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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探究——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

时间:2024-05-23

文家军,樊 帆

(长江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经济范畴,而是更加注重多元化的发展,包括乡村生态环境、乡土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人居环境不仅与生态息息相关,也是乡村振兴的外在体现,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只会阻碍乡村振兴的发展,并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振兴乡村,也不是长久之路。因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大任务。

自吴良镛[1]提出人居环境科学新观念,人居环境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从农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现行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农户的空间行为,而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户行为的外在表现,制度安排间接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好坏[2]。优质的人居环境会吸引人们移居,中国3/4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国土的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3]。例如,全国总人口数量第9的湖北省,其农村人居环境被划为良级发展区[4],湖北省钟祥市的长寿村就是农村人居环境优良的典型案例[5]。再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产生的工业污染,加上农民素质差造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6],直接影响农民自身健康[7],而且不利于农业绿色发展[8],长此以往也不利于乡村振兴。这些农村环境污染现象在全国三线城市中普遍存在。荆州市一直处于传统农业模式,农产品加工企业不足,经济增长缓慢。2017年底,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 922.18亿元,发展程度属于中下游水平。而且加上近几年来污染工业的引进对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全市农村生态系统整体质量呈下降趋势,农村的经济水平、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和乡村振兴的进度受到影响。因此,实现乡村振兴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以荆州市为例,探讨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的关系,以期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一些指导性意见。

1 研究区域概况

荆州市地处湖北省中南部,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其地理位置为东经 111°15′—114°05′, 北纬 29°26′—31°37′。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光照适宜、雨水充沛等特点。2017年底,全市常住人口564.1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55.51万人。全市国土面积14 067 km2,占湖北省国土面积的7.6%。全市地势略呈西高东低,由低山丘陵向岗地、平原逐渐过渡。全市土壤类型多样化,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种植作物。因此,良好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荆州市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根据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借鉴樊帆[9]对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研究和谷健全等[10]对河南省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研究,最终构建能客观反映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表1)。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16年荆州市统计年鉴和荆州环境公报。

2.2 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2.2.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振兴各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有所差异,为了消除指标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首先要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标准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即正指标=(xij-minxij)/(maxxij-minxij);负指标=(maxxij-xij)/(maxxij-minxij)。

2.2.2 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1)计算熵值。在标准化数据的基础上,计算指标j的熵值:

2)确定权重。在计算得到j指标的熵值之后,根据下面公式计算指标j的权重:

计算得到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的权重(表2)。

3)通过熵值法赋权,结合标准化数据,运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F。线性加权法计算公式为:

表1 农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表2 农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的指标权重

2.3 线性回归分析

2.3.1 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 23.0计算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相关系数。通过相关系数的大小判断两者之间的强弱程度。若 0≤|r|<0.3,则二者不相关;若 0.3≤|r|<0.5,则二者为低度相关;若 0.5≤|r|<0.8,则二者为中度相关;若0.8≤|r|<1.0,则二者为高度相关。

2.3.2 回归分析 运用SPSS 23.0对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综合指数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二者之间的变化规律及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程度。设回归方程Y=β1+β2X,Y为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X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β1、β2为系数。

3 实证分析

3.1 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从表3和图1可以看出,荆州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以2012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为基点,平均每年以0.245的速度增长。2012—2014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上升趋势较为缓慢,2014年的农村人居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是0.34,2015年突然上升至0.77,是2014年的2.26倍。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荆州市环保局先后出台了《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这表明荆州市农村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且荆州市政府出台的农村环境相关政策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起到了良好效果。

表3 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图1 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趋势

3.2 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论证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SPSS 23.0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X)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Y)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表4)发现,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P值为0.012,小于0.05,并且相关系数达到0.954,这说明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表4 农村人居环境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的相关性

再通过SPSS 23.0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5)发现,显著性P值为0.012<0.05,则回归方程有意义。回归系数为0.991>0.000,则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振兴有正向影响,可得回归方程Y=0.057+0.991X。

综上可知,农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之间紧密相关,同时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对乡村振兴有促进作用。因此,应该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乡村振兴。

表5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4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对策及建议

虽然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逐渐有所好转,但由于自然损坏、工农业污染、人为破坏、经济发展压力等因素,使得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没有完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好坏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针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振兴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村庄生态宜居。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突出重点、保证质量。一是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资源、生态相结合,选择合适的厕改模式、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将农村厕改、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有效衔接,推行垃圾就地分类,粪污和生活污水生态处理并资源化利用方式,保障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合理规划乡村道路、农村厕改、污水管网、电力和通信线路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农民接受度、经济适用、易维护的要求,还要具有超前性。如道路建设的宽度、管径的大小应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三是要大力实施村庄绿化工程。整治农村公共空间和农村居民庭院环境,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政府应结合当地特色,倡导农村居民在庭院种植相应的花草树木,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绿色宜居的村庄。

2)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推进乡村乡风文明。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农民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才能保障乡村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发展。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政府应利用自身优势,组织专家到农村进行宣讲工作,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农民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农村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二是积极开展家庭文化评比活动。各村应组织家庭文化有奖评比活动,激发每个家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保证了家庭卫生整洁。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提高农民积极性,也能让农民在参与环境整治工作的同时深入了解本土的民俗文化,增加村民的文化自信,并传承和弘扬本土传统民俗文化。

3)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一是政府应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标准,将农村生活垃圾和农业污水治理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进行标准化管理,并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立法工作。鼓励各地区政府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农村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管理等规范性文件。二是应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并落实到具体的相关部门,同时政府还应制定相关奖惩机制,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追责到相关部门。这样不仅能避免出现问题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脱责任,而且可以提高政府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因此,政府应制定明确的标准、规范性文件和奖惩机制,才会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4)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一是政府应多引进农业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动农业产量,同时带动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大大减少农村面源污染。二是政府应鼓励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到当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三是政府应引导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并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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