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铜雕像一样不朽的人

申宏磊

一直不敢在网上查找周尧教授的消息，唯恐，唯恐那个告别的日子到来。

3年前，周尧老人95岁生日，笔者专程到陕西杨凌送去祝福，当时老人已卧病在床。回京后一直为老人的健康祝祷，心里也有所准备，但当真的听到周尧老人于2008年12月15日7时40分去世的消息时，内心还是被撞得很疼。

笔者对周尧老人的走近是从一座青铜雕像开始的。

中国第一座昆虫博物馆,坐落在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里，大厅内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像，雕像栩栩如生。而一位目光深邃、银须飘拂的老人日日早晚两次从雕像下走过，他与雕像共享着一个名字：昆虫学家周尧。这样的殊荣在中国并不多见。

为需要纪念的人物塑像，是意喻他在我们心中的不朽。然而世界上有什么能被视为不朽呢？

那天在博物馆的楼上，周尧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昔日，罗马帝国由于跳蚤而全军溃散；法兰西帝国因为不能战胜蚊子，致使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停办；非洲的刺刺蝇使大片地区断绝了人烟。而科学家却从蜻蜓和龙虱的启示中改进了飞机和潜艇的设计方案；从果蝇繁殖中揭示了基因的秘密，发展了遗传学。”几句话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奇妙无穷的昆虫世界，这就是昆虫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中国昆虫学界泰斗周尧教授。

几次到西安，都曾绕道杨凌看望周尧老人。每次从那里归来，那座青铜雕像与周尧教授不朽的生命历程就会萦绕在脑海中，不把这位老人的故事讲出来，仿佛就不能释怀……

在昆虫学领域功勋卓著的人

2001年，在北京小汤山温泉疗养中心，中国蝴蝶协会的会员欢聚一堂。

当名誉会长周尧教授身着雪白的西装裤、棕色格子的夹克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外嘉宾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原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之子罗剑少将也是一位蝴蝶爱好者，那天他和两位台湾学者一同用椅子将周尧先生抬到了四楼会场。罗剑满含深情地说：“很早就知道周尧教授，他在我心中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作为军人，爱好上了蝴蝶收藏，很大程度是受了周老的影响……”

周尧1912年出生于浙江鄞县有蝶乡美誉的高桥镇，那里是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古情话的起源地。

蝴蝶是昆虫世界中的“花朵”，周尧对蝴蝶如痴如醉。在他的办公室里，厚厚地码放着他亲手编撰的十几部有关蝴蝶的著作。书中有周先生亲笔所绘的蝴蝶生物学组图，看起来像巧夺天工的工笔画，细腻的花纹、纤巧的肢爪，还有每一根触须、每一根细微的毫毛，都表现出昆虫微妙的生机。

然而，周先生与昆虫结缘却不是因为这份美丽。

20世纪30年代末，陕西出现了小麦吸浆虫，使关中平原饿殍遍地，形成了震惊中外的“关中大逃亡”。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诞生，小麦吸浆虫又一次卷土重来。刚刚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恐慌极了，说这是“虫王爷降下了灾”，纷纷聚集在田垄上向上苍祈祷；还有些农民把庄稼给烧了，这样损失就由原来的80%上升到100%。

在西北农业大学任教的周尧被眼前这种惨状震惊了，他下决心，一定要降服给人类带来如此灾难的“吸浆虫”！

“吸浆虫”是蚊子的近亲。此虫1914年曾在美国纽约肆虐成灾，造成损失达700万美元，但未见防治记载；英国人波尔纳自1932年起，一直在做小麦吸浆虫虫口密度波动的研究，但局限在花盆中实验；日本人汤浅启温于1936—1938年也曾对吸浆虫做过一般性的观察和研究，终无成果。在中国，学术上最早对小麦吸浆虫进行报道的是昆虫学家蔡邦华，但也没有更深的探讨。于是，小麦吸浆虫一次又一次地在科学的尖峰上筑巢、繁衍。

这时，周尧已在实验室中完成了对吸浆虫的初步研究。这种“红色小虫”身体微小，不到３毫米，成虫能自由飞翔快速产卵，并不吃麦子。其幼虫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在麦穗上无孔不入，以吸食浆期麦穗汁浆为生，繁殖很快，成群出现，给小麦造成毁灭性危害。

周尧把自己带领的师生动员起来，走出课堂，日日夜夜奋战在麦田里，他自己也在麦田里躺了七天七夜，进行近距离的持续观察。根据他们的报告，中央政府一次就派出40多架喷药机喷洒农药，有效控制住了虫害。这也是“六六六”和“滴滴涕”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应用于农业生产。

第二年，周尧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有两种寄生蜂是小麦吸浆虫的天敌。后来，这项让昆虫生生相克的研究成果在黄河流域大范围推广，控制住了小麦吸浆虫灾害，为我国小麦吸浆虫的研究和灾害控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治虫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用药物制服虫害，在生物工程高速发展的今天，并不是昆虫学家主攻的方向。周教授告诉人们，“世界上本无害虫和益虫之分。自然界是有其生物链的，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烧荒烧茅草，森林破坏了，昆虫的生物链断了，它们无食物可吃，便开始吃农作物，于是在人的眼里它们就成了害虫。世界上控制虫害通行的办法是用药物控制，但有副作用。一是对农作物生长有影响，二是对其他昆虫有杀伤力，而昆虫在世界上也有生存的权利。利用得好，生物链可以相续相接。”可以说，在利用生物链制服虫害这个领域，周尧带领手下学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近几年，《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都相继发表消息：北京颐和园在南大墙及藻鉴堂等地方发现白蛾。这种白蛾，具有食量大、繁殖性强的特点，严重危害农林植物。园艺队紧急向颐和园放养25万只周氏啮小蜂，这种方法不污染环境，以低成本消灭害虫。而周氏啮小蜂的发现，却可以追溯到1987年。

那一年一架西方飞机携带白蛾进入了中国大陆。这种白蛾繁衍极快，控制不力就将蔓延为人们谈之色变的疫情。中方工作人员往飞机里面喷药，但蛾子蜷伏在涡轮或缝隙处，药物喷洒不到。当时，周教授的研究生杨忠岐（现为北京林科院生保所副所长），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一种体积很小的啮小蜂放进飞机，这种蜂靠寄生在白蛾的蛹内繁殖幼虫，即将出现的疫情很快就被扼制住了。学生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崇敬之情，将发现的啮小蜂命名为——周氏啮小蜂。

世界上有100多万种昆虫，但在周尧之前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发现并命名的，自周尧开始，中国已有多种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昆虫，其中就有以周氏命名的。199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杨凌昆虫博物馆参观，高度赞扬了周尧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拔剑起舞，狂歌当哭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每当吟诵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这句词时，都会感到荡气回肠，那是因为其中饱含着诗人对国家深沉的爱。

在采访周尧教授的过程中，笔者也曾为他的一腔报国之情几次哽咽搁笔。

在昆虫博物馆展室，参观者常常会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那个威武的戎装青年，那就是抗战时期曾驰骋战场的学子周尧。

周尧教授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私塾教师。幼年的周尧读过很多关于荆轲、文天祥、郑成功等英雄的传说和故事，心中激荡着“英雄多遇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的情怀。

1932年他在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读书时，每天都经过一座雕塑，那是学院创办人张謇为抗击倭寇的农民领袖所树的雕像——这个农民手提大刀，有气冲霄汉的气概。

大三时，他曾和同学套用《苏武牧羊》的调子为自己组织的“长跑队”编了一首歌，至今还能哼唱：“要雪东亚病夫耻，要炼体如钢，要锻铁心肠；活泼泼，气昂昂，准备赴沙场，雄心惊倭寇，壮志吓蛮邦……”

周尧回忆往事时感慨地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有巨大影响的，我们真正理解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36年，周尧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奔赴意大利那波里大学，考进了当时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维斯特利（F.Silvestri）教授的昆虫博士研究生班。一年之后，他成绩斐然，兼任助教。他写的《透明蚧的重记载》作为博士论文发表在研究所出版的学报上，得到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高度赞赏，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和隆隆的炮声使周尧胸中的爱国之火越烧越旺。在欧洲，他亲眼看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大举侵略，意大利国内的法西斯主义气焰日益嚣张。心情愤懑的他，每晚挥剑起舞，狂歌当哭：“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

一天，周尧在意大利朋友家闲谈，忽然进来一个青年法西斯党员，一看到周尧就跷起大拇指说：“你们日本人真是厉害，一下子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周尧眼睛里冒出了愤怒的火焰，他一拳将那个青年打倒在地，吼道：“我让你看看到底是日本人厉害，还是我们中国人厉害！”这个不速之客明白周尧是中国留学生后，吓得爬起来一溜烟跑了。

祖国苦难的阴影笼罩在周尧心头，同胞在敌人铁蹄下的呻吟声仿佛响在他的耳畔。一天黎明时分，他打理好行装，来到西维斯特利教授的门前。

“恩师，我要走了！”

“上哪儿去？”教授没有抬头，笔尖仍在纸上滑动。

“我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什么？”教授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周尧那张坚毅而又激动的脸庞，明白这不是开玩笑。他猛地站起来，冲到周尧面前，猛摇着周尧的肩膀，厉声说：“你的学业要中断了，你的前途还要不要？！”

周尧的泪水在眼眶中萦绕，要知道就在两天前西维斯特利教授还充满感情地对他说：“很快，我将再次去世界漫游，你跟我一起去吧，帮我整理研究成果。不久，你就会和我一样有名的。”

然而，此刻他的学生难过而坚定地回答说：“我的祖国正受到蹂躏，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时长。请您谅解！”

教授最终被感动了，满怀深情地拍着周尧的肩头说：“去吧，回到你美丽而多难的祖国去吧！你的论文已经由学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现在你可以免去论文答辩。但我希望你在战争结束后终生献身于昆虫研究！要成为一个大昆虫学家，为你的祖国争光！”

周尧向敬爱的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毅然登上了归国的轮船。

1938年夏天，当他终于辗转踏上祖国大地时，不禁热泪盈眶，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祖国，您的儿子在万里外听到了您的声音。我听从您的召唤，仗剑归来了。为了您的生存、独立与繁荣，我愿意献出我年轻的生命。”

1938年４月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周尧就投笔从戎穿上了军装，来到抗日前线，作战于河南兰考、商丘一带。后来，师长察觉周尧是个留学归国的高级专门人才，于是在敌人的一次大合围中，他命令周尧护送一批文件和现款，从敌人包围圈的小缺口先一步冲出去。让周尧难以忘记的是，在漫天的炮火中，师长彭林生和师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恳切地对他说：“你是建国的人才，可在前线不能很好地发挥你的作用……”

周尧被劝退伍后，辗转来到了桂林，在这里他遇到了自抗战爆发以后就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民间出版事业的巴金及夫人肖珊。在这对年轻夫妇的鼓励下，周尧决定以其所学为武器，报效祖国。

1951年，周尧虽然早已解下戎装，但他与同事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提供了特殊的武器。咸阳老作家峭石回忆说：

我与著名作家魏巍一同去朝鲜战场采访的那年冬天，看到有细菌弹无声地撒落在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三省的土地上。当时，发现有一种昆虫，形似龙虱，在雪地上到处蠕动。周尧教授与他的几个同事都是昆虫分类学界的权威，对这种昆虫的形态、特点、生活习性及产地进行研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宣布这种昆虫只有北美洲才有，朝鲜半岛上是从来不繁衍这种昆虫的，他们的研究引起世界正义人士的警醒。

爱好和平，坚持正义，贯穿了周老的一生。

100多年前，出生在波兰的柴门霍夫医生怀着崇高的理想创造了世界语。

1930年代世界语传入中国，周尧与中国世界语的倡导者巴金、卢剑波相识，并很快就开始用世界语翻译有关科普文章及文学作品。

一天，一位荷兰昆虫学家来访，当他听说周尧教授毕生致力于世界语事业时，不理解地说：“世界上说世界语的人毕竟很少，我们说英语不是也可以很好地交谈吗？”

周尧激动地说：“世界语到中国100年了，我学习世界语70年了。我的意大利文比较好，也可以用英语写论文，但是我更喜欢世界语，这是我的民族自尊心所致。因为世界语象征着平等，它不属于任何国家和民族。但我之所以用英语跟你对话，那是因为你到我的国家来你是客人，我很尊重你，还因为你不会说世界语。希望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都能够用世界语交谈。”一番直率、坦诚的话令那位昆虫学家产生了敬意。

他一生用世界语写作。他用世界语翻译的文学作品，词句优美、晓畅，力图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用世界语是能够写好科普文章和文学作品的。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绿星旗下的一个马前卒，自己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整70年。”

1988年，由于他在科技世界语领域的成就，被国际科技世界语大会授予“绿色宇宙大奖”。

“守卫”西农六十年

历史如此厚爱杨凌。

4000多前年，华夏农业始祖后稷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1934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杨凌开办了西北地区第一所培养农林科技人才的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现在的西农已被国家正式命名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农业科学城”里聚集着4000多名科教人才及一大批为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们所建树的业绩如同一座座丰碑，受到世人的景仰。

笔者2002年初到西农时，正是小雨霏霏的秋季，从车站到西农仍然是一条泥泞的马路。在一幢土色的砖楼上悬着一个横匾——西北农业专科学校。60多年来，周尧教授以这所学校为中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1939年，当28岁的周尧来到西北农学院时，学校只有16盒常见的害虫标本。而这所派系斗争激烈的学校，更有人想把这位有着浓重浙江口音的年轻教授轰走。

上实验课时，有一个学生想“考”他一下，预先把一种昆虫的头与另一种昆虫的身子粘在一起，逼真极了，活灵活现，叫周尧鉴定。周尧笑着回答：“这不是上帝创造的物种，是人类制作的伟绩！”幽默地揭穿了这个小把戏。

周尧教授讲课思路清晰、板书工整，尤其是他边讲边画，口手几乎同步进行的授课特点，使枯燥无味的昆虫分类学成了活生生的昆虫大千世界。

据他的学生陈明烈回忆：

每当上他的课时，情况迥异，大家兴致勃勃也很紧张地抢占最前列的座位，唯恐稍有落后。于是别的课刚一下，便纷纷挤入合班教室的前排座位，放上自己的笔记本。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去争抢座位而忘掉小解，好不容易才勉强忍到下课。

1948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炮声传到西农，国民党领导下的校方也乱了阵脚，有的主张将学校迁到江南，有的已自顾自逃到西安。而周尧是数名坚持留在学校的教授之一，由于平素的声望，无形之中周尧成为留校师生的主心骨。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早晨，国民党军队强行驱赶留校学生到指定地方集结，令留校的进步师生放弃学校。100多名留校师生和家属冒雨站在行政大楼前。

看到此情此景，周尧站在凳子上流着眼泪大声地说：“请诸位不要惊慌，我决定留下不走。”这时，周尧的夫人卢筝从西安打来电话催促他与其他教员一起撤退，周尧只听了一句就放下了，西安有他心爱的夫人和孩子，但他不能动摇。他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我不会丢下学校和你们一走了之，我和西农有十年的历史关系，我们的图书、仪器和研究成果及记录都留在学校。不管政局怎样变化，学校总是要办的，我们要为祖国与西农保存一份元气！”周尧的讲话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留校师生都非常感动，情绪顿时安定下来。

在学校保卫战中，人们不会忘记周尧身佩短枪与国民党184师师长斡旋，用计谋给国民党军队断水，将其逼退的情景。60年过去了，当年西农的许多乌发美髯的教授或学子，现今已是雪染发须的老人了，但当他们重归学校，回忆那段往事时，对周教授仍是敬佩万分。

“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飓风掠过绿岛，一些参天大树在狂风中弯下了腰。

周尧一家不但被迫迁出了教授楼，挤在校外的一间平房里，周尧还被派做护田员。为防止雁群糟蹋麦田，他手持长杆，徘徊于风雨田间驱赶雁群，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了汉代“杖节牧羝”的苏武。但即使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周尧的信念也从未动摇过。

一次，周尧正在路边的橘园里全神贯注地观察几片附有介壳虫的柑橘叶，一个年轻的造反派看见后，讥讽说：“你们这些老家伙，头脑里除了名和利以外还有什么呢？”周尧正色答道：“要你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早着哩。你出身贫下中农家庭，可你并没有亲尝过阶级苦，更不知道还有民族恨，而民族恨却是我们切身体验过的，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工作的动力。”这一席义正词严的话，使这个年轻后生红了脸，低下了头。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他上午给学生上理论课，下午带学生下农田，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午上课前，学生们要例行地喊“打倒反动权威”；下午，当周老师带着他们在田间识别虫子时，他们则真诚地说“我们要向周老师学习”。学生们毕业时说：“在农大这几年，因为跟着您才学了一门功课，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这几年您老人家暂时是吃了亏的，可这段时光却会影响我们一生啊！”在周尧执教50周年之际，学生们为周尧挂起了“一代师表”的大匾。

大约也是在“文革”中，王震同志以周总理特派员的身份，第三次来到西农，他提出要会见周尧等两名专家。当周尧从汉中返回校园时，王震已离开了学院，但这毕竟使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党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几十年来，周尧踏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历尽千辛万苦，采集了40多万号昆虫标本，发现了400多新种与新属。周尧从1956年开始研究我国古代昆虫学史，出版专著2部，此项研究为我国创立了昆虫学史这一新学科并为之奠定了基础。其中，《中国昆虫学史》一书多次再版，被国外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除此之外，他一生还著有近200多种昆虫学专著和论文。

他四处奔走，建立了昆虫博物馆，使之成为中国农林昆虫鉴定中心及分类研究基地。昆虫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有2500多册图书是周教授捐献给国家的，其中185种在中国是绝版。

他在1996年获得意大利西维斯特利金质奖，并当选为圣马利诺共和国科学院院士。

周教授在回忆往事时，对西安农大创始人于右任先生流露出了缅怀之情：“于右任先生在国民党中是个说了不算的官，但在西北农大坐的是头把交椅，于先生曾说，我们能给陕西留下什么？不能只是杨贵妃、兵马俑啊！言外之意是要给陕西留下些对中国有用的实的东西。”20世纪40年代，周尧到重庆办事，拜访了于右任先生。那天，于老先生遗憾地对他说：“农大现在怎么样？很可惜，大门我没有搞起来，原来是想用玉米造型搞大门，但现在留下了个铁做的校门。”使命未竟的惆怅追随着于右任的一生。他《望大陆》中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已成绝响，但他的精神影响了周尧和西农人。

周教授和他的妻子儿女

周尧教授60多年来为国家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并与夫人卢筝一起养育了５个儿女。学生们回忆：那时在周教授家里常看到，周师母在做饭，周教授左手抱着孩子，右手还在描绘昆虫草图的情景。现在周教授的5个子女分别在四川、西安和杨凌工作，一家人生活得很美满。

但当笔者走近周教授的儿女时，感受到的却是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怨的心情。

第一次从杨凌归来，笔者在电话中与远在千里的周教授的儿子周一阳做了一次长谈——

提起父亲，现在是四川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周一阳说：“小时看见父亲时，他总是忙碌，我深夜醒来，总是看见他伏案的背影。”说着，他话锋一转，说起了母亲，“我小的时候，母亲天天给我们讲唐诗和安徒生童话故事，她那轻柔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给我们讲的是毛主席诗词、伟大的军事家。”

“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按说他比较偏心于我，我上幼儿园时，他到上海、北京开会都带我去。但到了北京，他就把我放到同事或朋友家自己去开会了，而我回到杨凌，就向小朋友讲天安门、动物园。”言谈之间，不难理解周一阳儿时对父爱的那份渴望。

提起母亲，周一阳可以说是滔滔不绝——

“我们姐弟几人能健康地长到这么大，完全是因为母亲的顽强。记得那时每到儿童节或春节，母亲总是几乎整整一夜不睡，坐在缝纫机前轧衣服，清晨醒来，大家都得到了新衣服。每到过节，我们姐弟几人就一起到母亲单位门口等她，小时总有盼母亲归家的心情。可我的母亲也是个学有专长的教授啊，她在解剖和植物保护方面都有特长。”

笔者原本一直在静静倾听周一阳讲话，但此时，与老教授会面的情景一下涌上心头，刹那间又重温心灵受到的那种强烈的震撼，不由地说道：

“你知道吗，我不是个年轻的记者，但在采访你父亲时却两次失声而哭，他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但他却把自己当做一只吃饱了桑叶的蚕，说自己在没有把丝吐尽之前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因此他不出国，不钓鱼，从早到晚，以九十之躯在著书立说。你少了一些个人应得到的父爱，可中国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声叹息后，周一阳说：“是啊，我知道我父亲在国家事业中的分量。前几年他身体不好，得了急性胆囊炎，引发了肺炎，又引发了心衰。我们子女都赶了回去，只见他大口地喘气，心里却特别的清醒。那时程安东是我们陕西省的省长，我父亲做手术前他正好也去医院看病，碰上了我父亲。他对医生说：‘他比我们都重要，一定要全力挽救他！说着，程省长把我父亲的体检表放在了他的体检表前面。我其实很爱我的父亲。”

那一年（2000年4月），89岁高龄的周尧教授因患急性胆囊炎住院手术，3天后并发心衰和肺炎，后转危为安。他醒后说：“好像做了一梦。”并口述题为“蝶之梦”诗一首，其中，“遽然一觉若有悟，何醒何梦不徜徉。愿吾同道齐努力，确保环球永芬芳”的诗句令人慨叹，他是何等地爱这个美好的世界啊！

与周尧教授的儿女谈完后，我非常渴望见到他的夫人——卢筝女士。

又是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笔者第二次来到杨凌，当周教授的夫人卢筝女士从卧室里走出来时，笔者惊呆了：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妇人，柔顺的短发，温和睿智的目光，一件粗纹呢坎肩罩在棉布格子衬衣外，显得那么娇美。当我惊叹她的美丽时，周教授的女儿笑了，说：“是啊！要不然我爸爸怎么那么追我妈妈啊！”

1937年的春天，汛期来得很早，浩荡东逝的江水从乐山大佛脚下滚滚淌过，从前线下来的周尧路过同学卢剑波家。卢剑波是与巴金先生共同致力于世界语的知名人士，周尧和老同学夜夜谈科学、谈世界语的美好未来。这时候总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睁着好奇的眼睛围在他们身边，这就是卢剑波年仅18岁的妹妹卢筝，她深深地被哥哥、被哥哥的朋友吸引着。

“他到这儿来时，我18岁，春天时碰见他。我在家里最小，父母是读书人，非常开明，我是家里的第11个孩子，正在读高二，父母想把我送到国外去念大学。但周教授太吸引我了，他与我一起在江边散步，一起在草地上捕捉蝴蝶，他给我讲故事，讲世界语的美好愿望和人类和平的希望。”卢筝女士接着说：“记忆中的青衣江非常美丽。那时他们在乐山脚下和我的哥哥卢剑波一起谈世界语的理想，我都听得入迷了。”想起恋爱时光，卢筝感慨地说：“分手后他几乎是三天一个电报，两天一首诗。我还是个少女，哪里经得住这样的燃烧啊，就瞒着父母和周围的人去找他。”

一场大雪厚厚地覆盖在黄土高原上。

年轻的卢筝从火车站出来，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杨凌农业师范学院走去。周围是阒无一人的雪原，但她心里却有一束灯光，那是周尧为他点亮的。当这位美丽执著的女子披着一身雪花出现在周尧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时，周尧感到昏暗的灯光一下子璀璨起来，几天以来在火车站无望的等待都化作奔涌的岩浆，泪珠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婚后，周尧教授支持自己的妻子去读书，帮她买书，帮她联系班级，但却“霸气”得很——卢筝一个星期有几节课，几点钟下课，他都计算得很准，一放学周尧准在学校门口等候。这样做的结果是，卢筝的世界里只有丈夫，与其他男女同学一概没有来往。

“刚来到西北农业大学的那段时间快乐极了，下雪了，他就带着我在雪地上打麻雀，没人时他就看着我爬树，他是教授不好意思爬，就总是撺掇着我去爬树。他去采集标本，我也跟着去。周教授是近视眼，我的眼睛好，连很小的虫子都看得见。”说起那段幸福时光，卢筝笑得很开心，脱口而出：“那时我好幸福呦！”一抹少女特有的纯情印在她的眸子里。的确，那时候这对新婚夫妇在农大校园里特别打眼，尤其是卢筝，上下学时手里总提着一个素雅的布艺小箱子，里面装满了课本，在一群爱打麻将、爱闲聊的专职太太中非常特别。

后来，卢筝做了助教，上课了，卢筝站在讲台上，挂图谱、钉标本；晚上做标本，她和丈夫一人做解剖，另一个人做分类。几年前，《卢筝科学论文集》出版时，她的同事、昆虫研究所所长袁锋在书中撰文说：“1950年她已是5个子女的妈妈，将近30岁了，仍奋发向上，开始上大学，在西北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３５岁走上科研教学工作岗位，并做出显著成绩，足见她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是多么大……”

不过，结婚之后接连生了５个孩子，卢筝才知道做母亲是这么艰难。她的5个儿女也在书中深情地回忆道：“母亲这80年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80年，活着就要有意义是她的信条。带着5个子女读大学，教书就要当个好老师，科研就要搞出成绩，退休了仍在显微镜前钻研……７４岁高龄不顾全家的反对自己决定去做胆囊切除手术……我们常常为母亲的生命力所感动！母亲已是耄耋之年，虽精神和体质远不如以前，仍思维敏捷，保持着一颗童心，我们默默地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我们在周尧先生家里看到卢筝女士画的几幅水彩画，小燕子，花朵……已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她的世界仍是美丽而明净的。

谈起夫妻之间的琐事，卢筝说：“我们也吵过架，但从没为贫穷争吵过。唉，我们夫妻间的矛盾说不出口啊！”说着，卢筝讲起了早年与周教授之间吵架的往事。

原来，极有学养的周尧早年却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每当夫人生下女儿时，他就表露出很大的不乐意，惹得夫人很难过，为此夫妻间没少犯口角。说着，卢筝目光温和地看着周教授缓缓地说：“你是教授，你该知道生儿还是生女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啊！”面对夫人几十年后的追问，周教授眯着眼睛笑了，再问，他笑着说：“我都不记得这些事了！”周尧教授的女儿也站在妈妈的一边说：“我爸爸是老教授，每月的工资不少，但他从来都是给我妈妈1/2的钱，剩下的不是买书捐给图书馆，就是给自己的学生或助手发了奖金。在我们的动员下，我爸爸现在穿得好些了，但我妈妈身上的坎肩还是用我爸爸的裤子自己改的。”

“我是一个人在无人的雪夜走到西农来的，我曾对女儿说，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死了之后，千千万万连讣告都不要发，我是静悄悄地晚上来的，也要静悄悄地走。我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卢筝轻轻地吟诵着。

当笔者把这一对耄耋之年的老人摄入镜头时，北方冬日的阳光愉悦地照在他们身上。

翻看周老的相册，看到他年轻时留着长头发和胡子，西装结着艺术领结，好似一个颓废派艺术家。有人问他：“如果您不学昆虫学，您会搞艺术吗？”他笑着回答说：“我是书剑两无成，只能攻雕虫小技。”其实，周尧教授的诗词和自传集子文笔是非常好的，只可惜有的诗词已逸失了，他却说：“不可惜，连我自己都把它们忘了，那一定不是好诗。”

采访中周教授面对笔者说：“我也与你一样是有感情爱激动的人，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尊敬。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爱国、敬业、睦群、惜时，生命是时间的累积。列宁是不知疲倦的人，也是我崇敬的人。我是个民主人士，我努力做一个不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无愧地告诉我敬仰的马克思、列宁，我没有哪一天浪费过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哪一刻忘记过自己的祖国。”

周教授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他的案头上放着刚刚出版的《绿军旗下马前卒》、《中国金翅夜蛾志》、《周尧昆虫图画集》和《中国蝶类志续编》、《中国长翅蝶编目》、《中国蝴蝶文化》（传说、历史、图鉴、刺绣工艺品、诗词）、《世界名蝶图鉴》等几十部巨著。

周老的信件很多，每天收到的国内外来信近十件。他每信必复，从不假手他人，也很少积压。这样要花费很多时间，他经常回信到深夜。曾经，周尧教授把笔者采访时落在他家里的一个尼康镜头盖用纸裹了一层又一层，再用小纸盒封好，连同他自己的一首小诗寄到北京笔者的单位。为这落在杨凌的镜头盖，我心里不止一次遗憾过，但从没有想过要给老人添麻烦，更不曾想，周老竟猜到是我遗失的物品。看到纸盒外面笔画有些抖动的、漂亮的蝇头小楷，我的感动难以言喻。

最后一次见周老，是在他的病床上，我在本子上写道“周尧教授，我在精神上一直追随着您的足迹！”他写道：“谢谢！”当时，我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