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思想巨匠之——郭嵩焘日记风波

李冬君

到欧洲去

郭嵩焘为什么要到欧洲去？因为欧洲人又要打来了。

为什么欧洲人要打来？因为云南发生了“马嘉理案”。

“马嘉理案”是怎么回事呀？云南边民打死英国人了。

死者马嘉理，英国驻华使馆译员，奉命前往缅甸，迎接英国探路队入滇。探路队全副武装，鸣枪而行，打死了中国边民。边民反击，击毙了马嘉理。探路队一路逃回缅甸驻地。这就是“马嘉理案”，也称“滇案”。

此案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以“野人”劫财上奏，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此十分不满，一口咬定是岑毓英有意制造的反英事件，要求惩办。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清朝速派“道歉使团”赴英通好谢罪，还拒绝同李鸿章谈判。

可“道歉使团”派谁去？朝廷选来选去，选中了郭氏。

郭氏由闽泛海至天津，约见英国公使威妥玛，致函如下：

“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谨奉书大英国钦察微公使大人阁下……”

“大清国”与“大英国”并列，此格式，他可能是始作俑者，誉之者谓之开风气，斥之者以为有失国格，大清自命天朝，并列就等于降格。

此函，非大清朝欲降格以求，而是郭氏一贯“通情达理”所致。自滇案发生后，威妥玛曾提请清朝行文时应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大英国”，不仅要将“大英国”与“大清国”并列，还要把“大英国”写在抬头上。清朝不敢反对，也不想答应，朝廷上下没人愿意开这个头，唯有郭氏破了头。

郭氏这么做时，是以自己的方式，他认为“循理”应如此。

他在信中，称威妥玛为“贵大臣”，说他此次赶回来，就是为了“与贵大臣一晤叙”，可“贵大臣已赴上海”，故问威氏“返旆何时”？

于是，郭氏先去北京上任，在总理衙门行走。

本来，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就提出与中国互派公使，但都被清朝“正言覆绝”了。结果是，只见外使进，不见清使出，士大夫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遣使，“徒损国体”而已。

而郭嵩焘却乐意去，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此言一出，同僚视为“汉奸”，同乡“耻与为伍”，还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氏不管士大夫们在他身后骂翻了天，依然前去拜会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说，我是英国人，当然要站在英国的立场上，但我还要为中国办事，所以，我起沟通作用。还说，英国对华没有领土要求，只求互利。

郭氏询以出使事宜，赫德说，宜早不宜迟，早去早有利。

在等待出使期间，郭氏读了洋人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翻译的《星轺指掌》，“星轺”，是出使的意思，这是一本为出洋考察的清朝官员编译的书。他读过以后，去与丁氏交谈，说书中“尤多见道之言”。还有一本是韦廉臣写的《格物探源》，他说，洋人著书，多以格物为名，与程朱之学相通。由此可见，他是在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消化西学。

当年攻击过徐继畲的李慈铭，又跳出来骂郭氏“徒重辱国而已”。他读了郭氏写的《礼记质疑》，让人来转述意见，说“质疑”二字，是有意设难，会启动后生轻议先儒之心，建议改为“补注”，而郭氏却以为不妥。

对于传统，是“质疑”，还是“补注”？这不光是治经学的两种态度，还是对待洋务的两种态度，是拿西学来“质疑”中国，还是用西学来给中学作“补注”？这两类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出处，即谁来做主！“质疑”，是追求真理，为“自我”立言，让“自我”做主；而“补注”，则是跟在先儒后面，添砖加瓦，拾遗补缺，成为传统的追随者，让先儒来做主。

郭氏用“质疑”的眼光巡视传统，却没有扬弃传统，他与徐继畲一样，坚信先王之道“至大无外”，“放之四海”，以先王之道为纽带，可以把东西方统一起来。只是先王之道已走向西方，中国必须“礼失而求诸野”。

有人给他起了一卦，占出洋吉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

过了两天，他在兵部值班，被太后召见，问：威妥玛可时常到署？曰：有公事时亦常来署会议。问：近来可提起云南一案？曰：近来不曾提起。

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了：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可屏绝，唯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经洋人一回要挟，中国亦伤一回元气，应付之法，在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请注意，他在这里，以“洋”取代了“夷”，越了华夷之辨的樊篱。所以，太后再问时，便说：他们只是得一步，进一步。既不言“洋人”，亦不言“夷人”，而是用了“他们”。

可他似乎并未察觉，接着说：得步进步是洋人惯技，然要须是有隙可乘，若一处之以理，遇有争论，一以理折之，亦不致受其要挟。洋人性情在好胜，在办事快办，在辩论有断制，得此三层机要，未尝不可使受范围。太后召见曾国藩时，曾氏只是应对，没有发挥，郭氏可能没有读过韩非《说难》，或者读了也当是扯淡，否则不至于如此夸夸其谈，不知不觉，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太后又问他，办理洋务，在京城难办，还是在外面难办？他回答说：都难。都要以理自处，才能不被挟持。接下来，他就“争先”起来了：臣与洋人交涉久，颇谙悉其性情，大约凡事必争先一着，是办理洋务第一要义。其性喜“争先”，便将“争先”挂在嘴边，太后也“争先”，却藏在心里面。这一番问答，郭氏高谈阔论，处处“争先”，可他拂了慈禧太后的逆鳞，还不自知。

没过几天，景廉就上奏折弹劾他了，据说，景廉被左宗棠弹劾，而景廉以郭氏为左宗棠同乡，所以，把他给参奏了。这样解释，他不信。

他心有疑虑，遂萌生退意，上书恭王请辞，恭王及沈桂芬等相与慰留。于是，他请病假，欲回籍调理。奉谕赏假一个月，但不能回籍。一个月后，他再上疏，还是请求回籍，朝廷接着赏他两个月假，但还是不让他回籍。

后来，他又具呈总署，请假3个月，回籍调理，恭王拿出李鸿章来信给他看，信中说，赫德云应速遣使臣至伦敦，拖久了，英国就不得不出兵。

总署诸公“据此相要”，决不给假，他说自己“处此真属万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宫太后召见他了。慈禧问：李鸿章烟台三次来信，见否？他说见了。问：此事怎么样？他说很快就可以定局了。接着，他又开始“据臣愚见”，说：滇案一定要了，案了，则有依据，否则，要挟百端，永无了期。慈禧说：所要挟实在有不能答应者。他马上接过话来：要挟最大者，无过口岸。这可是慈禧的意思？他没有请示，自认为如此，就这样说了。

慈禧顺便又问了问赫德和威妥玛的为人，他一一做了回答。

然后，问起他的病势，他说：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复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慈禧赶忙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对旁人说：他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一番表扬后，便坚决慰留他：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话说到这份上，他只好叩头谢恩了。

但慈禧还要接着说：总理衙门哪一个不挨骂？一进总理衙门便招惹许多言语。如今李鸿章在烟台，岂不亏了他！亦被众人说得不像样。闻此言，他应道：李鸿章为国宣劳，一切担当得起，此岂可轻议。慈禧说：是啊！这次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可是别人都不能任，何况是以前派定的，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洋人招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往时诏对，慈安太后很少发言，此时一急，竟插话五、六次，都是一句话：这艰苦须是你任。他在家里本来安排了一套面辞之言，至此一句都没有说出来，感动得他拼将一死也要担待了。

这一次，事没辞掉，连假也不赏了，慈禧说：尔须天天上总理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又问：现在服药否？他说正在服药。还要调养吧？他说正在调养。那就这样吧，你隔一两日去一次总理衙门，这也不妨碍你调养，总之，你一定要常去。使他“唯能感激凛遵而已”。

上一次谈话，是他高谈阔论，开导慈禧，而这一次谈话，则是慈禧居高临下，来安慰他了。还让他感恩戴德，这便是慈禧的手腕。慈禧对于为朝廷办事的人有一套说法，对那些搞舆论监督的所谓“清流”则有另一套说法。试想一下，如果不让舆论来折腾折腾他，任他顺风扬帆，现在，他能感恩吗？

慈禧要让他在舆论的苦海里吃够了逆水行舟的苦头，再来拉他一把，将他从举国皆骂的骇浪中解放出来，这本是帝王学的一套玩法，可没想到这反倒将他推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上去了，使他走向“礼失求诸野”。

有朋友来劝他“弗发一议，弗出一谋”，他说：“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苟有所见，岂可不言？”官可以辞了不做，但话却不能不说。

谈判中，相持不下时，威妥玛离去，他急以书告沈桂芬，让沈派人追留之。后来，他得知李鸿章已派人追去上海，就说：谈判快要结束了，我要准备动身了。他认为，威氏离去，是“亟欲得一转旋之法”，以结束谈判。因为，那时德、法两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英国要去参战，其势难以顾及中国。

就这样，谈判终于有了结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签订后，威妥玛便日日来催，将总理衙门的门槛都要踏破了，催他尽快上路。

临行前，太后又召见了他一次。先问他何日启程？他说以十日为期。又问他何时到达？他说由天津而上海而香港而西洋，计期四十五日可抵达英国。接下来，便语重心长，告诫他：此事当为国家任劳任怨。他说谨遵圣旨。

还特别嘱咐他：汝二人须要和衷！他说是。二人之中另一人便是刘锡鸿。召见时，刘也在，后来正是此人坏了他的事。然究其祸水端倪，在“和衷”二字，于无形中限制了他的权力，对刘的权力意识则是个隐蔽的提示。

日记风波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大臣写日记。

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郭嵩焘本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朝廷又这样要求，他就写得更勤了。从上海出发，行至伦敦，用了51天时间，他每天都写，一直写到伦敦。

一到伦敦，他就开始整理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

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将它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爱国主义”者们，大跌了一把眼镜。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他，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于是，皇帝下诏，申斥了郭氏。

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亦上阵，请朝廷撤换郭氏，原因是“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还有那位李慈铭，身份不行，便在日记里骂人，骂了郭氏，还骂总理衙门里的人，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对于书的影响，他恨恨不已：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恨不得要“焚书坑儒”。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做主，太后似乎忘了她对郭氏所言，竟然放任朝野上下，都来攻击郭氏，还令《使西纪程》毁板。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日记是郭氏所作，可刊印《使西纪程》的是总理衙门，拿郭氏问罪，一石二鸟，用舆论的鞭子抽打郭氏，而权力的巴掌则打在恭亲王脸上。

总理衙门由恭亲王执掌，在叔嫂之争的格局里，郭氏一心为国办事，执意要告诉同胞真理，没想到却稀里糊涂成了一颗被利用的棋子。

后来，还是那何某人，见“畿辅旱”，以为机会来了，就说：“此枢臣可尽弹也！”果然，他一提“汉代天灾策免三公”，请罢枢臣以挽回天意，第二天诏命就下来了，恭亲王奕等5人并褫职留任，何某“直声震一时”。

但何某是先拿郭氏开刀祭旗，然后再将矛头指向恭亲王的。本来，郭氏公开日记，是自以为有了太后那几句话撑腰的，他能想到舆论骂他，可没想到京师舆情会如此汹汹，更没想到身边还突然跳出了个反对他的刘锡鸿。

刘以俸薪事，质询郭氏，以至于“大怒垢骂，拍案狂叫而去”。郭氏不知事出何因，急传随员，“请往问明”。一问，刘才说出原因：“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他当时就列举了郭氏的三大“汉奸”表现：一是郭氏“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他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郭氏“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以堂堂天朝，竟为小国主敬礼；三是郭氏在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炮制了郭氏“十大罪状”。

除了上述三件，还有学习英语，并令少妾效之；让小妾四出应酬，败坏闺教；仿洋人，集会时索伞，听唱时捧单，奉客时改茗饮为糖酪。

这些还属于生活作风问题，宣扬出来，能激发士大夫对郭氏的厌恶情绪，但还不能将郭氏置于死地。想一举扳倒郭氏，要在政治上下刀子。

于是，斥郭氏，欲易服色，要将船上大清龙旗改镶黄、正黄为五色；擅改礼制，接见新加坡大酋时，改尚左为尚右；并归咎于郭氏对朝廷怀有二心，谓郭氏曾出怨望之言：“各国遣使皆仅编修、部曹为之，独伊以侍郎充当”，“凡劾伊者皆立见升擢，言之切齿深恨”。如此说来，罪行和动机，就都有了。

郭氏在伦敦听说了何金寿弹劾他以及《使西纪程》被毁板一事，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二千年虚骄之习，养成此种人才，无足异者。”又说他的主张，招徕议论，竟成了对无知者的奖赏，叹曰：“何金寿得此，超迁有日矣！”

尽管李鸿章劝他忍一忍，但他却是难忍之人，还是回击了。其时，清流滔滔，连恭亲王都不敢出头，可他却挺身而出，来当打不死的出头鸟。

他不远万里，发奏折，参劾何、刘，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因为点燃这把火的，不光是清流，在他们身后，还有实力派人物撑腰。据说，何某病卒，贫难归葬，是左宗棠为其请奏，且以“古循吏”赞之。而刘锡鸿，虽说由郭氏举荐，但郭氏只举荐刘为参赞，使刘很不满，刘能谋到副使的差事，是因有天子近臣毛昶熙的赏识。因此，刘对于郭氏，没有感激，唯有不满和妒忌。

不过，郭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只提到了李鸿藻。他说刘在京师时，已受命于李，谓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唯携备折件”，便是李的指示。

又说刘为人“热中强狠”，尤以李的意旨为朝廷之意，“是以京师奉旨之日，立时畔异，至是始知其蓄谋之狡且深也。”这样说来还是偏激。

李为清流领袖，又是三朝元老和帝师，虽未任封疆之职，却是中央实权派人物，执掌过兵部、礼部和吏部。据说，咸丰病危弥留之际，两宫太后问：“谁能辅佐嗣君？”咸丰答曰：“李鸿藻”。可见其身后，还站着太后。

李鸿藻和李鸿章，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两条臂膀，可慈禧却让他们互相牵制，而非形成合力。这固然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有作为的君主，还是可以使他们有分有合，作为起来。只是太后垂帘听政，在名分上毕竟有所欠缺，治理方面，难免碍手碍脚。权力既不能不放下去，放下去了又怕失去，所以，要让行使权力的人互相牵制。加上慈禧在大局上老是拿不定主意，一会儿左倾，用左手；一会儿右倾，用右手，在左右摇摆和左右搏击中，维持权力。

当时洋务派主政，中央有恭亲王，地方有李鸿章，国外有郭嵩焘，他们都必须有人牵制，恭亲王被慈禧牵制，李鸿章被李鸿藻牵制，郭嵩焘在国外更要有人牵制，牵制他的人，当然就是他的副使刘锡鸿了。他与李、刘二人，本来都是要好的朋友，没有私仇，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他们反目成仇。

郭氏念及刘始终相待情形，不能不心伤，无可诉说，乃自叹曰：中国初次出使西洋，便得一刘为伪使，真妖孽也！受其累极多，而丝毫不得其力，徒日闻其怪诞之议论，无因之毁谤而已。搔首长天，能无怆撼！

出国前，慈禧曾嘱咐郭氏要“和衷”。所谓“和衷”，其实就是要郭氏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刘锡鸿的工作不是办外交，而是监督郭氏，要经常向朝廷汇报郭氏的工作，所以要多带折件去。而刘本人，也没有理解“和衷”的含义，并未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嫉妒的驱使下，他要打倒郭氏。

李鸿章要郭氏忍耐，忍耐就表示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安排。

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才能成为朝廷重臣。然而，郭氏之所以为郭氏，就在于他天生就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命运对他另有安排。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真理，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选择了郭氏。郭氏说出真理，理应成为民族的重臣，可衰弱的民族难以承受真理之重，反而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让他在追求真理时，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行。

国人以唾沫的钉子，将他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语言的暴力化，往往会得到无知者的捧场，就像过年放鞭炮一样，一家比一家放得响。

人民认识真理，要有受难者，于是，他要反击，哪怕受难。

郭氏一反击，便遭严旨申斥，斥其“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又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所以对他宽大处理，同时还告诫他：“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具在，不能屡邀宽宥也”。太后召见时，言犹在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

他真是呆气！以为太后说话代表皇帝，总是算数的，而不知还有彼一时，此一时，太后亦要“与时俱进”，自然要变了脸来对他申斥。别人怎样说他，他都无所谓，太后这样说他，他才知道，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的危机，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太后要卸磨换驴，以维持大清朝的所谓“国体”。

他光明磊落，怎会有辱国体？就因为他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不是大清朝的臣子。

赫德之弟赫达来访，谈起吴淞铁路一事，说，如果这条铁路，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拆了，英国人会更加瞧不起中国。为这段铁路的事，郭氏两次致信沈葆桢，“寓书陈论”，竟没有回信，看来，沈是铁了心要拆。

李鸿章把铁路买下来，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英商不赚钱是不会卖的，而中国只花了不到30万两银子，就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铁路。

沈葆桢办洋务多年，岂能不知铁路对国家的好处？

可是，如果要亏了他自己的名节来办铁路，他是不干的。

清议汹汹，民怨沸腾，如果铁路一运营，他就要背上“汉奸”骂名，那还不如拆了。拆了，不仅灭了洋务派念想，还断了清流派议论。国家银子可以亏，他个人名节绝不能亏，所以郭氏说他“乐委顺时论而据之以为名”。连沈葆桢也要拆铁路，中国还怎么搞洋务？郭氏思之，唯有设法“求退”。

求退之心

威妥玛来拜访他，他告以“近已请销差”，闲谈起来。

谈到俄土战事，他说，土危矣。威妥玛说，我在中国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氏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亦有不及者。

胜之者，何也？中华立国，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亦不至招来强敌。若以“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

他说中国内政不修，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还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唯有将他打翻在地，并开除国籍了。

威妥玛说，中国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东西两洋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枝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才知有外交，尚不知有内政，于百姓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土为殷鉴矣。

郭氏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威妥玛说，这可不行，你在这里极有益，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可郭氏却一心“求退”，只等人来接替。

当初以他为使，朝廷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会用他这个众矢之的。接替他的人，朝廷终于安排好了，乃故人曾侯之子曾纪泽。

郭氏为归国做准备，英国朋友惋惜之余，尚有顾虑，言“但愿接印者亦如钦差为人，使两国和好日增深固。”郭氏告诉他的英国朋友们：曾使通达，有才干，还精通英语，比他强多了。可他还是喜欢批评。曾使船过香港时，港督宴请，郭氏阅报，报载，纪泽称赞港督优待华民，因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亲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见此言，他批评纪泽，“此其结好之道得矣”，但话不能这么说。这样一说，就会得罪当时正与英、法对峙的俄国和德国。

他还兼了驻法国公使一职，所以赴巴黎，去迎接曾使。

曾使至巴黎，他刚好卧病不起，于是，纪泽到他床前一叙。

过了两天，法国外交部请他和曾纪泽先后往见。他问这是否惯例？回答是。又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前后任各有顾虑，所以要分别相见。他说我无所隐瞒，同往如何？这样当然更好。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法国外交部。

返回伦敦后，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他不高兴，致书纪泽曰：“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还批评纪泽：“此等举动，未免任意。”纪泽节俭，因他回程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但他这样一说，纪泽就只好来伦敦接印了。

交接时，纪泽随员查点器具，跟他作难，他愤然：前后交接之难，中国恶习诚未易湔除。他本来就很克己，尽量留下赢余，自以为打了一个好底子，没想到交接时，还是难以令人满意，更别说本应有的那么一点感激。

连纪泽也为难他，他伤心可想而知。然而，纪泽怎会跟他为难？分明是他自己越来越不适应中国方式，对于大清朝的制度安排越来越过敏了。

纪泽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他们毕竟有姻亲之好。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纪泽邀请他吃饭。

他应邀而去，见纪泽所有随员都在那里，向他致礼。

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

他说纪泽“借此省费”。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却有数。此举当然不是为了省那么一点公款，而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制度难免有恶习，人心还是向善的。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现在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即便是恶习，也得坚持。可他已习惯了同英国人打交道，并且喜欢了英国方式。他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而毋宁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现在，他唯一能坚持的，便是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有时，他一想起刘锡鸿和总署诸公，连这样一点信心也要丧失，因此而多疑。

交接以后，他一一辞行，漂洋过海，返回中国。他一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沿海北上，去朝廷报到，还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

他在内心深处，已与朝廷决裂了，当然要回老家去！

溯江而上，船抵汉口，他去拜访湖广总督李瀚章及诸旧友。

于瀚章处得知，上海曾接总署一信，要他“先期回京不待假满”。他知道，这是恭亲王的意思，也是李鸿章的安排，要朝廷给他一个交代。

可他此番归来，已有了新的觉悟，认定“洋务之不足于有为，决矣”！他原来“货与帝王家”的“屠龙术”——洋务，如今要扬弃了。

因此，朝廷还要他办洋务，他自谓“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洋务，“即令总署以礼相处，犹当设法避之”，何况对他“无礼之尤乎”！

他说总署“被吾以恶名”，还能解释，他无法容忍的是，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他说：“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不祥之人海外归来，船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他了，说“轮船不宜至省河”。朋友来，劝他不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

他说，不谈洋务，何以保国？难道非要落到印度那样的地步？

他表示：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

有人劝他谢绝应酬，深居简出，他不以为然，自称“身非隐士，亦不乐以此为名”，他说，人生所处，随境而施，吾何乐争一高士之名哉？

王闿运与人谈时事，直言宜以筠仙（郭嵩焘号筠仙）当国，人对曰，有妖言，谓筠仙作相，则天下大乱。郭氏病逝，闿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

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为他赐谥，亦被否决。其折一上，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帝都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唯有李鸿章自称“循览再四”，“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赞其“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在给友人的信中，还为郭氏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偌大的中华，一本书都容不下，李鸿章心寒了。

郭氏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楚地有屈子、贾生为他前贤，故其自述诗云：

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

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广东巡抚，被黜。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又改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并在总理衙门行走，为中国首任驻外国公使。从办洋务到办外交，他开辟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时代；从办外交到关注内政，他成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