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度分析

邓楚雄 石健

摘要：对湘西州2000-2015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城镇化水平、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州耕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221增长到2015年的0.562，目前处于磨合发展阶段，并未实现协调发展；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增长状态，但增长速度差异大，以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为主流。因此，在注重城镇发展的同时平衡地区间耕地投入力度、提高耕地利用程度是湘西州实现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湘西州

中图分类号：F321.1；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9-0080-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9.01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ngxi Prefecture

DENG Chu-xiong，SHI Jia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m in the 2000-2015 of Xiangxi prefectur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Xiangxi prefecture has increased from 0.221 in 2000 to 0.562 in 2015. At present， it is in the stage of running-in development；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n each region has been growing， but the growth rate is different. Many regions are in the lag type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Therefore， balancing the input of cultivated land between regions and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degree of cultivated land while focusing on urban develop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urbanization in Xiangxi prefecture.

Key words：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urbanization； coupling degree； Xiangxi prefecture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耕地持续非农化、非粮化和粗放利用等问题日益突出[1]。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耕地资源大量流失，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加大了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造成城镇化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强烈矛盾[2，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从45 844万人增长到77 116万人，城镇化率从36.22%上升到56.10%，说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84.10%增长到91.10%，表明中国非农经济发展迅速；全国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由224.39万hm2扩张到521.02万hm2，年均扩张率达3.56%，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加快；耕地面积从12 824.31万hm2减少到12 166.67万hm2，耕地流失严重。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耕地数量的锐减，认识并处理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利用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对土地集约利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4-6]，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从不同尺度对耕地集约利用进行过探讨[7-9]；关于土地与城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之间关系分析[10-12]，部分学者已对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关系进行过探讨[13，14]，对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较匮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下同）作为国家6个集中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之一，耕地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近年来，随着湘西州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矛盾尖锐，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性，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边陲，积聚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管辖着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和龙山县等8县市，总土地面积为154.62万hm2。截至2015年底，全州常住人口263.45万人，占全省的3.88%，其中城镇人口108.36万人，城镇化率为41.13%，低于全省50.89%的平均水平，但与2000年18.57%的城镇化率相比提高了22.56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为497.20亿元，占全省的1.71%，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58.60亿和262.90亿元，共占全州生产总值的84.78%，与2000年相比，增长17.98%。2016年底，全州实有耕地面积19.99万hm2，占总土地面积的12.93%，由于其为湖南省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易地代保区，耕地面积不减反增，但全州人均耕地却呈逐年减少趋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37.26万hm2，与2000年的39.73万hm2相比较，减少了2.47万hm2。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涵盖了2000-2015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所辖一市七县的数据，数据涉及广泛，土地数据为历年湖南省土地年度变更调查数，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湖南统计年鉴》和《湖南农村统计年鉴》，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数据经过简单计算得到。

2 指标体系的构建

耕地集约利用是指在保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合理追加投入，以提高耕地利用程度与效益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湘西州地处武陵山区、社会经济欠发达、耕地自然等级较低等的实际，本研究紧扣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9]，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可持续状况四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初步构建起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邀请土地、农业等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与管理部门的专家对初步构建起来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论证，最终保留8个单项指标，组成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表1）。

城镇化是指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资源环境等发展转变的综合性概念，主要包括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15]。人口城鎮化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经济城镇化是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及其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土地城镇化表征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土地结构调整过程，社会城镇化反映城镇社会保障的优化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完善。本研究从城镇化四个方面的内涵出发，针对湘西州城镇化发展特点，选取8个具体指标构建起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2）。

3 研究方法

3.1 指标权重及综合指数集成

指标权重的确定对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评价尤为重要，为避免主观赋权法对测度结果所造成的人为影响，本研究采用标准差系数法分别测算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城镇化综合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1）指标的标准化。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来消除指标的量纲。

2）计算指标的标准差系数Sj：

Sj= （1）

式中，X′ij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j表示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样本的均值；n为样本个数。

3）确定指标的权重Wj：

Wj=Sj/Sj （2）

式中，m为样本中的指标个数。

4）求出综合评价值L（i）：

L（i）=WjX′ij （3）

3.2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描述系统或者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涉及到耦合度模型和综合协调指数模型，共同反映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的趋势[11，12]。

1）耦合度模型

C={L（耕）×L（城）/[（L（耕）+L（城））×（L（耕）+L（城））]}1/n （4）

式中，0≤C≤1，n表示系统个数。

2）综合协调指数模型

T=aL（耕）+bL（城） （5）

式中，a、b分别表示待定系统，因为在综合协调度的计算分析中，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都为0.5。

3）偶和协调度模型

D= （6）

式中，0≤C≤1。

3.3 耦合协调度划分

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既要考虑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也要考虑两个系统的对比关系。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阶段[16]，即初步发展阶段（0≤D≤0.3）、拮抗发展阶段（0.30.1）、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L（耕）-L（城）<-0.1）、同步发展型（-0.1≤L（耕）-L（城）≤0.1）（表3）。

4 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4.1 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4.1.1 综合评价指数时序特征 由图1可知，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的良好态势，由2000年的0.271增长到2015年0.774，增加了0.503。农业投入力度的加大、国家土地整治开发政策趋严下实现耕地可持续发展是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其中2012年由于耕地机械化水平提高、耕地灌溉工程建设，加之国家土地整治规划的有效实施使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大幅增长，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0.221。

就城镇化综合指数变化过程来说，湘西州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平稳—快速”的变化特征，根据图1可将其大致分为3个阶段：①波动变化阶段（2000-2006年），该阶段由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和城镇医疗机构数量的变动，城镇化发展不稳定，指数最高的年份为2001年，比最低年份2000年高0.172。②相对平稳阶段（2006-2009年），在经历了短暂的波动变化之后，湘西州积极响应“十一五”规划中强调的稳步推进城镇发展，城镇化水平进入平稳发展的通道，城镇化综合指数稳定在0.4左右。③快速上升阶段（2009-2015年），自2009年开始城镇化水平呈快速增长趋势，由0.427增加到0.815，增加了0.388。湘西州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完善是该阶段城镇化整体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

4.1.2 综合评价指数空间特征 由表4可见，2000-2015年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凤凰县，由于重视耕地产出效益以及劳动力、化肥等的投入使其耕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数由2000年的0.170增加到2015年的0.812，增长了0.642；其次是永顺县，主要因为化肥的有效投入和耕地灌溉工程的建设所带来投入强度和可持续状态的变化，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由2000年的0.334增加到2015年的0.845，增长了0.511；吉首市、泸溪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龙山县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长幅度均维持在0.4～0.5，其中增长幅度最小的地区是古丈县，由于其复种指数不断下降而其他指标值增长较小使其耕地综合评价指数仅增长0.403。

2000-2015年各县（市）城镇化水平均呈增长态势，但地区间的差异较明显。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为永顺县，由2000年的0.150增长到2015年的0.961，增长了0.811，工矿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减少、人均GDP稳步上升、二三产业增加值持续提高是其城镇化水平增长的主要原因；吉首市增长幅度仅次于永顺县，由2000年的0.117增长到2015年的0.920，增长了0.803，重要原因在于吉首市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龙山县、凤凰县、保靖县、泸溪县、古丈县各城镇化指标值相对变化不大，指数增长幅度依次为0.731、0.700、0.655、0.614、0.558；指数增长变化最小的地区是花垣县，由于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比重的逐渐增大使土地城镇化呈负增长状态，城镇化综合水平增长缓慢。

4.2 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特点

根据以上所求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按照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湘西州2000-2015年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表5），并借助ArcGIS平台根据各县（市）耦合协调阶段与类型绘制空间格局图（图2）。

4.2.1 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如表5所示，湘西州各县（市）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2000-2015年均表现出明显变化。2000年由于全州总体经济普遍较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不稳定，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在0.116～0.217，均处于初步阶段。2015年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0.511～0.637，均步入磨合阶段。2015年与2000年相比较，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为吉首市，其耦合协调度由0.116增长到0.615，增长了0.449，增长幅度最小的是花垣县，其耦合协调度由0.217增长到0.522，增长了0.305。究其原因，作为湘西州州府的吉首市尤其注重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条件也随之改善，加上近年来吉首市不断追加耕地投入水平，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攀升，使耦合协调度提升加快；而花垣县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虽持续上升，但其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城镇化综合水平不高，耦合协调度增长慢。

4.2.2 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 自2000年以来，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0.221增长到2015年的0.562，反映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正处于不断调和发展状态。由图2可见，2000-2008年耦合协调度偏低，一直处于初步阶段，主要因为该阶段湘西州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公共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备，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偏低。自2008年之后耦合协调度呈快速上升趋势，于2009年达到0.302，实现向拮抗阶段的转变。2012年耦合协调度是研究年份中增幅最大的，与上年相比增长了0.1，原因在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同时，政府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追加农业投入，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随之升高。2013年耦合协调度超过0.5，步入磨合阶段，表明2013-2015年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增长，相互依存度显著提高，但并未实现良性互动。根据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2001年与2005年湘西州城镇化發展水平相对超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对滞后，表现为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2012年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表现为城镇化滞后型。除了这3个年份外其他年份两者水平相持，表明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综合分析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大致经历初步阶段（2000-2008年）—拮抗阶段（2009-2012年）—磨合阶段（2013-2015年）的发展过程，其耦合协调类型以同步发展型为主流，表明湘西州目前处于较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但从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耦合协调性的优化潜力巨大。

从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图3）看，吉首县、泸溪县与永顺县在2000年为Ⅰ类，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超前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城镇化滞后型，其他5个县在2000年为Ⅲ类，两系统水平相当，属同步发展型，表明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虽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两者综合水平差距甚微。2015年，3种耦合协调类型都有，其中Ⅱ类居多，包括泸溪县、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和古丈县，花垣县为Ⅰ类，吉首市、凤凰县为Ⅲ类，表明湘西州大多数地区城镇化水平超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处于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从以上耦合协调类型变化可以看出，近年来，由于农业比较利益较低，湘西州大部分县（市）注重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水平超前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以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为主流。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呈增长状态，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是吉首市，最慢的地区是花垣县；耦合协调阶段均由200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转变为2015年的磨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2000年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为主转变为2015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为主。可见，当前各地区城镇化发展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并没有实现良性协调，且多个地区处于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

5 小结与讨论

对湘西州2000-2015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如下。

1）2000-2015年，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总体上呈上升的良好态势，由0.271增长至0.774。城镇化综合指数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①波动变化阶段（2000-2006年）；②相对平稳阶段（2006-2009年）；③快速上升阶段（2009-2015年）。

2）2000-2015年，湘西州各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凤凰县，增长了0.642；增长幅度最小的是古丈县，增长了0.403。城镇化水平增长幅度地区间差异明显，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为永顺县，增长了0.811，增长幅度最小的地区是花垣县，仅增长0.431。

3）2000-2015年，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变化较大，大致经历初步阶段（2000-2008年）—拮抗阶段（2009-2012年）—磨合阶段（2013-2015年）的发展过程，耦合协调类型以同步发展型为主流。

4）2000-2015年，湘西州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变化上差异明显，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是吉首市，增长最慢的地区是花垣县。耦合协调阶段均由200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转变为2015年的磨合协调阶段。就耦合协调类型看，2000年大多数地区处于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2015年大多数地区处于耕地集约利用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欠发达地区打胜扶贫攻坚战、实现脱贫致富的战略性任务。促进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不仅要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注重两者间的发展关系。由上述分析可见，目前湘西州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不高，处于较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地区间差异明显，且多个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对湘西州而言，平衡地区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实现耕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点，意味着湘西州在注重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加大耕地投入力度、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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