安）装订卷宗，为什么取舍，取舍掉这个，而拿掉那个，为什么掩盖掉这个，而拿出另外一个东西，我跟他（指办案公安负责人）有很多的对话，我一直在跟他对话。”通过念斌案的证据审查，张燕生总结了两条经验，“凡是违反逻辑的，必有问题”，以及，“绝对不要低估警察。”

将检方证据链最终击垮是一个待解的谜团。根据一组质谱图显示，两位儿童死者的血液、尿液、呕吐物中都明确有氟乙酸盐（fluoroacetate，鼠药的成分），而胃中却没有。张燕生找到的北京专家指出这个问题蹊跷，但未能给出解释。

终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福建高院在大半年内没有任何动静，判决迟迟不下。张燕生心里记挂着疑团，担心法院借此维持死刑判决。焦灼僵持中，她和念建兰决定去香港进一步求证未解之谜。他们找到了香港权威毒物鉴定专家莫景权，后者给出的调查结论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

香港专家莫景权的结论：“基于整体分析的结果， 由于现场 （如粉末、黄色液体， 以及用以煮食的水等等）以及呕吐物中皆未有发现氟乙酸盐， 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盐曾被使用过。”但为何检方在死者血液、尿液、呕吐物这3个关键物证中检验出了这种化学物质？香港专家对于谜团也作出解释，结论是爆炸性的：血液、尿液、呕吐物这3个证明死者死于氟乙酸盐的最关键的物证检验中，血液和呕吐物的质谱图竟是一图两用，两张图的检验数据完全一致，检验时间分秒不差，在尿液检测中，检验人员用标准样本替代了尿液实物做检测。张燕生这才记起，此前一位北京的专家曾对这份尿液质谱图发出疑问，说这几乎是一个标准图，纯净得连杂质都没有，浓度也惊人地高。疑团解开了。

这一结论连同对质谱图的分析内容被放入最终向法庭提交的辩护词当中，成了念斌无罪的铁证。“这是一个死穴，”张燕生说，“这一穴打过去，（他们）难以翻身。”已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发生了一起中毒事件，由于并不存在氟乙酸盐（鼠药的成分），念斌用氟乙酸盐投毒的指控自然无法成立。检方的证据体系就此瓦解。

刑辩的绝境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福建高院作出的死刑判决未予核准，念斌获得了一丝生机。然而，案件打回重审之后，福建中级人民法院罕见地又一次作出死刑判决。

那段时间是张燕生为念斌辩护6年以来最抑郁沮丧的时刻。中国法学会邀她讲课，讲“有效的刑事辩护”，她去了，但把演讲的主题改为“刑辩的绝境”。一直以来，她相信凭借良好的职业道德、精湛的辩护技术、抽丝剥茧的办案态度就能发现问题，成功辩护。念斌案中的重重障碍逼她正视了现实—即使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这些义务，依然不能左右案件毫厘。法院没有独立审判权，律师无法左右实质上影响决定判决的背后力量。在那次演讲中，她提及念斌案时愤怒之至，泪如雨下，说“刑事辩护实际进入了一种绝境之中”，“（律师）完全没有用，就是一个摆设”。

律师的专业力量在巨大的司法惯性前微不足道，意识到这个后，张燕生把法庭上的战斗扩大到了庭外。她决定加强辩护力量，技术派刑辩律师斯伟江在此时加入辩护，和张燕生共同担当念斌的刑事辩护人。对于两人的分工配合，张燕生打了个比方，“他是狙击手，我是送弹药的”。她通过深入的证据审查备好了炮弹，而后者在庭审中弹无虚发。更多的职业律师受其感召，成为张燕生的援军，李肖霖、张磊、公孙雪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也加入这场战斗。

随后，张燕生组织多次专家论证会讨论案情和辩护思路，又通过组建念斌案律师团，将这个普通的地方刑事案件挤入公共议事日程。30多位律师先后响应，他们观察、声援此案，并提供专业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至此，念斌案获得了全国性的舆论关注。

“其实真正促使法庭、法官能够纠正这个案件的，最根本的是证据。”张燕生说。2013年7月和2014年6月，念斌的辩护律师团在福建高院组织的最后两次庭审中，发出了致命的攻势，直接导致检方证据链的全盘崩溃。2014年8月22日，念斌案第5次判决，结果是无罪释放，历经8年，此案彻底翻转。回忆那个胜利的时刻，张燕生红了眼眶，说自己没有办法以全然欢庆的姿态面对结果。8年来，自己的当事人在绝望中度日如年，身心俱损，父母含恨而终，已然家破人亡。“如果这是一场正常的案件，2008年的2月，念斌就该宣告无罪了，对吧？”

判决生效的当天，念斌的辩护律师团发表了3点声明。第一点就感谢了福建高院、最高法院和国家平反冤案的大环境。这是律师们的共识，一方面，念斌在迎来无罪判决前还活着，本身就受益于国家司法大环境的点滴改善。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否则他应该已经在4年前福建高院维持原判后被执行了死刑。最高法未核准这一判决，为他“挡下了关键一刀”。2010年，最高法院发布相关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等作了要求。2013年1月1日起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又确立了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这么一来，警察、证人、鉴定专家不得不出庭接受辩方律师的质问。“警察出庭导致念斌的开庭的那个，原来第一次认罪的录像被我们弄出来翻掉了，他的鉴定人出庭就被我们问出来他的鉴定程序不合法……他的专家再出庭，发现他的专家的结论也靠不住。”斯伟江对《人物》例举说。念斌在案件中每一个决定性环节都赶上了好运气。

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们希望鼓励法官在公正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愿意把功劳和荣誉首先归于他们。虽然一个更自信的法院原本轮不到律师来鼓励。律师们认为，福建高院在2013年7月和2014年6月组织的最后两次庭审，基本履行了以审判而非侦查为中心的原则。这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正因为法庭给控辩双方充足的交锋时间，律师们才有机会发挥作用。

至于念斌案能否作为典型给同类案件开路、示范，辩护律师们倒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在公检法合力的流水线上，念斌只是一个例外。“（念斌）是被律师拼命地揪着、使劲地高喊，高喊这是个坏的，这是个坏的，做错的，这个是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是在大声呼喊当中，让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个不合格的产品，被法官不得已把他拿了下来。”张燕生说。

“你好高啊，怎么会高出这么多来”

作为一个成功范例，念斌案的翻转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心。张燕生和她的战友们为那些仍在漫长诉讼中跋涉的人们，示范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价值，也让人们对司法体系的自我纠错功能抱有期待。与此同时，念斌案的翻转给那些始终没能迎来公正判决的人们扔去一根救命稻草，律师张燕生也被认定同样有能力终结他们的冤屈。念斌无罪释放后，她接到的辩护邀请爆发式地增长，甚至有人背着铺盖卷跑到她律所门前躺着，希望她能为自己申20年前的冤屈。这些都被张燕生拒绝了—她今年已经60岁了，再没有精力去应对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6年过去，张燕生到了考虑退休的年纪，虽然尚未确定离开时刻。念斌案结束后，她久久未能缓过劲儿来，除了长时间的满负荷工作，还因为她对此案投入了极深的情感。长达6年的互相扶持，念斌姐弟跟张燕生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在念建兰眼中，张燕生充满力量，人格高贵，不仅救了她弟弟的命，也救了她本人的。最绝望的时候，她曾考虑用极端手段实现心中的正义。张燕生耐心劝阻她，给她做心理辅导，“上访之路只是墙上画了一个门”、“相信这个世间是有真理的，是有法律的。”

念建兰如今无条件地维护张燕生，“张律师任何人不能亵渎（她），不能去说她，我无法容忍，你可以说我，怎么说都行，但是你不能（说她）。”当张燕生等在庭审中遭受攻击，她气愤到要求当庭解聘律师，以让张燕生免于遭到身体上的暴力和言辞上的辱骂。

在念斌的回忆中，张燕生每次去看守所会见他，都不太谈论案情，而是教他如何在戴着手铐脚镣的情况下活动手腕，锻炼肌肉，或者像鼓励小孩子一样对他紧紧攥着拳头喊“加油”。临走时还会跟他长时间、用力地握手。张燕生还曾亲自飞去福建小心翼翼地跟念斌11岁的儿子解释，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遭遇了什么。为了向孩子表明父亲并未抛弃他，她请自己家的保姆小张模仿念斌的字迹，写信鼓励孩子。她在情感上极大地卷入此案，有同行批评她，说作为律师不该把自己混同于当事人家属。面对《人物》，张燕生只淡淡地回应道：“我觉得他们很难理解。”

今年9月，张燕生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欢聚。到场的包括念斌姐弟，以及多位在念斌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家和律师。那一天，念斌当着众人在张燕生面前重重地跪了下去。后者赶忙伸手去扶，两人一时都红了眼眶。

关于那次饭局，张燕生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另外一件小事。她惊讶地发现自己跟念斌讲话时，需要昂着头看他。而此前数不清的会面中，她并不需要这么做。她蒙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第一次见到卸下手铐脚镣，获得了全部自由的念斌。她像母亲打量孩子似的注视着他说，你好高啊，怎么会高出这么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