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转换

时间:2024-05-23

周萍 戚迪明

摘要: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抽样调查浙江开化国家公园古田山自然区居民,分析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转化效果,运用生计资本评估体系测度保护区居民生计资本状况,采用Logistics回归与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及其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使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与兼农型转换,自然资本使其更偏向兼农型;物质、人力、金融与自然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而物质、人力、社会、自然的提升会加强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多样化。因此,要转化保护区生計策略,需要在基础设施、教育培训、生态补偿等方面加大投入。

关键词: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转换;因子分析;古田山保护区;开化国家公园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0)10-0163-0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20.10.03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requires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sidents livelihoods. A sampl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residents of Gutian Mountain Natural Zone in Kaihua National Park,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farmers and their conversion effects were analyzed. The livelihood capital assessment system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ivelihood capital status of residents in protected areas, and logistics regress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are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ir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and human capital will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pure agricultural farmers to non-agricultural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capital will make them more inclined to integrated agriculture.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human, financial and natural capital w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income 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manpower, society, and nature will strengthen the career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family members. Therefore, to transform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protected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Key words: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y conversion; factor analysis; Gutian Mountain Reserve; Kaihua National Park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一定破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性。设立自然保护区是生态建设中重要的一环。自1956年中国设立首个自然保护区以后,保护区数量呈几何式增长。2014年底国务院批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保护区环保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保护区的建设必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效应,尤其是对更依赖自然资源的农户与保护区的冲突尤为突出。历史原因造成自然保护区中仍有部分农户居住。保护区的设立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农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造成农户收入减少、失业等问题[1]。***在浙江省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浙西南地区更是浙江难得的“生态天堂”。位于该区域的开化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首批国家公园试点——国家东部公园的核心区域,对研究保护区内农户生计具典型意义。

在研究可持续生计的方式方法上,较成熟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构建的SLA框架。从框架得知,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主要受其生计资本影响。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情况的内在驱动力,生计环境是外因条件,内外因共同决定了农户的生计水平[2]。由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禀赋条件是决定收入水平的根本因素,因此生计资本禀赋也从根本上决定农户将采取何种生计策略。政府从发展生计资本优势、规避生计资本短板的方向去调整生计策略,能更好达到提高农民生计水平的目的[3-6]。而在脆弱性的生态背景下,政府政策的调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对不同生计战略的选择,并驱动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7,8],不同的生计策略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9]。

识别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核心因素是引导其转换生计策略的关键所在[10,11], Logistic回归分析是较为常用的识别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的定量方法[12-14]。Sharp[15]2003年在非洲地区开展了农户生计资本的量化研究,李小云等[16]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对农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学者从多维度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之间的作用关系,但缺少在生态环境的框架下进行两者关系的探讨[6,17,18]。随着生态保护措施在各地的實施,生态政策下的可持续生计策略选择也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对比分析生态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变化,发现在生态政策的作用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受其生计资本的影响,同时生态政策也通过影响农户可实际运作的生计资本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19-21]。

以浙江开化县古田山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对该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建立相关模型,解释保护区的建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探讨提升古田山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储备、优化生计策略的方式方法,也希望能为相关部门制定生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对开化古田山保护区的实地调查。实地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调查法,把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苏庄镇16个村庄根据距离保护区中心远近划分为3层,抽样选取保护区核心层3个、半核心区3个、外围层4个。在这10个村庄中随机抽取300个农户作为样本地调查,并发出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3份。

1.2  样本特征分析

2017年开化县总人口男女比例为1.06∶1.00,而在调研的293户农户中,男性人口604人,女性人口529人,男女比例1.14∶1.00。男性抽取期望为0.533,对样本男性抽取期望(男性/总人数)进行二项检验,结果见表1。

假设男女性别比率为0.516,由于渐进显著性的取值0.131>0.100,即认为男女比率与0.516无显著差异,故认为所调查样本符合抽样设计随机分布。

2  生计资本测度与生计策略分析

2.1  生计资本测度

2.1.1 生计资本测度指标体系  在DFID框架中,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构成的生计资本是农户采取何种生计策略的基础。以该框架为基础,对开化国家公园古田山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表2)。

2.1.2  测度方法  问卷基于SL可持续生计框架设计(表3),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形成的5个主要因子(特征根大于1),其中因子1表示物质资本,因子2表示人力资本,因子3表示社会资本,因子4表示金融资本,因子5表示自然资本。

2.1.3  测度结果  利用因子特征根确定所选因子的权重,通过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农户的综合生计资本得分,用其来表示古田山保护区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得分函数模型为

式中,λ1、λ2、λ3、λ4、λ5为因子权重,提取对应的各因子特征根,H1、H2、H3、H4、H5为因子的特征值(经过标准化处理),得分越高,表明农户该项资本状况越好,得分越低则越差。

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综合得分(下文简称综合得分)居于-1.320~1.256,其中综合得分大于等于0的有160户,小于0的有133户;得分越多,则代表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越强,越小则越弱。

2.2  农户生计策略及其转换

2.2.1  农户当前生计策略  借鉴相关研究,将农户生计策略总结为纯农型、兼农型、非农型3种。纯农型单纯以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来源,非农型则单纯依靠农业以外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兼农型则将两者结合,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其他收入。样本农户以兼农型和非农型为主,只有18.77%的农户只依靠农业作为经济支撑,39.93%选择转型、做零工或者外出务工,41.30%农户选择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依靠其他行业取得收入。

1)家庭主要生计方式。家庭的生计策略是家庭成员生计策略的综合,从侧面反映了家庭整体的生计水平。务工是保护区内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53.58%的农户收入主要依赖务工所得,14.60%的农户以务农为主要收入,11.60%农户主要收入来自于家庭成员企业薪资,11.60%农户依靠补贴维持生计,6.83%农户做小本生意维持家庭生计;从区域分布看,核心区、半核心区、边缘区无明显差异。保护区内农户以务工与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

从生计多样化角度看,保护区内农户收入来源单一的农户占62.12%, 37.88%的农户家庭有多种收入来源,相比之下核心区与半核心区的农户的生计方式更为单一,可能由于保护区偏僻的位置和该区相关政策阻碍了农户生计的多样化。

2)个人主要生计方式。样本区域内农户外出务工占比为28.60%,结合性别来看,外出务工的农民男女比例达到2:1。男性承担外出务工养家的任务,女性多在家从事农业、手工业,养育孩子。外出务工是保护区内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调查显示部分农户有创业意愿。

2.2.2  农户生计转换情况  通过对受访对象20年前后工作进行对比可见,种植业人数下降最大,从125人降到了54人,降幅超过50%。时间是种植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因素,20年后部分农民已从适龄到退休。而采集业人数从20年前16人上升到48人,涨幅为3倍,可见茶叶产业已在这20年得到长足发展。

导致工作改变的原因主要是由身体状况变化和保护区政策造成,工作改变的最大影响是部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失业,保护区政策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将农户从种植业引向务工和采集业。

2.2.3  农户生计转换效果分析  从生计策略类型来看,兼农型农户满意度比例最高,为42.74%,纯农型农户满意度低,为27.78%。不满意农户占24.07%,兼农型与非农型相差不大。可见对比兼农和非农型,纯农型农户对自己的工作多为不满,渴求改变。

对比生计转换后的农户满意度,原务工农户工作改变后其工作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务农农户工作改变后满意度显著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务工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容易适应工作的转换,而务农农户其受教育水平较低,转换后难以适应新的工作。从生计转换对农户的收入影响来看,生计转换了的农户认为保护区建设给收入带来的提升明显高于没有转换的农户,转化农户相对未转化农户高出6.09%,但有62.81%的农户认为并未有影响,26.44%的农户认为对其收入造成负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3.1.1  模型选择  由于因变量生计策略为多分类无序变量,一般的Logistic回归仅能对二分类无序变量进行分析,故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模型结构为

3.1.2  估计结果解释  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 21.0软件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选取采用全部进入,最终模型包括农户类型变量和5个自变量。似然比检验见表4,参数估计以纯农型为参考类别,见表5。

以5%为临界值,从显著水平可以看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对模型的贡献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社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对模型的贡献度不高,在5%显著水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纯农型向非农型转换回归结果。以5%为临界值,纯农型向非农型转换,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系数为正,表明这两者对纯农型转变为非农型具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系数值较大,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户转变效果明显,原因是身体健康、年龄优势、受教育程度高都可以增加农户外出的动力,人力资本高的家庭更易适应非农就业,与假设一致。物质资本系数值较小,表明其对农户转变效果较弱,原因是物质资本系数值越大,家庭生活越安逸,越能促进农户产生从事其他行业的想法,也更有能力去实践和抵御风险。

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模型影响效果不显著,表明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纯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改变不大。

2)纯农型向兼农型转换回归结果。以5%为临界值,纯农型向兼农型转换,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对模型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影响系数为正,表明这三者对纯农型变化为兼农型具有正向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正向作用原因和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化原因一致。自然资本的系数为正,且系数较大,表示自然资本的增加对转化影响显著,与初始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是随着自然资本的增加,农户的收入增加却不明显,使得农户萌生了尝试其他行业的想法,来进一步扩大家庭的生计资本。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模型影响不显著,表明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纯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改变影响不大。

3.2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

3.2.1  生计多样化的界定  通常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家庭成员职业构成代表着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保护区内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经商收入、务工收入、职员收入、租金、转移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家庭成员职业构成有家庭副业、旅游业、务工、务农、经商、职员等。

3.2.2  生计多样化与生计资本的描述分析  由生计多样化与生计资本的描述分析(表6、表7)可知,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变化趋势与生计多样化的变化趋势相似,物质资本最为明显。

3.2.3  变量与模型的选择  自变量选择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x1)、自然资本(x2)、金融资本(x3)、物质资本(x4)和社会资本(x5)5项生计资本的标准化得分。因变量为计数变量,分别选择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成员职业来评判农户生计多样化。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农户生计多样化与生计资本的关系,回归模型如下。

3.2.4  结果分析及原因解释 将数据用SPSS 21.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生计资本对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的影响。模型總体显著性较高,R2=0.134。结果(表8)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农业资本、金融资本对模型的贡献较大,P均小于5%,具有统计学意义。

自然资本的的标准化系数最大,表明其对生计多样化的影响最大,原因可能是农户拥有较多的田地,却因为保护区的限制,难以通过自然资本获得理想收入或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会想方设法考虑通过其他行业取得更高的收入。

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标准化系数依次递增,表明其对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依次增大。对于物质资本,可能原因是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农户愿意将更多的心思投入以获得更多收入。随着农户获取金融资本的简单化,给生计多样化带来更多机会。对于人力资本来说,成员数量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得生计多样化有了更多可能。

2)生计资本对家庭职业多样化的影响。模型总体显著性较高,常量的非标准化系数(B)为-0.125;R方(R-squared)为0.196,结果具有较强解释力。除金融资本外其他4项生计资本均在5%范围内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表9)。

自然资本标准化系数最大,表明其对家庭成员职业多样化具有较强影响,原因可能是随着农业资本的提升,农业发展却因保护区而受到抑制,两者的矛盾使农户更偏向职业多样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标准系数递减,表明其对农户家庭成员职业多样化的效果减弱,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家庭成员将更有实力通过其他渠道来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获得收入,从而扩宽了家庭的职业多样化;而物质资本的提升增强了农户家庭舒适程度与抗风险程度,使农户更有实力去尝试其他职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良好的社区关系为农户的职业多样化提供了渠道。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1)保护区农户生计水平不均衡,越靠近保护区中心生计资本越低。务工与务农仍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超半数的农户认为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其对资源的使用。伴随着大量农户转向外出务工,农业人口降低,收入提升明显,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但工作满意度较低。

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提升会导致农户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升又会导致其向兼农型转变。为转换保护区生计策略,需优先提升人力、物质资本的水平。从生计多样化来看,物质、人力、金融与自然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户的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而物质、人力、社会、自然资本提升会加强家庭成员的职业多样化。

4.2  政策建议

1)完善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就业技能培训、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从而提升农户生计的非农化水平。

2)建立生态保护与农户利益共生共赢的关系,  扩大农户生态补偿范围,修订生态补偿标准,如设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等措施。

3)发展当地优势产业(茶叶、渔业等),打造绿色特色农业和特色手工业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

参考文献:

[1]  陈传明,侯雨峰,吴丽媛.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区内居民生计影响研究——基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72户区内居民调研[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219-224.

[2]  何仁伟,李光勤,刘运伟.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4):657-670.

[3]  蒙吉军,艾木入拉,刘  洋,等.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2013,49(2):321-328.

[4]  史俊宏.干旱风险冲击下牧户适应性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7):89-95.

[5]  赵立娟,康晓虹,史俊宏.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8):158-162.

[6]  刘精慧,薛东前.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6):34-41.

[7]  KOLLMAIR M,GAMPER S.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J]. Input paper for integrated training course of NCCR north-south aeschiried, 2002(9):9-20.

[8]  杨  伦,刘某承,闵庆文,等.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9,39(21):1-10.

[9]  张芳芳,赵雪雁.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应用研究[J].生态学报,2015,35(5):57-64.

[10]赵文娟, 杨世龙, 王  潇.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 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1):136-143.

[11] 苏  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 119-125.

[12] 江进德, 赵雪雁, 张  丽.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 2012, 27(4):552-564.

[13] 徐定德, 张继飞, 刘邵权. 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 2015, 37(9):118-126.

[14] 王亚茹, 赵雪雁, 张  钦.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评价: 以甘南高原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5(7): 1273-1287.

[15] 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J].IDS working paper,2003(6):217-233.

[16] 李小云,董  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2-39.

[17] 袁东波,陈美球,廖彩荣,等.土地转出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及其生计策略变化[J] .水土保持研究,2019, 26(4):349-362.

[18] 涂  丽.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 CLDS 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8(8):76-83.

[19] 郭秀麗,周立华,陈  勇,等.生态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与 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34-41

[20] 郝文渊,杨东升,张  杰.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西藏林芝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10):37-41.

[21] 冯利盈,李金香,王雅俊.生态移民工程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J].农业科学研究,2015,36(4):78-83.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