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天堂的阶梯

边　际

1935年夏天，酷热难当。

此时，在历史的视线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两组人马：长征途中翻过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州的达维镇顺利会师；西藏的摄政热振活佛，在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率领着由僧俗官员组成的队伍，开始了寻找达赖转世灵童的漫长之旅。

就这样，从不同方向开始的跋涉脚步，正向着不同的目标艰难前进，或者这两组人马会成为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也或者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交汇，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我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大戏。

不过，1935年的夏天，无论对谁来说，都只是一个开始……

达赖喇嘛

布达拉宫顶上的达嘛鼓传递着十三世达赖圆寂的噩耗。歌舞和音乐停了下来，经堂内的酥油灯熄灭了，人群被挡在往常日日在其中朝拜、祈祷的大昭寺的门外。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他的身体被面向南方安放在法座上，但第二天人们发现达赖的头转向了东方；此刻，屋外的一根木柱上开出了一朵星形的蘑菇，跃跃然也向着东方。与此同时，摄政热振活佛在“民众大会”上公布了他在圣湖拉姆拉措所见的神迹，他在湖中看到了藏文中的a（a，代表青海省）、ka、ma三组字母，一座有着金塔般屋顶的寺庙，寺庙东面是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向对面山上的一间蓝色屋顶的小平房。种种迹象使僧侣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转世灵童或许就在青海。藏人倒吸了一口冷气，青海——那可是汉人统治的地区啊！

活佛格乌昌率领僧众开始了寻访转世灵童的旅程。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他们装扮成羁旅之客叩开了位于当采的灵童候选人家的大门。

灵童走进厨房，注视着格乌昌活佛脖子上挂的念珠，说：“我想要那个。”格乌昌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肯定会把这串念珠给你。”灵童说：“你是色拉寺的阿嘎（喇嘛）。”灵童一语中的，而格乌昌脖子上的念珠正是十三世达赖佩戴过的。十四世达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到目前为止，我的父母对他们所款待的这些旅游者的真正使命仍然深信不疑，可是几天之后，寻访队的大喇嘛和高级官员全都来到了我们在当采的家里，一看见这一大队不同寻常的来访者，我的父母便明白了我可能是转世灵童，因为在西藏有许多转世活佛，我的哥哥就已成为了转世灵童。同时，最近塔尔寺有一位活佛已圆寂，父母认为这些来访者可能正是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的，确实没有想到来者是来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

寻访的僧侣们严守着转世灵童身份的秘密，一来怕当时驻守青海的国民党军长（后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以此为要挟索要钱财，二来最担忧的还是怕马步芳提出派遣军队护送灵童返藏，而这个老谋深算的回族将军极有可能就此呆在西藏不走了。

幸好，那时的马步芳并没有率兵入藏的野心，在得知转世灵童身份的真相后，他只是把“放行”的价码从10万大洋提高到了40万。西藏不能没有活佛，于是格乌昌一行也只得忍气吞声，拿钱将灵童“赎”出了青海。

从此，青海省湟中县当采村的两岁幼童拉木登珠便成为十四世达赖。

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达赖喇嘛从来都是藏族“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权威”。事实却是在十四代达赖喇嘛中，只有三位真正统治过西藏。而他们中的佼佼者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额巴钦波（伟大的五世）”的阿旺罗桑嘉措。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出生在前藏贵族琼结巴家族，是日喀则地方的世袭统治者。他的确是西藏历史上一位十分难得的优秀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他是第一个进京晋见皇帝的达赖喇嘛，当年的顺治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旦达赖喇嘛”；他所代表的格鲁派政府以chos gnyis vbrel一词来表达其宗教思想，正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宗教和政治事务合二为一”的政治理论；他著书立说，所著的《西藏王臣记》、《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义》和《引导大悲次第论》等都成为藏传佛教界广为流传的宗教经典。但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他的原因还在于他所制定的那部著名的《十三法典》，正是这部法典，让西藏人分贵贱，三六九等，其影响之深远，禁锢之牢固着实叫人无法忽视。

法律是社会状况、价值观、人伦关系、生产关系的综合体现，而透过《十三法典》，我们的确能很清晰地勾勒出那个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下的西藏。

《十三法典》全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颂词十三法》。法典规定伤人赔偿，凡仆人反抗主人，而使主人受伤较重的，应砍掉仆人的手或脚；如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法典规定农奴“勿与贤哲贵胄相争”，“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法典规定凡蓄意杀人者，必须向死者家属赔偿命价，命价数额依被害人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等级而定：农奴主贵族是至高无上的命价，无法偿还；流浪汉、铁匠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法典规定同等级平民间盗窃，罚赔7倍到8倍或9倍不等的罚金，盗窃赞普（吐蕃王号，最高统治者）财物，罚赔原物之百倍的罚金，偷“三宝”(佛法僧)之财物，罚赔80倍的罚金……

在《十三法典》的条文中处处可见阶级与阶级之间巨大的差异，而农奴作为社会的底层，阶级的末端，自然而然地被放逐到了最受压迫的地位。同样的行为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约束，相似的过错却要承担残酷百倍的惩罚，这样的法典显然无法通向公平与正义，但它仍被沿用数百年，直至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为止。

农奴和农奴主：云泥之别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

也是被领主占有。

就是河水变成牛奶，

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生命虽由父母所生，

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农奴”在西藏当地被称为“米色”，字面上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顾名思义，除去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僧侣集团和处于权力顶峰的达赖喇嘛之外，绝大多数的西藏人都是农奴。在西方学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关于“农奴”身份的定义：

西藏的农民，特别是在贵族和寺院的庄园里干活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农奴。一个佃农必须把他的大部分农产品交给地主，留下的仅够养活他自己和家人。他还必须向地主和所有过路的政府官员服徭役并提供物品。未经老爷的允许，佃户不得擅离他的土地。如要离去，需先呈上西藏人称之为的“离开庄园申请书”。通常这类申请是不会被批准的。

农奴被拴在庄园主手中，就像狗儿被拴在院子里，就像驴子被拴在磨盘旁，白天他们劳动，夜晚他们看家，即使有一天他们要婚嫁，要出家也必须经得主人的同意。

食，吃的是狗食；活，干的是驴活。

白天是人，夜晚是狗。

打完场，糌粑光。

奴仆的睡处，在梯子下面。

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就是农奴的后代，他回忆起童年的境遇时感慨万端：

我是四川省甘孜州的藏人，也就是现在康区的康巴人。我们家就是世代为农奴，农奴里面最底层的。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家没有房子，我们家住在哪儿呢？贵族宫殿里面厨房和大厅之间有个过道，那儿有一个盖的或垫的，这就是我们的家，两个姐姐，妈妈，加上我，四个人都睡在那儿。我妈妈和两个姐姐一生下来就是这家的仆人，一年四季给他们干活，给你点吃的，给你点穿的，其他一无所有，没有地，一寸土地都没有，更没有一片瓦让你住。我降生在牛棚里，早上出生，下午我妈妈就得去劳动，你是农奴就必须得干活。

而一个名叫马丽·塔林的西藏贵族阶级出生的女子记录下来的她在旧西藏的生活却是这样的：她的家里有20个左右的仆人（农奴），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总有一个仆人背着她上下楼，只因为她“很懒”；家中有人患了病，就会请来英国医生为他们诊断，或者干脆去印度治疗；马丽和她的长辈一样对伺候自己的农奴很不信任，因此他们每天早晨从上了锁的仓库里取出只够一天的粮食发给仆人。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1950年1月23日，毛泽东致电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指出：

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的任务最终赋予西南局。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

（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

毛泽东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将原定由西北局担任的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由二野的18军担任。一切准备就绪，一场举世瞩目的历史壮举，拉开了序幕。

达赖集团的应对策略

基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共产党派出数批劝和代表以动员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年2月1日，西北局派情报部藏族侦察员张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开展劝和活动。张竟成身上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声望的藏族高僧喜饶嘉措也给达扎带去了口信。

稍后，西南局派出与西藏上层关系密切的志清法师赴藏劝和。

同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派出以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土登诺布、夏日仓、仙灵三位活佛为首的劝和代表团，西康省派出格达活佛，分两路前往拉萨。

5月29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拟订的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 共10项条件，后被称作“十大政策”。

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如何经营西藏的时候，以达赖的经师、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采取所谓应变方略，其核心却是“西藏独立”。

1949年7月8日，达扎在与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密谋后，通告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随后，大批全副武装的藏兵包围了驻藏办事处，没收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并占领中央气象测绘局拉萨气象测绘所，关闭了国立拉萨小学……“驱汉事件”发生后，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发表评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应利用这个时机完全脱离中国的控制。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说什么“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噶厦政府还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分别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希望他们对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达扎等人对于中央政府一再表达的和谈愿望弃置不顾。噶厦政府在回复张竟成递交的廖汉生的信中竟称：“祈为阁下转念西藏檀樾感情悠久友好，请向北京政府善为解释。”檀樾，即施主，亦即只承认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寺庙与施主之间的关系，完全否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而其他几位劝和代表，除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之外均在噶厦政府的阻挠下没能到达拉萨，爱国爱教的格达活佛还被害于昌都。

这样，以达扎为首的极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堵塞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同时，噶厦将藏军主力部署于金沙江一线，企图用武力抗拒我军入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得不打响了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以战求和

昌都是藏东门户，总扼进藏的南北中三路。

西藏噶厦政府把坚守昌都作为其最后一道防线，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藏军扩充兵力，训练军官，购买武器弹药，调兵遣将，把10个团扩大为16个团，企图以金沙江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昌都总管拉鲁自信满满地对下属说：“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还不会到来……我们绝不会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金沙江。”

攻克昌都的战略部署，核心是以强行军的方式发动一系列闪电般的突袭，对昌都地区的藏军实行全面包抄。大军兵分三路，一支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发起攻击；一支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发动背后的突袭，切断敌人逃跑的路线；最后一支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

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2/3的兵力(约七千至八千人)集中于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采取了与18军正面决战的战略，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40年后，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回忆道：

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解放军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

败局渐露，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后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卫官措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历史中成为一次著名的对话：

措果：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三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将无所适从。

都然娃：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复电。

措果大怒：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

阿沛是接替拉鲁担任昌都总管的，同时也是噶伦之一，他不希望自己背上弃城的恶名，因此只能待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

10月17日，昌都的局势看不到半点曙光。阿沛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为时已晚。

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刚好抢在藏军撤离之前，完成了合围。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

昌都战役仅历时两周，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2/3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2700多名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的大路，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关于今年占领昌都问题给西南局的电报》）毛泽东的这段话揭示了昌都战役的主要目的——迫使西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此，军事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不是藏人所恐慌的占领，而是发动了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以战求和，这是毛泽东战略布局上的又一次胜利。

流亡还是谈判？

1950年11月底，对于身处拉萨的西藏僧俗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寒冷彻骨的冬天。

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力量几乎消失殆尽；美英对于西藏代表团寻求外交和军事援助的一封封急切的来电、来信完全是一副虚与委蛇、应付了事的态度；在联合国，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被人悄悄地隐匿在了台下；西藏一向仰赖的印度也吝于提供军事支持和外交声援。只有几千人的军队脆弱地守卫着昌都通往拉萨的交通要道，只要人民解放军愿意，打通道路，直取拉萨已经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十四世达赖和簇拥在他身边的僧俗官员们此时又想起了前几代达赖走过的老路——流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对于植根在西藏的活佛来说，流亡绝对是下下之策，可是当达赖喇嘛见到了他那个从昌都赶来拉萨的哥哥当采活佛时，这个下下策还真被排上了议事日程。身在拉萨的达赖以及重臣根本摸不清与自己一步之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所以当采就成为了解放军管辖区的唯一见证者。当采活佛说，共产党逼迫他前往拉萨说服他的弟弟，甚至允诺如果他能完成使命，西藏的统治大权将落到他的手中。当采的话让拉萨的大臣们大惊失色，他们草草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共产党是不值得信任的；第二，达赖喇嘛继续留在拉萨将非常危险。如此一来，他们便立即着手与印度方面取得联系，安排达赖流亡的路线。

据一位原西藏噶厦官员回忆，当时为达赖安排落脚点的夏格巴是这样向达赖汇报的：

假如达赖流亡国外，美国和英国政府答应给予帮助。印度政府指出，在达赖喇嘛到达印度领土之前，你们必须万分小心。他一到达印度，印度政府就会派遣卫兵等予以保护，并且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万一解放军包围了整个西藏，美国人将会派一架专机把达赖喇嘛从拉萨接走。因此，你们应该在拉萨抢修一个机场。

滑稽的是，后来在美方的档案里从未发现过美国人打算接走达赖的证据。

有人想逃跑，有人却主张留下来谈判，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在昌都战役中曾和解放军有过正面交锋的阿沛。

1910年2月，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一个有蒙古族血统的贵族霍尔康家里。襁褓中的阿旺晋美被母亲带到她在墨竹工卡县的加玛庄园抚养，加玛庄园里的农奴子女则成了他童年时期最好的玩伴。

17岁时，阿旺晋美以庄园主少爷的身份，代替母亲管理庄园。在与农奴接触的过程中，阿旺晋美对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曾说：“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由此，他萌生了改变旧制度的想法。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也向西藏释放了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友善讯息。和那些被西方阴谋所蛊惑，成日里做着“西藏独立”梦的僧俗官员不同，阿沛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和谈的人。在他看来，当时的西藏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因此，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帮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100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赢呢?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此后到1951年期间，阿沛5次向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报告，促请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谈判。他甚至一度要推辞昌都总管的职务，表示愿意“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

昌都战役后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18军副政委王其梅将军接见了阿沛。王其梅亲手将一条欢迎的哈达挂在了阿沛的脖子上，他动情地说：“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但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消极宣传，致使你们误解了我们的意图，并且已经疏远了我们，因而使你们自身蒙受了不必要的困难，对此我们深表遗憾。”说着，王其梅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阿沛。

阿沛对西藏未来的判断现实而又明智，他摒弃傲慢，以历史的眼光洞悉时局，也为他在后来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席位。

中央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一次又一次地向西藏释放着最大的善意，可惜，年轻的达赖喇嘛还是听从了身边保守的僧侣们的“苦口婆心”，虽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却仍旧离开拉萨，滞留在中印边界小城亚东，犹疑、观望。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让整个世界格局波诡云谲，也让达赖喇嘛可以选择的道路变得十分有限，美、英、印等国对于达赖喇嘛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漠。达赖体会到了困兽的窘境。

此时，达赖身边的顾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另一派鼓吹流亡，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奋斗。显然，渐渐地，前一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在迟迟等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达赖别无选择地与中央政府开始了正式的谈判。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达赖派出了两队人马前往北京参与和谈。一队由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三人组成，从昌都出发，另一队则是从亚东启程，取道印度的凯墨·索安旺堆和士丹旦达。

阿沛与亚东来的谈判代表在北京会合。他们给阿沛带去了来自亚东的最新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奉劝西藏人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让阿沛对国际势态和西藏未来有了更明确的思想准备。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

噶厦政府开出的条件包括：一、表面上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质上要实行独立自主；二、不要向边境派遣武装部队；三、和平谈判时，要有中立国(指印度)参加。达赖指示谈判团必须坚持不准派解放军到西藏边防这一条，另外还要坚持中央派代表只许派文官，而且必须是信教的。

在阿沛看来，噶厦政府的这种一厢情愿太过“离奇”，“共产党里面到哪里去找信教的?”

他告诫与自己同行的谈判代表：“寺院保守派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甚了了；如果他们轻易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坚持商谈供施关系和西藏独立，那么势必会让中共失去耐心，最终使他们重新开始向西藏进军。”

阿沛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西藏未来的重担，同时，他此行的成果也面临着被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全面否定的可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要有人来承担兴衰荣辱，这一次责任落在了代表团团长阿沛的身上。

1951年4月29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作为中方谈叛代表团团长与阿沛·阿旺晋美面对面地坐到了谈判桌前，和谈开始了。

李维汉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他着重说明解放军进藏的必要性：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卫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这对西藏人民、西藏民族有利，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

第一、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有无侵略野心还不能保证；第二、现在西藏根本没有国防，西藏的军队是向祖国内地部署的，要建设国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目前西藏更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一旦有事，军队开进去谈何容易。至于西藏的军队要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那是不成问题的。

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人民解放军开进去以后，会慢慢整他们。但是，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用战斗的方式打胜了再搞，还要方便些。

虽然，远在亚东的噶厦政府仍坚持“不能同意解放军进藏守卫边防这一条”，但代表团商议认为：“我们已经承认西藏不是独立的，这么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其他就都是小问题了。于是大家决定就这样签了吧！”

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协议草本、附件草本只经过几个回合的磋商就定了下来，只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五一假期后，李维汉突然问阿沛：是否接到了关于班禅返藏的特别指示？

阿沛回答：“没有。”

李维汉很纳闷：“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全西藏民众最关心的重要问题和事件之一。”他继续追问：“是否承认班禅是真正的转世活佛。”

阿沛的态度陡然强硬起来：“在转世灵童得到西藏政府正式确认之前，我不可能承认任何人为班禅的转世灵童。”

关于班禅返藏的问题，是西藏民族内部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即使像阿沛这样开明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愿作出丝毫的妥协。

对此，李维汉解释了中央希望解决班禅返藏问题的原因：

宗喀巴有达赖和班禅两个弟子，传到今天已有五百多年，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是团结的，后来分裂才二三十年。这种分裂，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挑拨。分裂对西藏是不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拉一个、打一个。或者拉达赖打班禅，或是拉班禅打达赖。这无论对西藏的政治、宗教都是不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是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历史上几百年达赖、班禅各有其地位，还是按这几百年的规矩，使班禅回到西藏去。过去几十年中间，由于分裂了，彼此心中不愉快，有仇恨，但终究都是西藏人，都是宗喀巴的弟子。这一条大的方针，希望双方都同意。

5月19日下午，中央谈判代表孙志远到西藏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同阿沛单独交谈，最后商定，协议中将要写的恢复班禅的地位和职权问题，是指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阿沛当即表示同意。

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扫除了谈判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后，接下来的进程就如顺水行舟。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一个新的时代正向西藏人民扑面而来。

在《十七条协议》中，有这样几条关键性的约定：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中央政府承诺不会强迫西藏改变固有的政治制度，这一点让达赖多少打消了疑虑，动心返回拉萨。他和他的僧俗官员们认为只要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存的政教合一的政体不加干涉，那么他们的统治也将得到相应的延续。

协议签署的那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阿沛。

毛泽东说：“你们已经承认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所以现在北京和上海都是你们的了。现在人民解放军将要进藏，你们还有疑惧吗？”

阿沛回答：“我们在昌都第一次遇见中共军政人员时还存在着疑虑，但是现在我深信不疑了。”

毛泽东说：“你这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们一定还有顾虑；如果你们不存在顾虑那就非常奇怪了，但是总有一天你们的顾虑会被完全消除。你们将同人民解放军相处，因而日复一日你们的疑惧和不安就会被打消。”

毛泽东对西藏内部的猜测是准确的。即便由阿沛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经同中央政府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但流亡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内部在是否接受协议，多大程度上接受协议仍然有着极大的分歧。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沛是不具有代表西藏签署《十七条协议》的权力的，《十七条协议》成立与否全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所做出的反应。

“统治权仍然留在达赖喇嘛的手中”，经过一番激烈辩论，西藏僧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赖遂出乎意料地完全认可了《十七条协议》。

同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正式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十七条协议》的拥护。在这份电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达赖喇嘛对西藏地位的新立场：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1951年10月24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

达赖喇嘛先生：

你于1951年10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

1951年10月26日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典范。一方面它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西藏社会的现状，尊重其既有的体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它成功解决了西藏在中国长远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中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同时，协议为中央政府逐渐改变西藏落后面貌、改革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平解放”也避免了重新进行军事进攻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消极地批评和谴责，并且排除了西方国家对西藏主权横加干涉的可能性。

达赖、班禅进京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会前，一直萦绕在毛泽东心头的是“由谁来代表西藏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是在经过土改，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普选后产生了人民代表，但此时西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最终，中央决定邀请达赖、班禅等作为西藏代表同时出席这次大会。

达赖要进京！

“是宗教重要，还是大会重要？达赖喇嘛正在学经，要到23岁才能考‘格西，如去内地两年，是会妨碍学经的；加上路途遥远，水土不服，也不好办。”

“我在国民党时任过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处长，国大选举时也说很重要，其实没有什么。”

“达赖喇嘛1950年去亚东时，某寺两千多喇嘛劝阻，有一个喇嘛跳河死了，如果这次达赖要赴京，三大寺反对就不好办了。”

“达赖喇嘛是佛教之主，人民对他很信任。如去北京，回来后就没有人信任他了，岂不糟糕。”

……

反对者的声音，不绝于耳。

不过，达赖本人却有赴京的意愿。他曾嘱咐自己身边的侍读江措林活佛远赴山南拉莫云措湖观看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前途，江措林告诉达赖，从湖中他看到了达赖周围有很多汽车，这似乎预示着中央和西藏之间将有光明的前途，达赖可以去北京。

达赖也有自己的疑虑，他曾对江措林说过这样的话：

我去北京的事，原打算在公路修通后考虑，但有两个顾虑：一是自己一行动等于西藏地方政府全都出动，解放军再帮忙，也还要大大牵动老百姓。二是自己是西藏一教之主，且是维系三大寺的重心，我一去北京，三大寺很可能发生骚动，那就不好收拾了。

但经过中央派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一再协调和阿沛对此事的坚定支持，达赖决定赴京。

达赖对张经武说：“我个人认为赴京开会，可以见到毛主席。根据内蒙古和我家乡寺庙得到尊重和保护的事实，我赴京开会，无论对政治、宗教都有好处。”

在随即召开的噶厦、译仓（西藏地方政府之秘书机关）会议上，达赖喇嘛宣布了他即将赴京的决定。

1954年9月1日，达赖从成都、班禅从西宁分别乘坐飞机到达西安汇合。9月4日下午，载着两大活佛的列车驶进了北京火车站，国家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在9月1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达赖、班禅被选入主席团，同全国各民族代表一起，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拟订的第一部宪法。

达赖在会上发言说：“宪法草案总结了几年来执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宪法草案上规定了各民族可以按照它的发展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充分行使自治权利”，“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西藏全体人民热烈地表示拥护”。“敌人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人代会后，达赖与班禅参观游历了天津、上海、杭州、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为期3个月。

1955年的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的新年。毛泽东在京接见了两位活佛。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50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

达赖回答：“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毛泽东继续道:“落后不要紧，在汉人地区也有许多落后的地方，和西藏一样，将来都要搞好。”“我有信心。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

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之间曾多次出现上述这样的对话。1955年的3月8日，在达赖、班禅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为他们送行。

“你们要走了，我来看看你们，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吗？”

毛泽东的亲切话语让达赖十分感动：“主席的突然到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毛泽东与达赖之间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在西方学者眼中，这是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最为亲密的“蜜月期”，即使在数千年漫长的汉藏交往史中，双方这样襟怀坦白、意趣相投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那时，年轻的达赖是扎扎实实地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支持和诚意，他同时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倾倒。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毛泽东由衷的崇敬。

毛主席啊！您的光辉和事业有如创造世界的大梵天和众敬国王（印度传说中的最古国的国王）！

聚积了无量数的福气才产生了这样的领袖，

好像大地上有了照耀一切的太阳。

您的著作珍贵如宝珠，

丰富有力如同海潮一直达到天空的边际。

荣誉无比的毛主席啊！愿您万寿无疆！

现在君子动口不动手

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总是表现出特别审慎的态度。这从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从西南为主入藏、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现有社会制度不予变更、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慎重稳进、搞好上层统战、六年不改、边平叛边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中央决定在西藏设立自治区。1955年，当达赖和班禅还在北京时，就已经开始动手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了。委员会名额为51人：西藏地方政府方面15名，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方面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方面10名，中央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5名，其他方面（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等）11名。

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6点：

1.为西藏的管理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

2.鼓励发展当地工业，使其能适合中央的计划；

3.使各个阶级的人民团结起来，促进阶级之间的合作；

4.发展教育；

5.在进行改革时要防止急躁情绪；

6.保护宗教自由和寺庙。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对中央来说，是一件大事。为此，中央派出了一支包括来自17个民族的全国各界代表共800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

临行前，毛泽东对代表团团长陈毅嘱咐道：

并非只有中国重视西藏，西藏的问题会引起全世界的注视。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赎买的办法。此次赴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不强加于人。

由于当时印度方面提出邀请达赖前往印度访问，社会上对此顾虑重重，毛泽东特别指示说：

达赖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

1956年3月16日，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启程，到兰州后，乘坐30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经青藏公路于4月17日到达拉萨。拉萨僧俗倾城出动，3万多身着盛装的藏族人民，夹道欢迎中央代表团。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出城5公里，到接官厅迎接。旋即举行群众大会。陈毅团长向拉萨各界数万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当时身临其境的人都能感受到流动在其间的温暖真挚的情谊，不过达赖在庆祝大会上的某些谈话还是泄漏了一丝隐忧。达赖说：“最近邻近各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正在进行和准备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虑和惧怕。”

达赖的疑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不久前，1956年2月25日，甘孜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为了阻挠和破坏民主改革，首先在色达地区、紧接着于29日在义敦等地发动武装叛乱。这一消息传到西藏，让达赖和与他亲近的西藏上层惴惴不安。

西藏上层的疑惧，毛泽东是知道的，他一再给予宽解。

早在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时就指出，西藏不要害怕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目的是把西藏全体人民的生活搞好。同时，你们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下降。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你们这些上层人士、贵族、各寺庙的喇嘛，可以同群众一起协商，上下结合，实行改革。“改革要你们下决心，你们不干，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

1956年2月12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又逢藏历火猴年元旦，毛泽东对在京参观的藏族人士拉鲁·才旺多吉、拉敏·益西楚臣、桑颇·登增顿珠等，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谈到了民主改革的问题：“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两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陈毅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打消达赖等人的疑虑。

他说：“只有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的改革才可以进行。”

如此一来，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改革。陈毅还幽默地称之为：“现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六年不改

这个时期，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稳定西藏，中央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形势的发展出乎毛泽东和中央的预想，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迅猛发展，给西藏以巨大的冲击。

西藏地区部分群众开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希望西藏早一点进行民主改革，认为“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西藏工委大打舆论战，刚刚创刊的《西藏日报》刊登了大量有关改革的新闻和文章。8月4日，一封《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给达赖的请求书》被刊登在了《西藏日报》上，一时社会哗然。在此前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各级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急剧膨胀起来，形成了欲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历史上，人们称这段时期为“大发展”时期。

人员迅速增加，开支急剧增大，市场投放银元过多，引起物价上涨。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焦躁不安。

达赖此时去信毛泽东，毛于8月18日复信道：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九四指示”）。指示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对西藏上层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以后再去进行。”这里所谓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条：一是同他们的各方面的领导人员协商好。二是把上层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西藏问题时说：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这样，中央在“九四指示”下达半年后，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针。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区对部队进行了全区性的缩编和部署上的调整，总员额减至1.8万人。

中央一系列的缓和政策，让在“大发展”时期神经备受刺激的西藏上层缓了口气。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囿于阶级本质，认为“六年不改”最终还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们必然要为保全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些什么了。

四水六岗卫教军

1959年的叛乱虽然被历史铭记，但是，对于西藏和中央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实上，从中央代表到达拉萨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乱就零星地发生过，直到达赖喇嘛发出和平呼吁书后，叛乱才暂且平息了下去。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叛乱很可能是国民党残余分子策划发动的。但到了195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叛乱成为有组织的行为，而它们的策动者则来自藏人内部。

在叛乱武装中，有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驻藏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恩珠·贡布扎西，康区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早年曾在拉萨经商，在拉萨的康巴人中，以及康区巴塘、理塘等地都具有一定的威信。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的康巴人，于1957年5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区）组织。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2200余人。

1958年6月16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

西藏地方政府对叛乱武装一直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噶厦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积极为叛乱武装筹措粮秣，还在山南地区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给叛乱分子发放粮食，打开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并听任其征收粮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藏军也以“成伙携枪逃跑”为借口，选派机枪手、号兵去山南，协助训练叛乱武装和直接参加叛乱活动。

几乎是同时，毛泽东在批转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鉴于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全面叛乱，中央于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们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入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和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动分子却根本不要改革，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六年不改”，他们希望“永远不改”。这样一来，“如果反动分子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7月18日，张经武、张国华到罗布林卡（历代达赖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会见达赖喇嘛，转告了中央对叛乱武装的最后通牒。这让达赖感到十分紧张。

驻藏部队面对叛乱，一直在忍耐。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京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对西藏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又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说: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果威胁交通，威胁你们，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

叛乱分子的暴行，罄竹难书。但达赖对此态度暧昧而且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直到11月2日，才召集了噶厦全体噶伦和仲译钦波、孜本、马基（藏军司令）、三大寺堪布开会，要求噶厦“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会议开了十多天，十分刁诡的是，西藏上层愣是将这场原本商议平叛的会议，开成了反动分子如何在必要的时候，把达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的密谋。

这是达赖集团悲剧的开始，却是西藏民主改革露出曙光的时候……

1959：不平静的日子

1959年3月，西藏爆发叛乱。

事情要从2月7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破九跳神大会”讲起。那天，达赖喇嘛突然对应邀参加“跳神大会”的中央驻藏代表郭锡兰、邓少东说：“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安排一下。”

“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微微一笑：“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3月9日，达赖通告全体噶伦，明天直接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这一安排在阿沛看来是极不寻常的。一般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噶厦的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阿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明天可能会出事”。

不出所料，3月10日上午，叛乱爆发了。

上午8时，拉萨街头突然一片混乱。

“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噶厦的警察代本侈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荷枪实弹地在市内的大街小巷吆喝穿梭，强迫每家至少派一人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谣言四起，“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谣言对坚信佛教的藏族人民无疑是莫大的冲击。他们恐慌不安地向罗布林卡涌去，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达赖根本无法移动一步。

叛乱分子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口号，张贴“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等反动标语。

突然发生在拉萨城内的大规模叛乱显然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风暴。然而，噶厦政府的代表还对中央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事态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回顾那段叛乱发生的日子，纷纷扰扰的记忆已经成为历史，但那段时期达赖与谭冠三将军的通信往来，却成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叛乱真相的蛛丝马迹。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叛乱的当天，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便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1959年3月10日

3月11日，谭冠三收到达赖喇嘛的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同日，谭冠三将军复信致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夜，噶厦派人分赴工布、彭波、山南等地，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当天，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３月12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地示知。

达赖12日呈

3月13日，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向各宗、奚谷 (县、庄园)下达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者，定将依法惩处。”

当天，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在市民中对18岁至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噶厦从布达拉宫下面的军械库中取出炮12门，机枪30挺，运往罗布林卡装备叛乱分子。

3月14日，噶厦召集300多名妇女开会，叫嚷“独立”。另有几百名妇女到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要求保护“西藏独立”。15日，又有300多名妇女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请愿。

3月15日，谭冠三将军致达赖喇嘛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1959年3月15日

3月16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您15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2月5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16日呈

发出此信后的第二天，即3月17日夜里，达赖及随员600余人逃离拉萨。

对于上述几封公开发表的信，达赖在其《自传》中声称，他给谭冠三的信，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达赖还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这是毛泽东得知达赖逃跑后的原话。他说：“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也没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

同日，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毛泽东对待达赖很宽容，他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最后中央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达赖的叛逃却为中央在西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打开了一扇光明的大门。

在叛乱初期，毛泽东就把张经武、张国华叫到武昌，对他们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

尘埃落定，达赖越走越远。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做了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开启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

……

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1959年的春天，西藏农奴迎来了新生的日子……

民主改革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西藏全面平叛的过程让毛泽东从此对西藏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面对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他的指示是边平叛边改革、和平赎买。

5月，他在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的谈话中重申：“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降低。”并指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民主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人身依附制度）和“两减”（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

第二步是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到了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到1960年底，西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

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度。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百万农奴终于挣脱了身上的锁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翻身农奴

山南地区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最为完整的主要农业区之一。西藏地方政府系统197家贵族中，就有86家在山南占有庄园和牧场。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在乃东的庄园凯松卡（索康拥有十几处庄园和牧场，仅在山南地区就有6座庄园）是山南最大的庄园。这里共有300多个农奴，其中差巴24户、堆穷35户、朗生50多人。

1959年6月，减租、减息工作在凯松卡展开。凡领主1958年前借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1959年放的新债，一律减息，按月息一厘计算。

16日，凯松卡和凯墨、昌珠的农奴集合在一起，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着红旗和经幡，擂着羊皮鼓，一路高呼着：“消灭叛匪”，“消灭乌拉”，“消灭高利贷”的口号。群众队伍之间，互相呼喊着:“你们的苦,就是我们的苦!”“团结就是胜利”。队伍汇集在泽当寺前，举行数千人的大会，向三个放高利贷的管家进行说理斗争，讨回了高利贷的借据，收回了抵押品，大长了农奴的志气。

7月5日，凯松乡农民协会成立。乃东县也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山南地区随着平叛的顺利发展，按照凯松的经验和步骤，全面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

直至1959年下半年，西藏共有51个县的650多个相当于乡的地方、45万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三反双减”运动。过去“受牛马苦，吃猪狗食”的奴隶们，开始站起来了。他们强烈要求分配土地，彻底“挖掉穷根，栽上富根，要做土地的主人”。

10月下旬，拉萨东部郊区在完成土地分配后，近万名翻身农奴和奴隶连日载歌载舞，开会庆祝自己做了土地的主人。许多贫苦农奴和奴隶第一次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政教分离，信教自由

西藏的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重要支柱，不少寺庙还是直接组织和支持武装叛乱的巢穴。因此，平息叛乱不能不触及寺庙，进而清理参加叛乱的僧人。随着每一次平叛战役的结束，当地寺庙的民主改革也随之展开。拉萨叛乱平息后的第三天，西藏工委就向三大寺派驻军管会和工作组，发动僧众深挖叛乱分子和武器，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民主改革。

1959年5月12日，周恩来同班禅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主改革，就是要打击像喜饶嘉措所说的“披着袈裟的豺狼”，去掉宗教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现在存在的这些被封建农奴制度所玷污的东西是很不慈悲的。

西藏工委9月2日制定的《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做出10项具体规定：

一、彻底摧毁一切叛乱组织和反革命组织（如“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西藏自由同盟”和“四水六岗”等）；彻底肃清寺内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二、坚决废除寺庙的各种封建特权，包括寺庙委派官员、管理市政；私设法庭、监牢、刑罚和私藏武器；没收群众财产，流放人民；干涉诉讼，干涉婚姻自由和干涉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

三、废除寺庙放给农奴和贫苦喇嘛的所有高利贷债权。

四、依法没收三个寺庙（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所占有的牧场、庄园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牛羊、土地、房屋、农具和耕畜等）。

五、废除寺庙向群众派乌拉、派差役，对群众进行人身奴役的封建特权制度。

六、不准寺庙向群众敲诈勒索财物和强行摊派；取缔其非法工商业和强买强卖；严禁其投机倒把和走私漏税行为。

七、废除寺庙向宗、部落摊派群众当喇嘛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当喇嘛。

八、废除寺庙内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废除寺庙内的打罚制度。

九、废除寺庙间的封建统治隶属关系。

十、废除寺庙利用宗教节日（如传召）行使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接管市政，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没收人民财产，强奸妇女，残害人民等。

从上面的规定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对寺庙的民主改革，实质上切断了宗教干预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切特权，从根本上改变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寺庙成为纯宗教活动的场所。

1959年下半年自治区筹委会通过的《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规定：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

西藏农奴阶级简介

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90％，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可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等阶层。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为支差者，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于堆穷。堆穷意为小户，主要指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为其支差的农奴。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奴隶占西藏人口5％，多半来自破产的贫苦农奴。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用于家内劳役。

今天的西藏，人们惯于用“五十载跨越上千年”来感叹半个世纪以来雪域高原发生的沧桑巨变——

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而目前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4.86万公里，拥有和在建机场5个,开通航线15条；2007年,青藏铁路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

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从无到有。2007年，进藏游客达40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8亿元，分别是1980年的1151倍和3704倍。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占人口95%的农奴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目前全区已建成了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文盲率降至2.4%,人均受教育年限达6.3年。

旧西藏人均寿命仅有35.5岁。而现在西藏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孕妇死亡率由50年前的50％，下降到2.5％；婴儿死亡率由43％，下降到6.6％；全区人口280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7岁。

诚如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研究员孙勇所说，民主改革一举结束了当时世界上被奴役人数最多、也是最黑暗的奴隶制，这不仅是西藏现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这无疑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把《世界人权宣言》的理想从纸面变为现实，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里，都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曲折过程，而50年前的这场解放农奴的民主改革运动，则把一个大写的“人”字矗立在了世界屋脊上。

知性的守望

女学者的生活与事业向来是人们感兴趣的内容。波伏娃、陈衡哲、叶嘉莹这3位学者，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成绩卓著。作为20世纪的女学者，她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早慧，有才华，有学识，肯坚持，她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颠沛流离，也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她们的足迹都曾踏到过美国和中国。

她们又大不相同。陈衡哲生于1890年，波伏娃生于1908年，叶嘉莹则生于1924年，年龄代际约为一代半人。就个性来说，波伏娃空前绝后地特立独行，陈衡哲开中国女性风气之先留学美国，也一度站在社会批评前沿著书立说，而叶嘉莹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就学科而言，波伏娃学的是哲学，最为抽象；陈衡哲的专长是西洋史；叶嘉莹从事的则是中国古典诗词，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写作有浓厚的兴趣。

女性的生存环境虽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面临的困境仍然相同——婚姻、事业。这3位在事业上都可圈可点，在婚姻选择上则完全不同：波伏娃终身不婚，陈衡哲先不婚后晚婚，叶嘉莹则中规中矩。她们对婚姻事业的取舍，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