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知青史研究者

采访︱张薇 鲸书

问一个知青史研究者

采访︱张薇 鲸书

潘鸣啸

（Michel Bonnin）

他以罕见的热忱持续研究中国的上山下乡。他脱离了西方的各种研究范式，也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肌理。他理解那一代人，称他们是“失落的一代”。

潘鸣啸：我还坚持收看 《新闻联播》

人物＝P 潘鸣啸＝B

P：2013年，你做过哪些原本认为“我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事情？

B：在苏州“历史嘉年华”活动上，最后一天有颁奖礼，我负责去给“文革”忏悔者颁奖，但领奖人没来。很奇怪没人告诉我这件事。我就搬了两把椅子到舞台上去，代表他们领奖。但我很理解当事人们，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公开忏悔是应该做的，但不应因此而受到表彰。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真正走近他们，了解他们。他们不来没关系，我不介意。

P：2013年让你最有幸福感的事？

B：我的书（《失落的一代》）还在加印，最近还出了珍藏版。我的出版社说，“挺奇怪的，一般一本书两三年后就卖不动了，你的书卖得越来越好了。”清华中法研究中心的工作很顺利，最近还成立了中法双语网站，我太满意了。但太多公共事务让我很悲观，空气污染、舆论自由、网络自由，问题太多了。美国、中国，都会监控网络，我担心全球的言论自由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还没得到足够的改善。

P：在2013年，你做的关于知青的讲座有多少场？

B：太多了。做讲座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听众也越来越多。大部分听众都不是知青，而是年轻人，“知青二代”们积极性很高，年轻人们想了解自己父辈的经历。之前很长一段时期，我觉得太孤单了，就几个中国人，加我唯一一个外国人，在研究知青问题。但现在研究和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

P：做讲座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B：大部分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了解。当时社会是什么样，为什么会有“文革”，毛泽东做过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我说“文革”跟毛泽东有很大关系，他们也很难相信，觉得好奇。

P：2013年，更多的人站出来为“文革”时自己犯下的错道歉、忏悔。为什么偏偏是2013年，形成了这样一个小热潮？

B：我猜是因为当事人年纪都大了吧。现在不说，还等到什么时候？距离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言论环境也宽松些了。人到了一定年龄，心理负担加大，只有忏悔才能解脱。而且我想很多人是为了让年轻人认清当时的情况，不要把“文革”之类的幻想得很美好。我觉得还应该早一点，但现在也不迟，关键是愿意承认那是错的，无论早晚。

P：什么才叫真正的忏悔？2013年张红兵为“文革”期间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害而忏悔。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他的某种表现欲。

B：他们公开说了，公开向他们的受害者道歉，那就是真正的忏悔。我不认识张红兵，不可以评论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没必要做批评，怀疑人做每件事的动机没有意义。

P：2013年，你还是在坚持定期收看《新闻联播》吗？

B：那当然，我还坚持看。晚上一边吃饭，一边看，而且我还是看中文的。我觉得新闻的宣传性和选择性报道太强。可以了解看看中国的部分情况，还可以知道中国政府想宣传什么，想传达什么。

P：2013年，在国内外领导人中，你最喜欢谁？

B：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很佩服他们，很了不起。我会说，“谢谢。你们令我们有希望，这个世界会往更好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