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波伏娃

谢喆平

纪念波伏娃百年诞辰，是2008年法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已经百年，她似乎永远年轻，特立独行的人似乎永远年轻。

一个人青年时期叛逆不难，难的是到中年还叛逆，到老年仍旧叛逆。而一个女子叛逆到老，更是少见，何况这个女子非但不浅薄，反而才华横溢。波伏娃百年诞辰，法国关于她的文化纪念活动纷纷纭纭，文章、画册、研讨会，层出不穷。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影响。她身上的标签甚多：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存在主义思潮的发起人之一、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圣西门式的传记家、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惊世骇俗的女才子、双性恋者……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世界，她通常还以另一个身份广为人知：存在主义鼻祖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

纵使有萨冈、杜拉斯等颇具个性的女作家，波伏娃在现代法国女性乃至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力仍是无人能及。人们一度只视她为萨特的伴侣，但在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越来越发现她具有萨特所没有的魅力和才华。而就她自身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她也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与萨特并驾齐驱的当代杰出思想家。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杰出的作家”，前总统希拉克则评价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据说波伏娃百年诞辰期间，法国总统萨科奇曾拒绝了一份新年授勋名单，原因是这份名单上的人物主要都是男性。他说，法国女性在社会中地位非凡，在法国的沙龙文化中女性一直定义着“优雅与智慧”的最高形态，以波伏娃为首的“自由女性”倡导并确立了新女性的典范。年度杰出人士名单上，女性怎能连1/3都不到呢？甚至有媒体指出，如今风头最劲的两位法国女性，萨科奇总统的前妻塞西莉亚和现妻卡拉·布吕尼，都属于受到波伏娃直接影响的一代人。她们强势、独立，在婚姻生活中毫无心灵负累。

波伏娃与《第二性》

波伏娃190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比较守旧的富裕天主教家庭，5岁起开始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并在学校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她的过人才华，使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因为找不到竞争对手而感到孤独。她父亲经常对她说：“你有一副男人的头脑”，期望她考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进入法国精英阶层。14岁时，她突然对神失去了虔诚的信仰。波伏娃酷爱读书，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有人说，她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建立在反叛上。而波伏娃自己则视写作为她的终身理想，她自己的表述是“写作是我存在的证明”。

19岁时，波伏娃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个宣言，她贯彻终生，从事业到爱情，她都做到了绝不让她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15岁时波伏娃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并同时取得文学、古希腊文、古拉丁语、哲学和数学等多学科的高等学校考取资格。17岁的时候，她已经决定投身哲学研究，当年同时考取了巴黎大学哲学系和天主教圣玛丽学院文学系，19岁时写了多部小说，20岁获得哲学学士文凭，21岁在著名哲学家利昂·布伦斯维克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论莱布尼兹的概念》，并以仅次于萨特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高等学校哲学教师资格文凭”。

在写作领域，波伏娃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她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写过多部小说和论文。1954年，她的小说《达官贵人》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两位主人公的革命目的和方法虽然不同，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都失败而牺牲了。波伏娃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女宾》、《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名士风流》、《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回忆》、《年富力强》、《时势的力量》、《了结一切》等。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皮鲁斯与斯内阿斯》等，探讨道德规范与存在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她在存在主义领域的发言权，波伏娃一直被世人当做萨特第二。

但是，真正成就波伏娃的，是她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此书是她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该书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的。”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书中提出，男性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她认为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女人也从未得到过权力，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

《第二性》共上下两卷7个部分，几乎全面地论述了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问题。波伏娃对女性问题的全面论述，使在她之后的女性问题研究者，再也无法绕开她的理论研究。该书在法国上架第一周就卖出2万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预期的销量，迄今为止，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在中国，无数的女性阅读了此书。1952年《第二性》译成英文后，在美国一版再版，极度畅销。该书为波伏娃赢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也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性》震动了很多人，包括教皇，以至于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尽管曾经争议良多，但即使到现在，《第二性》对女性的反思无人能出其右。

波伏娃与萨特

波伏娃在《回忆少女时代》中曾经提到过年少时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地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而，对她这个法国第一批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来说，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直到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萨特。

在法国著名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读书时，她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们相识。1929年，在通过教师资格综合考试时，24岁的萨特哲学会考第一名，21岁的波伏娃则名列第二。要知道，教师资格综合考试在法国至今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高难度考试。考试的结果给了他们两个人智力上的吸引和相互敬慕。波伏娃晚年回忆说：他们一开始的恋情主要是字语的（ver-bol)，而这“也许是我们关系如此持久的原因”。

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夏天，萨特与波伏娃的来往频繁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波伏娃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此后，她先后在马赛、巴黎、里昂教书并和萨特同居。但是，这两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并没有结婚，而是彼此维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一起工作一同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但每天都见面，常共同工作或是交换意见，而且常常一起外出旅行，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一起应邀访问了中国。

她和萨特两人，有共同的阅读爱好、共同的志向，成为生活的伴侣，但终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并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人的性关系。他们保持了长达50多年的情人关系，其间各人又有数次与别人的恋爱，但这些恋爱始终没有影响到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人建立在互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爱情非常强烈。

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他们也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关于不生孩子的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萨特在晚年的表述是：“大部分情形下，我和波伏娃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我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属于次要的层次。”“和波伏娃在一起是生命的全部。”

从他们相爱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辞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他们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甚至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写情书（“河狸”是波伏娃的昵称）。1945年，萨特与波伏娃及几个朋友共同创办“存在主义”的《新时代》月刊。1955年9月，47岁的波伏娃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一起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两年后出版了《长征》一书。波伏娃晚年将萨特给她的情书刊行于世，书名是《致河狸的书信》。但是“河狸”的回信却一封也没收进去。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写了《永别的仪式》，是对和萨特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的追忆，爱情气息浓烈。

纵观波伏娃的一生，萨特是她最深爱、最尊重的人物，不过，两人也都有被其他异性吸引的时期。比如，1931年，波伏娃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很短暂，但波伏娃却用它写了《不速之客》。甚至在波伏娃和萨特合葬时，仍然戴着一枚其他异性送的戒指。

但是，他们这样的两性关系，是不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两性关系模式。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禀赋、才华与反思，他们已远远超离普通人。而且，他们两人同时达到了这一境界。如果只有一方在思想中达到这个层次，而另一方不能理解，则这样的两性关系不可能实现。此外，波伏娃与萨特在哲学的基础上也不惧怕面对世人的道德指责。正如波伏娃在与萨特共同生活了多年之后所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合乎道德的。”

很多人说是波伏娃追随了萨特、是萨特确立了二人之间的关系规则。波伏娃也曾经毫不隐讳地说，她在一切哲学观念上追随萨特，尽管这种追随经过了她自身的思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两人的关系上，也是同样的逻辑？波伏娃的养女希尔维·勒本·波伏娃说：“不是因为波伏娃选择了萨特而使她变成为西蒙·波伏娃，而是因为她是西蒙·波伏娃，她才选择了萨特。”此外，也有说萨特曾经启发波伏娃：“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而这句话成为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使她查阅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资料，写出了《第二性》。若果真如此，倒真是萨特成就了波伏娃。

1986年4月14日，西蒙·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终年78岁。在巴黎著名的蒙巴那斯塔不远处的蒙巴那斯墓地，就是波伏娃与萨特的长眠之处。这个墓地与萨特晚年所住公寓，仅一墙之隔。

由于很多名人葬在巴黎，通常巴黎的各个墓园管理处将墓地进行分区编号，并提供免费的地图，供人们按图索骥去寻访名人墓地。在蒙巴那斯墓地，按照姓名查找波伏娃或萨特，都能很快地找到他们的墓地。在墓园大门不远处，就是他们的合葬墓，墓非常朴素，只是一方比单人床略小些的白色大理石，上面简单地刻了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别无其他。每天，总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瞻仰。有意思的是，波伏娃的拜访者似乎比萨特的拜访者要多。也许，时光流逝，萨特发起的存在主义已逐渐退潮，而波伏娃掀起的女性主义浪潮，正回声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