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一人一村一中国

王晶晶

一个低调的获奖者

在阎连科先生身上看不到任何属于衣锦还乡者的光环，恰恰相反，10月22日在捷克布拉格参加完卡夫卡文学奖授奖仪式回国后，他表现得低调又谨慎。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布拉格的演讲中，不合时宜地提起了大饥荒、“文革”以及艾滋病村庄，尽管演讲稿在网络中广受好评，但招致了一些权力者的不满。

避开他人的赞美与敌意，婉拒了媒体的采访，阎连科回河南老家住了几天。那是位于中原腹地、国家级贫困县里的一个村庄，县委书记和县长适时地送来一封贺信，粉红色的纸上打印了几行字：“欣闻您荣获2014年卡夫卡奖，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及家乡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其实阎连科也知道，村里的人并不关心什么文学、什么卡夫卡，就像仍然住在故乡不识字的老母亲一样，他们只对这个国际大奖能赚多少钱感到好奇。

这就是阎连科不得不面对的两种尴尬：他渴望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写作，但这种写作让他无法自由;他希望用写作照亮这个时代中的黑暗一面，但文学在当下远不如灯光熄灭时的爆米花电影受追捧。

阎连科是第一位获得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这个奖项设立仅14年，但因获奖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次重合，已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在布拉格的市政厅里，致阎连科的授奖词写道，他的获选缘于“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在官方的灰色地带徘徊”，不仅有“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的勇气”。

阎连科描绘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一个名叫耙耧山的地方，那是他故乡家门前一条50多米高的黄土坡，一个如同马尔克斯笔下马孔多小镇的地方。阎连科用他的笔在山脚下创造了一个靠全民扒火车致富的炸裂村，一个全是残疾卖艺人的受活庄，一个革命与情欲纠缠不清的程岗镇……荒诞又残酷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只是时间的幕布不停变换，从“大跃进”到“文革”，然后又变成繁华而虚幻的当下盛世。正如授奖词中所写，“阎连科多年写作，一直在寻找20世纪以来中国命运的矛盾。”

但对于国内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阎连科远没有同辈作家莫言、贾平凹知名。他的作品最近一次进入大众视线，是被导演顾长卫改编成电影《最爱》，一个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村庄里的爱和绝望。那部小说的原名是《丁庄梦》，刚刚出版即已被禁。为了电影顺利上映，阎连科主动放弃了署名。

如今获得卡夫卡奖后，名字印在国内外报纸上的阎连科依然保持着这种低调。除了无法言说的压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种种境遇，也让阎连科提前看清了“文坛的脸相和一些作家的虚伪”。“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他的内心更加孤独，精神更加孤寒吧。我大体不闻不问，也可以知道文坛、同行与朋友，会怎样地说我和议我，知道谁在为中国作家获奖而真正的兴奋和高兴，谁们又会怎样对此批判、讽刺和议说。”

这位获奖者至今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进入评选的，收到获奖邮件时依然浑然不知，因为那封信是用英文写的。几个作家朋友曾为他在人大西门附近组织了一个饭局庆祝。饭桌上，大家开了个颇具魔幻现实主义的玩笑，说就算是奥巴马都打电话祝贺，阎连科听不懂英语，也只能说句“OK，谢谢，热闹两天就过去了”，就把电话挂了。阎连科听了只是笑而不语。朋友们要求他领到奖金后请大家喝酒，但是这酒至今也没喝上。

呃、哦、呢、唉、咦

阎连科希望尽快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开始新的写作。对《人物》记者谈到未来的写作主题时，阎连科说，“还是乡村的，那一类的，稀奇古怪的，就这样写有意思，写个平常的自己没有兴趣，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怪圈。”他的小说被评价为结构复杂，语句奇诡，他也知道读者喜欢好看的故事，可觉得那样的写作太简单，已经难以让自己提起兴趣。

他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农耕文明的规律，早上六七点起床，晚上九十点睡觉。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写2000字，这大概要花费他两个多小时。然后再多写500字都会觉得筋疲力尽。

他也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通常不超过半年，虽然粗糙却充满激情和精力，而且写东西时喜欢打电话、接电话，似乎电话不响，就思路不畅。如今，由于颈椎和腰椎伤痛，他不能长时间坐卧，每写十天半个月就得休息一下，找个理由去外地转转。他完全没有体育活动，无非就是下楼遛遛狗，那是一只名叫哈利的京巴，养了十六七年，已经老得牙都掉了，眼睛花了，耳朵也听不太清楚，阎连科每天抱着它下楼屙尿，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哈利卧在旁边，他的手摸着它的头。“阎连科对人、对人性，是有怀疑的。和人相比，他更信任狗。”他的朋友李洱对《人物》记者评价说。

阎连科身上那种习惯性的谨慎与策略性的低调，或许缘于近年来作品所遭受的境遇。因为总涉及所谓的敏感题材，他被称作中国争议最多的作家，外媒关于他的报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被禁”，这已经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标签。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他的每一部小说出版都伴随着巨大争议：《为人民服务》导致刊载它的杂志停刊，《受活》让他彻底离开部队，近年来写得最满意的小说《四书》至今无法在内地出版。

一种批评认为，阎连科其实是在为作品预设“话题性”，他总是极尽可能地描绘社会阴暗面。他的一位同行曾对此给出严厉的批评，“他的小说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献身的美好情感……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抗，一种被外在政治强力压垮后的歇斯底里。”

“你不能说阎连科写的作品是，比如说他有对社会的某种黑暗的一种揭示，你就说他是不爱这个社会的，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对社会极其关注的人才有的一种书写的这种深度和倾向。”阎连科的朋友、《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告诉《人物》，“你内心是有那一块的，然后你才恨它，你才要逃离它，才要纠结它。如果你永远没有这一块儿，你彻底地遗忘了，那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面对外界的不理解，阎连科有些苍凉地称自己就像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一个被光明讨厌并被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我的文学观与世界观，对现实的认识与立场，是那么和同行、大众、体制不合拍。我的写作环境与处境，不言而喻有一种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滋味在其中。”

但事实上他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内心强大。不久前，作家张贤亮去世，阎连科被一篇报道的题目刺痛，《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阎连科后来说，“它道出了写作的残酷和现实对文学的全部内涵来。不要忘记，张贤亮是上一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结局，也将是我们的命定。”明年是江苏著名作家陆文夫逝世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前辈作家，陆的生前好友编了好几卷文集，但阎连科听说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因为市场原因而拒绝出版，这让他想到写作的残酷和无意义。

这些情绪有意无意间从笔端流露出来。他喜欢在小说里使用大量语气助词，呃、哦、呢、唉、咦，曾有学者专门论述过阎连科小说中的语气词使用，认为这是一个有童心而无力对抗世界的人，通过语句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字，向世界使性子，发脾气，诉苦以及撒娇。

悄然地来去

阎连科至今保持着和故乡的联系，每年回去两三次，每次回乡都悄然地来去，“如同外出打工多年没能挣下钱财富裕邻里、光祖耀宗的一个长年在外的农民工”。身为一名作家，他能带给家乡的实际利益太少。早年间，家乡要修一条公路，主管修路的人让他在《人民日报》上登篇稿子，就可以给村里留个高速出口。稿子当然没有登，这个出口最后修在离村子大概5公里的地方。

3年前的春节前后，县里的老宣传部长喝了一点酒后，给他打了30多分钟的电话：“连科，我给你说句实话吧，你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阎连科的小说里经常直白地描写性，姐姐问：“你是不是特别没有钱花？”嫂子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写这个干什么？”

尽管写的全是那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可是土地上的人们很少阅读他的小说，包括他曾经多次探访的那个艾滋病村庄里，没人知道并且看过《丁庄梦》，除了他资助的两个出去读大学的学生。

他就像那片土地上的一个陌生人，只有在写作时，才真正地回到那里。小说里一个村长候选人为了拉票，从兜里掏出上万元钞票向人群撒;发生在村庄里的故事是，一个竞选人挨家送礼，另一个则包下当地几家牛羊肉汤饭店，请大家随便吃喝。

“很多作家喜欢创造一个根据地，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那个地方去写，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阎连科，都喜欢这样做。他们建造一个纸上的帝国。这些作家，通常都与故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他们在建造纸上帝国的同时，又在文化意义上逃离了现实中的那个帝国。”作家李洱说。“莫言啊，阎连科啊，韩少功啊，都是在眼界大开之后重新去写某个地方的，这个时候，那个地方就不仅仅是某个地方了，而是一个大的文化坐标系上的某个地方，它是一个全息图像中的一部分。”

多年以来，阎连科在异乡写故乡。他曾经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可供安静写作的地方，位于西南四环的711号园，东拼西凑120万元买下的小产权房。他在花园里种白菜、丝瓜、茄子，雨后去附近的森林里采蘑菇，或者坐着自己建造的木筏于湖上野餐，看鱼儿跃出水面。他在那里过了3年田园生活，写完自己最满意的一部小说，但这个本想当作终老之地的世外桃源，不得不为持续扩张的城市地铁让路，成为推土机下的一堆瓦砾—他根本不可能与这个世界撇清关系。

他搬回城里，住在紧挨着西三环的公寓里，附近车水马龙，交通便利，是标准的城市生活。这曾是他30多年前最大的梦想，那时他受够了乡间的闭塞、贫穷与饥饿，偶然间看到张抗抗的书，得知这个北大荒知青因为写了一部小说就留在省城哈尔滨工作。为了逃离乡村，阎连科开始写作，几十年后，他终于意识到，其实自己始终身处原点—“把我们村庄的事情放大一点点，它就是整个中国的;把中国的事情缩小一点点，它就变成我们村庄的事情。”在布拉格的时候，他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