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水晶一样纯净的人

叶　辉

1月26日，大年正月初一凌晨四时，雷云照例起床，洗涮后，他泡了一杯咖啡，吃几片饼干，随后扭亮台灯，翻开本子，又开始伏案学习和写作。

10年了，从繁忙的领导岗位退下后，他的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是这样开头的。

雷云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他是一位蒙受20年冤屈的右派，但又是一个坚定的党的理论工作者。他历尽坎坷而意志弥坚，饱受磨难而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他是一个统领浙江全省理论工作的权威，却没有半点架子，爱才惜才提携后学；他身患癌症仍笔耕不辍，宽广胸怀包容一切，包括那些曾诋毁甚至迫害过他的人；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一个严谨的学者，一个品德高尚的长者。

春节期间，我走进杭州市保俶山下雷云的家。76岁的老人清虚疏朗，深凹的眼眶里，流溢着慈祥和善良的目光。这位在浙江理论界清望甚高的理论权威，居室极为简陋，壁上是几帧他自己手书的书法作品，家具几乎都是旧的。

“这些家具还是30多年前我亲手做的。”老人微笑着对我说。

我的心一热，33年前的一幕马上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小城鲁班

1976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浙南临海县城，我们师徒几人前往台州地委党校宿舍，目的是去拜访一位高人——临海县城小有名气的木匠。

那时，我还是个农村小木匠，听说县城里有位技艺高超的同行，专程前去取经。

在台州地委党校，我们见到了这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房间。顿时，我们眼睛发亮：眼前的家具，式样新颖，结构精巧，家具立面用木纹拼成有规则的图案，即便是抽斗的把手都流溢着匠心。这是家具？分明是艺术品！

雷云是浙江省委宣传部干部，因被划为“右派”而下放台州。我父亲也是下放的“右派”，同是天涯沦落人，使我对他的好感陡增。眼前的他面庞白皙，英俊儒雅，举止得体，说话慢条斯理，温婉柔和，优雅洒脱的气度中流溢出一种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有一种宠辱不惊的端凝沉稳，他的儒雅的气质，谦和的风度，高雅的举止，无不洋溢着知识的光辉，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啊！

一个学者，他的智慧何以会在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地方流光溢彩？血液中澎湃着马恩哲学思想的学者，是如何将哲学风干成一根根木料，化做一个个精准的榫头，将理性的情怀结构成一件件家具？他会演奏风琴、扬琴、笛子、箫、二胡、京胡等乐器，扬琴、二胡等还是他亲手制作的。一个理论工作者成功地脱胎换骨成木匠，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大丰功伟绩？

政治理论是雷云的专业，木匠只是他的业余，而业余精湛到让专业来学习，他的专业岂不更了得？

数月后，“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掀开了全新的历史，我也改弦更张，求学谋业，厕身浙江新闻界。

忽一日在浙江省委大院遇见声名日隆的理论权威，竟是当年小城木匠，几疑身在梦中。原来他在1979年平反后调回省委宣传部。

此后尽管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疏于交往。但不时传来的对他的好评使我对这位人格高尚的长者充满敬意。

大难临头

我们的访谈从雷云的生平开始。

雷云1933年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职员之家，祖籍江西。初中时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竟至入迷，从此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52年被保送至华东师大历史系，但他因为喜欢哲学而自主选择了政教专修科，从此走上从事政治理论工作之路。

“华东师大的两年学习为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雷云说。“所有课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的老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他对我影响很大，不光使我学到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到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从根本理论上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

1958年，他的第一本哲学论著《因果论》出版。

如果说，是一本好书确立了雷云的人生目标，那么，是一张报纸彻底改变了雷云的命运，把他推入痛苦的深渊……

那是1957年6月，雷云赴杭州探亲买了一张浙江日报，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文章引起他的注意。读罢，他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遂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寄给浙江日报。

雷云不知，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年轻的雷云没有意识到挑战权威的严重后果，他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还有墙，奋然跃起，一头向权威的墙上撞去，一生的命运立时改变。

浙江日报很快发表了他的文章，在浙江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雷云又连连在该报发理论文章。1958年3月，他被从中学政治教师岗位调到省委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

雷云与领导商榷的是理论观点，政治与他“商榷”的却是他的前途命运！他因文而名，因文上调，也因文罹祸。省委宣传部的板凳还没坐热，1958年夏季的反右补课开始了。

此前的一天，雷云在翻阅浙江日报时，突然，一个硕大的标题给了他当头一棒：《雷云的文章是传播修正主义》，批判的正是雷云的那篇商榷文章。紧接着，雷云在反右补课中受到严厉批判，他的商榷文章成了传播修正主义和反党的主要罪证。曾欣赏和重用他的领导见形势不妙落井下石；视他为知己的同事反戈一击；好友路遇也会急忙躲开，他成了瘟神，人们躲之唯恐不及。

处分雷云的结论出来了：“错误是右派，性质是反党。”开除党籍，降5级工资，下放农村劳动。

患难情深

8月杭州城酷热无比，雷云的心却冰雪般寒冷。处分决定已作出，一切已是既成事实。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关上门，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

雷云有满满两书架的理论书籍，这些书籍曾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此时却成为他痛苦的源泉，正是这些书籍使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命运。今后还需要这些书籍吗？今后还能用到这些书籍吗？不可能了，留着这些惹祸的书籍有何用？送废品收购站卖掉！这些书有许多还是崭新的，包括《资本论》，被废品回收站以8分钱一斤的价格收购。此时的他心如死灰，伤心欲绝。

患难见真情。妻子洪映霞在患难中抚慰着他伤痛的心灵。洪映霞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始终坚信丈夫没有错，鼓励他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一天党组织会把问题搞清楚，真理迟早会战胜谬误。

美丽善良的洪映霞与他是初中同学。反右期间，与洪映霞同单位的另两位女性同事的丈夫都被划为右派，两位同事都迫于形势与丈夫离婚了，唯独她坚决不离婚。反右中，她的预备党员资格已被取消，此时同事们又批判她没有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她却在批判会上反驳：“党的政策没有规定一定要与犯了错误的爱人离婚！”为此她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她的一些至交为她的“执迷不悟”惋惜，但她却铁了心坚决与右派丈夫患难厮守。

雷云下乡后，洪映霞不放心，偷偷赶到乡下探望。尽管对农村艰苦的条件已有思想准备，但当她看到丈夫的生存状态时，还是震惊得瞠目结舌：他竟住在一家农户的猪圈里，与猪同居一室！一个学者不羁的灵魂是如何在与猪的对视中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的？心高气傲的学者竟沦落到与猪同居的地步！这使她更担心丈夫能否顶得住严酷环境的压力。丈夫的惨状使洪映霞百感交集，她只能强忍悲痛，纵有千行泪，也只能往心底流。她感到，此时的丈夫是脆弱的，她必须用行动去抚平他淌血的伤口，她必须用行动表明，自己对他是始终如一的，始终坚信他是清白的，是高贵的，即便是身处猪圈之中！她本准备当天赶回单位，但此时她毅然决定留下来过夜。

在猪圈的恶臭中，在猪的呓语中，夫妇俩默默相对，在无眠中迎来了第一缕晨曦。

因为她未经请示去探望丈夫，单位给予她严厉的批评。

苦难还刚刚开始。因为极度的劳累和营养不良，1959年夏季，雷云得了严重的肺炎，医院发来病危通知书……

然而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妻子的悉心照料下，雷云终于战胜死神，重回农村接受改造。

雷云下农村后杭州的宿舍被收回，洪映霞则住进了集体宿舍。雷云摘帽后回杭州探亲，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家了，偌大杭州城竟找不到这对年轻夫妇一张床。那一晚，夫妇俩无家可归，踏着初春的暮色，漫无目的地在西湖边漫步，累了，在西湖边的椅子上坐一下，打个盹，一直走到天亮。

春天还好，冬天就没这么浪漫了。严冬的风直砭肌骨，黄昏在西湖边漫步，他们很快被冻僵了。不得已，夫妇俩走进了一家小旅店的登记处避寒。值班的大妈属于街道“小脚侦缉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马上警惕地盘问。雷云夫妇据实以告。听着听着，大妈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这对青年夫妇的苦难人生化作温情融化了大妈阶级斗争的坚冰，她同情他们的不幸命运，也为他们患难与共的爱情所感动。“晚上别走了，就在我的值班室委屈一夜吧。”大妈说。

那一夜，夫妇俩在值班室的单人床上挤了一夜。这一夜他们睡得很甜，因为他们感到，在这个世间还有温情，还有善良，还有爱……

苦难的岁月更系紧了夫妇俩的情感纽带。患难中，夫妇俩情更真，意更切，相濡以沫，相扶相搀着走过人生最崎岖的这段道路。雷云深情地说：“正是她的爱和信任支撑着我度过人生最灰暗的岁月，使我犹死而复生。”

种瓜得豆，种豆收芝麻。农村改造的两年使雷云脱胎换骨，他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与农民完全打成一片，赢得了农民和村干部的一致信任和好评。1959年底，他因“改造好”而得以第一批摘帽，1962年被分配到台州地委党校资料室当资料员。

难以舍割

走进资料室，当满架的书籍出现在面前时，雷云顿时愣住了。那使他爱恨交加的书籍此时又在诱惑着他。他曾以为，远离书籍，他就可以远离痛苦。实际上在农村那几年，在失去书籍的日子里，时光在荒芜中流逝，他感受到铭心刻骨的痛楚，内心感到极度的空虚，他终于明白，此生已无法与理论绝缘，理论已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难以舍割。因此，面对资料室的书籍，他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对马列主义的深厚感情被重新唤起，他更加痴心地沉溺在阅读中。好在他是只身到台州工作，妻子和女儿都在杭州，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空余时间都被他耗在阅读上。就像他的一位友人开玩笑说的：让雷云管资料室，就像让猫守鱼缸，让老鼠守粮仓。在“守鱼缸”和“守粮仓”的日子里，雷云成为饕餮之徒，饥不择食，大量阅读马恩列斯原著和党的文献及时政文论。

阅读必然导致思考，而思考的锋芒必然指向现实。读着读着，他又开始躁动不安，哲人之思萌动，才子之笔焉能闲置？不能让思想烂于胸中！他技痒难忍，又开始写作。

1963年10月31日，他的长文《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事后他才知道，人民日报曾给台州地委党校党委来信调查作者的政治身份及表现，校党委据实以告：曾为右派，已摘帽，现表现良好。就这样，一个摘帽“右派”的文章居然在人民日报登了近半个版。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不断刊发文章。

忽一日，雷云发现投给人民日报的稿件竟在文汇报刊出。原来，文汇报一编辑在拜访人民日报同行时看到此文，大为赞赏，“给我们发吧！”索要了这篇文章。

从此，他的文章频频在北京、上海的大报上亮相，在四清运动前的一年半时间内连发了22篇。

然而，劫难仍宿命般追随着他。“文革”开始后，他因议及庐山会议受举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视知识为反动为罪孽的岁月里，在挨批斗受迫害的日子里，造反派不许他读书，更不准他再写文章。苦闷的雷云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和油漆，以制作家具、制作乐器为乐，竟技艺日精，渐渐名传浙南小城。理论工作者被磨炼成为木匠漆匠，这倒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1976年底，雷云迎来了人生的转机。在“右派”平反之前，台州地委党校便重新将他启用，让他登上讲台传道解惑。

此时的雷云已开始深入的思考，意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错误的，他在讲稿中大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讲稿被党校学员传抄，成为台州地区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声。

生命的曙色再次照亮雷云人生的旅途。

理论权威

1979年，雷云平反后被调回省委宣传部。经历了20余年的磨难，他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

雷云感激党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勤奋工作，发愤写作，文章又开始频频见诸报端。很快，他出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89年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全省理论工作，不久又兼任省委讲师团团长。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一些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示淡漠，对理论的作用产生怀疑，认为理论无用，许多朋友出于好心也劝雷云不要再研究理论和写文章了。而雷云却认为，理论是党的灵魂，没有理论和理论创新怎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作用备受怀疑是客观事实，但这恰恰说明当前大讲理论的必要和重要。至于很多人说理论与实际对不上号，雷云认为应当划清理论本身的性质与人们对它的误解、与因工作失误而带来的消极后果之间的界限，不能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理论本身。他还以己推人：自己曾受过如此巨大的打击而为何精神不垮？就是因为有理论的力量支撑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雷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都力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作为统领全省理论工作的领导，雷云潜心培养人才，狠抓干部理论教育，指导报刊理论宣传和高校理论课教学，组织各种学术研讨，出版多种理论研究成果，用理论为现实服务。他指挥若定，把全省的理论工作搞得井然有序、有声有色。

“老雷在宣传部工作期间，对浙江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建设功不可没。”大学理论课教师说。“当时省委宣传部和省教委每年暑期都要举办备课会，把全省高校马列室负责人和教学骨干集中起来学习、备课，使理论教师受益匪浅。”

走上领导岗位后，雷云非常忙。但他还是挤时间学习、写作，他的大量的文章就是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完成的。他对领袖著作的熟悉程度使人惊讶，他的一位友人说：若要找《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的内容，找雷云就行了，他能随口说出某一内容出自某一篇。

“老雷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浙江省特级专家陆立军说，“他个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几十年受磨难但信仰始终没变，这正是他的精神支柱之所在。他对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理论都有较深的研究。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他都能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阐述。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原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蓝蔚青认为，雷云的著述一个明显特点是能始终注意准确性、科学性，把好政治关和理论关。浙江大学教授郁建兴说：“雷云是别人‘左了他不‘左，别人右了他不右。”

雷云思想解放，理论上与时俱进。1989年，浙江一农民企业家在上海收购了6家国营商店，一时轰动全国，也引发了一场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雷云公开为这位农民企业家辩解，称他是“红色资本家”。

浙江大学边鹏飞教授说，雷云是浙江省硕果累累、长盛不衰、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理论研究者，宣传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走向辉煌

1993年，雷云被查出胃癌，做了胃全切除手术。术后的化疗使他体重骤降14斤。第四次化疗后他便提出要写作，医生和家属都坚决反对，但拗不过他，只好妥协，允许他每天写作1个半小时。就这样，在继续化疗的半年中，他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此书广受好评，获浙江省政府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被一些高校和党校选作教材，已两次再版。

此后，雷云相继出版了《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体系》、《党的三大理论成果研究文集》等论著，最近，他的新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集》一书又即将出版。

原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王凤贤说：雷云致力于研究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他不满足于对邓小平思想、观点的分类归纳，而是从邓小平理论的概念、范畴、思想原则、内部本质联系、内部逻辑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他把邓小平理论的要谛概括为“五论三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政治保证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主线，生产力标准的理论主线，党的基本路线的政治主线，这就把邓小平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概括出来了。雷云认为“三个有利于”的基础是生产力标准，但把生产力标准与政治标准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面前，分别加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词、人民利益标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体现出有机统一，从而使“三个有利于”成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也是邓小平评价“姓资姓社”的标准，这就把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从以往的思想框架中解放出来了。

中纪委杭州培训中心教育长陈武明说，雷云一直站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在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而且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如2002年上半年就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应该包含“与时俱进”的内容，建议把“与时俱进”纳入思想路线（被《求是》杂志内参专报总书记）；2004年提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为此必须区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个别论断，破除对它的误解和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它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被《求是》杂志内参全文刊登报中央政治局）；2008年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和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科学发展也作为检验我们的思想观念、路线方针和实际工作的客观标准等等。

他的《实话实说：用彻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剖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文，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坚持社会主义与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一文，被20多家报刊、丛书转载。2007年他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本刊特稿”头条刊发。在2008年下半年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他应邀为浙江省委机关干部作的专题辅导报告，被全文编入省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下发。

雷云笃信马列，老而弥坚。1994年离开副部长岗位，1999年底告别省社科联主席职务，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中。他不顾术后虚弱的身体，每天凌晨4点多即起床学习、写作。他说：三早抵一工。他就是以“三早抵一工”的精神争分夺秒地安排他的退休生活，争分夺秒地学习写作。因此，他在理论上也日趋成熟，在事业上走向辉煌。

而今，他离官场越来越远，离学界却越来越近。“文革”前，他已发表论文几十篇，加上一部专著，已达30多万字；80年代以来他发表论文347篇，加上专著，累计已达400万字，其中100万字是2000年退休后完成的。90年代以来，他的论文曾3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6次获省级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一等奖，2次获特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雷云不会用电脑，他完成的400多万字，每篇文章都用端端正正的钢笔字书写，再请打印社打字，并坚持费用自付。

爱才惜才

作为浙江理论界的领军人物，雷云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例如他对浙江省委党校陆立军教授非常器重。雷云患胃癌做胃全切除手术时，吉凶未卜，组织上问他有什么需要交代，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能解决陆立军等几位学者的任用问题。

“这是他的临终遗言啊，临终了还想着我！”谈及此，陆立军激动不已。

雷云对理论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不遗余力。1990年的一天，他获悉嵊州有一临时工酷爱理论，写了一部30万字的书稿投给出版社。在理论在许多党员干部中都不吃香的年代里，居然还有如此热爱理论的年轻人！雷云很是高兴。他了解到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生活窘迫，便力荐这个本无资格的青年到理论岗位工作。这一荐之功使一个临时工成长为领导干部和专家，此人就是现在的中纪委杭州培训中心教育长兼培训处处长陈武明。

“雷部长是我的引路人，没有他，我绝不可能从事理论工作，绝不可能有今天！”一说起雷云，陈武明就很激动。

陈武明从省委党校毕业后工作难以落实。从不为自己的事求人的雷云却四处求人，专程赴绍兴请友人帮忙，才把陈落实在绍兴市社科联工作，后又调到省社科联。陈武明获知自己的一切缘于这位长者的默默帮助，不由得感激涕零。

“认识雷云同志是我一生的荣幸，得到雷云同志的关爱是我一生的财富。”陈武明说。

其实不独对陈武明，雷云对后学一概如此。他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即使是县委宣传部一般干事和县委党校教师给他来信，他也都亲笔作复，为他们的稿件作精心修改，尽可能向报刊推荐发表。他对同志、同仁谦虚平等，赤诚相待，许多人称他为“理论权威”，“浙江理论界的一面旗帜”，他一再表示拒绝接受。他对人总是尽力帮助，对后辈推爱甚挚，期许甚切，其情感人。这也是浙江理论界对他执礼甚恭的一个原因。

雷云更有容人之量。陈武明说，雷云无私地帮助过许多人，甚至对诋毁过他的人也帮，千方百计为其解决困难。一次，陈武明正在雷云办公室，雷云属下一学者与雷云就学术问题发生争论，那位学者非常偏激，上纲上线地批评雷云，而雷云一点不生气，始终面带微笑耐心倾听，然后心平气和地解释。浙大一位年轻教授的一篇文章，内容很好，只是个别观点有些偏颇，有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上纲上线，给省领导写信告状，但雷云坚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得到省委领导的认可，维护了理论学术界的民主氛围。

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80年代举办有关蒋介石的讲座，被人告状，说他美化蒋介石，为蒋介石唱赞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严肃处理！省里派出以雷云为组长的调查组调查处理此事。雷云在不知道任何领导意图的情况下，敢于冒险，坚持实事求是，经过周密调查，最后将它定性为学术问题，建议不对那位教授做处理。这样的结果，省里满意，学校满意，那位教授更是感激万分。

“雷云团结带领全省理论工作者，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人格魅力。学者们虽然学术观点不一，但在支持雷云同志的问题上很统一。”陆立军说。

“出土文物”

前不久，我参加浙江的一个学术活动，餐桌上众人议及学问成为商品、学者趋利之风日盛时，一学者认为也不尽然，并举例说：有一位专家，外出讲课、应邀作报告从来不收讲课费；手中有权，从来不为家人亲友牟利，也不用公车办私事；单位给他旧房换新房，需要再交几十万元钱，可是他付不起，只得放弃，尽管这套房子市场价要200多万元。

有人不信，说，若果有其人，此人应是“出土文物”。

这个“出土文物”就是雷云。

一位学者如此评价雷云：雷云真正可称得上高风亮节，他实现了做人、做学问、做官的统一。高风亮节这个词用在雷云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陆立军教授说：雷云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纯洁得像一片玻璃，他心地善良，为人淳朴，关心同志，甘于奉献。

作为省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领导，雷云经常应邀去作报告，作讲座，退休后仍如此。但无论在位或不在位，他一直坚持不收讲课费。主办单位不依，他则费尽口舌解释。邀请单位常偷偷把钱塞进他包里，他回家发现后必自己贴钱到邮局把钱寄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