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无国界

邵洵美

《日本的泥足》作者

——美国女记者胡德兰①

《日本的泥足》这一个触目的书名字，在别发公司橱窗里显现的时候，我便知道这本书是一定会得到意外的成功的。

“果然”，让我们用作者胡德兰（Freda Utley）女士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本枯燥无味的经济学的参考书，但大家竟会把它当通俗小说般看待。”

胡德兰女士什么时候到中国，我不知道。但是这次当她从汉口前方考察了到上海搭轮船去美国讲学，竟住在我好朋友的家里，我于是和她约了一个谈话的时间。

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半，因为她有一个宴会，回家一定不早，而第二天第三天却全让人家约去了。我们都睡得很晚，所以决定假使谈得投机，那么，谈到天亮也不妨。

朋友便要我在她家里吃晚饭，谁知下午六点钟不到，一种陌生的脚步声已经在楼底下出现了。我那朋友便笑着说：“你听，她的脚步多么大？她的耳朵不大好，她怕走得轻了自己会疑心自己不在走路；你和她讲话非提高了嗓子不可。”胡德兰女士又一路喊着说：“我把那宴会取消了。”

胡德兰女士的为人，我们可以把她自己评《日本的泥足》的话掉过头来形容：“她是一个小说家，可是竟写着经济问题的书。”

为了她耳朵不灵便，谈起话来，她挨近了你的身子，所以并不会使你感到陌生。她第一句话是：“你看，我只有身上这一件衣裳。”又对我朋友笑一笑说：“你的朋友使我又注意起修饰来了。”

她对于我们各公共团体对待她的情形极满意，她说：“不到中国，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名呢。”她喜欢谈她自己的经济状况。她那两本大成功的书，并没有使她积下多少钱。她需要钱去使她三岁的孩子快活。

当我把谈话的题目转到战事上去，她便拿了一堆照片给我看，一边说明着：“你看！这是伤兵……这是伤了不能行动的兵……这是快要死的伤兵……这是救护员，他自己也是伤兵……正式的医院离前线十五里，须由你自己走去。”她敬佩我们军士的勇敢。她说只要中国军队的救护工作改良些，胜利只需费一举手的力量。她形容目前有几处的救护设备时，对于躲在城市里发财的医生护士表示十分的怨恨。可是她也相信，我们正在竭力补救这个缺憾。

她对于这次的战事发表了这一个意见，她觉得这一个意见包括了一切的问题。

我们以后又见过两次，谈的都是关于个人的话。

她的祖父是个做小生意的。父亲靠了自己勤学而得到的奖学金，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因为父亲的思想自由，她生下地来便有社会主义的思想。

她今年正是四十岁。

《上海之死》小说作者

——青年诗人魏琴诗

无论什么作家现在都试写着中日战事的文章：评论，特写，小说，诗歌；好像不提起一两句，便有时代落伍的可能。不过当我们认真地一看，不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杂志报章上，几乎难得有一两篇作品能使人满意。

我最留心的当然是关于文学的作品，前后过目的不止百篇。有志竟成，这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居然最近被我发现了。

这是一篇题为《上海之死》的中篇小说，原文载在五月号的美国一本装饰杂志里。故事很简单，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说话的是一位美国夫人。他们在北平住家，她的丈夫于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内因公赴沪，忽然死了；恰好八月十四上海外滩汇中旅馆中了流弹，她便以为她丈夫也是被炸死的。这故事可以说是心理描写，她瞒到她丈夫出门以后，她如何钟情于一个青年，他们恋爱的热烈竟然使她决定了等丈夫一回北平便要求离婚。再和那青年结婚。谁知当她决定了主意回到家里，一进卧室，电灯无论如何开不亮；接着便听得她丈夫的口音，责备她的失节与负心；这时候电灯忽然亮了，于是她看见她丈夫血肉模糊地坐在床上：结果是她答应了不再和那青年厮缠，鬼方才绝迹。这是用故事的口吻形容那女人良心上所受到的谴责，并描写战争的恐怖所给予人心理上的反应。全篇的组织极严谨而写来自然，使人相信是大作家的手笔。我见到随便什么人，总把这篇小说介绍给他。

前天又把它介绍给一位朋友，他听了忽然笑起来说：“我还用得到你介绍吗？你真以为这篇小说好吗？那么，你现在承认你当时的确是小看了他了。”

他的话我不懂。他起先以为我是假装不懂，后来才知道是真的。他便说：“你的记忆力也实在太坏了。这篇《上海之死》不是利翁纳尔·魏琴诗写的吗？他不便是今年二月底我介绍和你见面的诗人吗？”

我于是完全明白了，原来我这四五个月来所自傲的新发现便是一个青年诗人。他给人的印象还不过二十几岁，他见到我的时候已经喝了相当的酒，可是他说话仍旧很有条理：我早就怀疑到像这样清楚的人与其做诗不如写小说。

他是美国人，曾经出版过一部诗集。诗的笔调很幽默，所以美国最有名的幽默杂志也发表过他不少首诗。

在战争时期，有诗人到来，总似乎是件惊奇的新闻。可是，请大家放心：诗人看见了战争是会写散文的。

《西行漫记》作者史诺②和

他的夫人

我对于出版事业极有兴趣，而我所最佩服的是英国的高朗滋出版公司。他们选择书本既有眼光，广告宣传的方法又聪明：他们每本书都用一张淡黄纸包着，上面一律配印着黑字和红字。他们在前年又发起了一个“左翼读书会”；会员有五万人，所以每本选进这个左翼丛书的书籍，至少有五万册销路。

《西行漫记》便也是左翼丛书之一，我在他们的预告目录上看到这个名字，便一直羡慕着作者史诺的幸运。我又想史诺也不过是一个和别人一般的外国访员，但是为了中日战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的作品竟然能加入这一个最大销路的新丛书；他是一个外国人，所见到的中国不过一角！中国也有会写英文的，为什么要把这种机会让给他呢？

但是我读到这本书时，便把我那种侥幸的理论完全改变了。这本书里文件证据既丰富，调查统计又详细；而作者本人的议论又十分透彻，见地又十分高明，这本书决不是任何人可以写作的。

我于是便在一个宴会里和史诺见面了。他的脸色使你立刻承认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旅行者，而他那种似笑非笑，想笑不笑的表情，又可以使人知道他经验的充足。他是深明幽默真谛的；他用最亲热的态度来和群众接触，而他的亲热又决不是一般传教士所扮演得出的。

我不喜欢和一个作者谈论他作品的内容，因为这时候你非得恭维不可；所以我们便都讲着别种东西。不知怎样一来，我们竟然会谈到他的经济状况。他说他始终还是没有钱，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可是我也相信他那部《西行漫记》所给他的版税的数目是可观的。他的回答却出我意料。他说在英国出版这部书，作者须担负各种的税，好像十分之六七让各种税收机关拿去了；同时还有许多手续费：结果他自己只拿到了不满五千块钱。这倒是一个新闻，我以为他至少要拿到一二十万，因为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也可以得到一二千块钱呢。

他听到我关于外国出版界的情形如此熟悉，他便变成一个小孩般，问了我许多话。最后他笑一笑站起来说：“邵先生，我还有不少话没有详细对你说呢。我是受到了书贾的骗了。”

他现在回国了，不久仍旧要来中国。在他没有动身以前，一有新的外国作家到上海，他总要介绍给我。他的夫人也是一个作者，最近也有一本和《西行漫记》成姊妹篇的著作要出版了。他们两个都走了，我倒感觉到相当的寂寞。

一部活动的西行漫记

——史诺夫人印象

银姆·威尔士(Nym Wales)是史诺夫人的笔名。她是美国人，可是她的祖宗是从威尔士移居新大陆的，所以她便用来做她的姓。她还不到三十五岁，虽然在宴会上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擦着许多粉，可是我们一望便能知道她是经过相当的风霜的，她自己也喜欢把她最近伴了她丈夫与中国红军一起所过的劳苦生活向人叙述：她简直是一部节本的“活的西行漫记”。

她的精神好，眼睛有光，说话的声音有力量。她有极浓厚的服务性，极强烈的自信力。她爱和人讨论，尤其是争辩式的讨论：她知道她自己的主张是不会被人推翻的。

“对我说，对我说，为什么鲁迅不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有一次她一连用了四五次这个问句要我立刻给她回答。

原来当史诺选了几篇中国短篇小说译成英文出版时，她曾经为这本选集写过一篇序文：一种中国新文学鸟瞰之类的文字。我们第一次会见，她便要我表示意见。我当然恭维她，但是她却一定要我指出一个缺点。我没有她那般敏捷的脑筋，平时又不惯找人家的缺点，想了半天方才想出了一句：“鲁迅的确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力量，可是不能算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成就并不在于小说。”我当然是根据了她序文里的态度而说的。她一听我的意见便兴奋得不得了，把上面那句话一口气问了四五遍，又要我立刻指出哪一篇鲁迅的小说能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她不等我回话又接下去说：“即使有一篇可以证明你的议论，可是不见得每一篇都能。”结果是经我再三要求给我一晚上的限期，明天再答复，她方才很不愿意地让我过门。我这般地形容她，是要说出她的天真可爱。她对中国新文学的热诚，于此可见。她感觉到中国缺少批评家，有一次她竟然对了一位新来中国的英国诗人说：“中国新文学批评的著作，只有我那一篇序文。”

那篇序文写得的确吃力，我们一读便可以知道那一定是曾经找到了一位鲁迅的崇拜者来详细研究过的。假使诚恳一些说，那么，她这篇序文的确可以算是中国左翼文学最完全的一篇介绍了。

所以，她最显著的才能是她的谈话了。无论哪一次会集，她总能在几分钟内做着领导，全屋子的人便变成听众。

她真是史诺的最理想的夫人了。因为史诺在夫人面前是静默得像个处女般的。于是谁要问史诺话，她总代来回答，史诺则立在边上微微地笑着。

他们俩在上海耽搁了好久，夫人曾为了中国生产合作运动尽了不少力；我们时常在一起，可是每次见面她总给我一个同样的印象。现在他们全暂时离开上海了，我还欠她一笔债：那便是，让我用她本人的口吻来说，“虽然你说明了鲁迅的小说不能算是最伟大的，可是你能不能给我看一篇比鲁迅更伟大的小说；否则鲁迅仍旧应当算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