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队的日子里

燕台石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当年，这首歌响彻大江南北。一道“社改乡”令，经历了27年风风雨雨的人民公社和它的一级组织——生产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生产队仍有着深深的记忆，对那段青葱岁月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

我的高中毕业证落款时间是1973年1月，其实我们这些毕业生1972年12月底就离校了。农村的孩子，毕业即就业，就是老老实实回家当一名农民，没有失业一说，因为你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你也不例外，何况在那个年代，大学已经停办，求学也无门。不过，那时农村处于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实行的是集体劳动，当一名农民起码保证你有饭吃。我们老家有句俗语，“玩龙玩虎不如玩土，争权夺利不如种地”。民以食为天啊！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搞得热火朝天，不过那是城市孩子在城里无法安排工作的无奈选择，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使然。我们农村孩子虽然高中毕业，但是城里工厂招工轮不到农民孩子头上，工人的孩子接班当工人还要排队走后门;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挂不上边，因为那是城市户籍青年到农村去的专用名称，我们村就有从上海、大连等大城市回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农民的孩子天生就是农民，没有可以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我们村一起毕业的同学有七八位，我们生产队加上我有两位，还算稀缺人才。我回到生产队被队长安排顶替我二哥担任记工员。

生产小队

那时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一个公社就是现在的一个乡镇，公社下辖自然村，以村为单位设若干生产大队，一般情况下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根据户数、劳力情况划分若干生产小队，即生产队。高疃村是人民公社所在地，原本是一个自然村，有近1000户人家，由于规模太大，被分解划分为三个自然村，称为高疃北村、高疃南村和高疃西村生产大队。我所在的村是高疃北村，作为一个生产大队，又划分了三个生产队（原为四个，后来撤销了一队，其后各队原有顺序称谓不变），我就在第四生产队担任记工员。

那时的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生产单位，设有队长、副队长，配有一名记工员。队长对全队负总责，副队长辅助队长工作，记工员则负责为每位社员记工分，作为生产队年终分配的依据。全队70多户男女老少几十个劳动力，每天一大早到村中大街上听从队长的安排，队长根据活计的轻重缓急搭配劳力，一帮一伙的组织集体劳动，活计多了还要分成生产小组，由队长临时指派一个人负责，由他掌握出工、收工和休息时间，检查劳动质量，向队长汇报情况，一般社员领到任务就回家拿上农具，或分或合撒向山野。春夏秋冬几乎天天如此，活计也几乎很少有重样的，即使是重复的劳动，时间、地点、参加的人也不会完全一样。

记工员不是干部，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劳力，我每天白天与社员一起上山劳动，吃完晚饭后到记工室为收工回家的社员记工分，不比其他社员多记一个工分。我将社员记工本按记工日期的页码套摞在一起，这样打开记分十分省事方便。记工分没有特殊情况社员本人必须到场，出满勤干满点的记满分，特殊情况由队长确定记多少工分，或加分或减分。一个人每天的基本工分是经过大家评比确定的，一定一年不变。整劳力（青壮年）一天满分记10分，弱者递减，妇女、少年一般根据体力情况记6分、7分不等。社员出勤工分由记工员每月小结一次，年终决算。按每户劳力一年出勤劳动所记工分多少，再根据生产队年实际收入情况计算劳动报酬。

记工员的职责

记工员除了和社员一起劳动，也有一些优待。队长对我很关照，每当下雨、下雪天，社员出不了工，就让我到记工室整理记工本，把前面每个社员整月的工分小计起来，这样到了年底再将12个月每月的工分合计起来，既省时又方便。当然这点活对我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我那时年轻思想活跃，还自作主张用学过的数学知识对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做一些研究分析工作。我将生产队的劳动力情况包括男女比例、青壮与老弱比例，家庭状况包括有外援的家庭、没有劳动力的家庭等，运用百分比知识制成圆形和条形图表，加以文字说明，张挂在记工室的墙壁上，让生产队的基本情况人人都可以一目了然，队长、社员都说我做了一件好事，再也不用每天掰著手指头数人数了。

记工员既要为集体负责，也要为每个社员负责，要真实准确地记录每个人的劳动实际，不能让勤快人吃亏，也不能让懒人占便宜。除了随时留意社员出工出勤情况，还要多留个心眼，不让小人钻了空子。生产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有耍嘴皮子、出工不出力的，也有藏奸耍懒、弄虚作假的。记得有一年年终工分结算，有一个人平时出工不多，但工分却比一般人还多，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将此人的记工本仔细核对，发现了这个人的作弊行为。我私下找到这个人，在事实面前，他承认了自己一时糊涂，并再三认错，保证不再作弊。我看到他真心改错，就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队长。后来这个人不仅劳动积极，也确实没有再做这种事，我们最终还成了朋友。

记工室设在队部，就是生产队在村里自建的两间空房子，属于集体财产，四周放了一些大小不等的长凳，由社员自由选坐，队长开会讲话，就站在屋中央。屋中一角放了一张三屉桌，一个坐柜，这里就是记工员的专用座位。专座坐柜是一个箱子，与椅子一样高，有两扇门，中间有隔层，可以在里面放些东西。里面除了放社员的记工本，由于我还负责村团支部的工作，村团支部购买了一部分图书让我保管，一共不足百本，我就把全部图书放在里面，谁想借阅签个名就可以取回家阅读。我每天晚上为社员记完工后，就拿出一本书看一会儿再回家。这些书我全部读了一遍，记得有《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那时不多的小说以及一些时事政治类、农业科技类图书。有些内容我还向社员介绍过，甚至后来村里抽调我到大队搞宣传，我还将一些内容抄写在黑板报和宣传栏上。这也是在利用业余时间督促自己继续学习，同时也向农民普及一点文化科技知识。

有时买到一本新书，我会迫不及待地抓紧时间读完，甚至揣在怀里，利用上山劳动休息时间再看。每当这时，我常常会一个人在休息时躲开众人，偷偷独自捧书阅读。因为上山劳动实在不适合读书，你干什么都行，但如果看书被人发现，会被认为你不务正业，藏奸耍懒，我可不想落下这样一个名声。农村有句话，“常穿袍子早晚会遇到亲家”，终于有一天上山劳动休息时读书忘情被人撞见，仅仅奚落了一句：猪八戒夹着半道褐纸———混充读书人，就把自己弄了个大红脸。一段时间我不敢再带书上山读了，后来忍不住读书的渴望，仍然重操旧业，不过行动更隐蔽而已，山野中的地堰土丘、秸秆垛、树荫草丛都成了我读书的场所。

苦中寻乐

在庄稼地里不论是扶耧下种、肩挑车推、整地翻土、兴修水利，还是割麦子、收苞米、刨地瓜，我与我的父老乡亲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整天摸爬滚打在一起。我用自己的行动向社员证明，我这个记工员不是文绉绉的白面书生，我干什么都是一把好手。我甚至苦中寻乐，将农村的经历，借用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写了一篇广播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寄到县广播站，文章免不了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但也不乏自己的真实感受。一天中午，村中的有线广播喇叭响了，全村人都听到了广播，队里有位同龄青年惊讶得不得了，见面惊呼“你上广播了”。至此，我经常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投到县广播站，成了一名一边劳动、一边写稿的农民通讯员，也成了村里的笔杆子，经常被大队点名去搞宣传。这也应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母亲所谓“人上人”并不是一般人的功利想法，她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经受苦难的折磨，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爱戴。

我从高中毕业那年开始，到被村里推荐到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除被大队抽调到村里临时短期从事宣传工作外，一直在生产队劳动和担任记工员工作。记工员生涯，让我懂得如何与社会各种不同的人交往;让我懂得一个人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发展;让我懂得在困难面前绝不能退缩，你退缩一步困难会增强十倍，而坚持前进一步，将使困难土崩瓦解，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了农村吃苦的底子，后来参加工作，遇到一些苦事、难事，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农村的艰苦岁月，与之相比，感觉上就是小菜一碟。后来我们村回乡知青都陆续返城，我曾偶遇他们，与之交谈，他们共同的感悟是：“不要小看农村，农村确实是个广阔天地，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大课堂，简单劳动不简单，个中蕴藏着丰富的劳动智慧、生存智慧和处世智慧。”我亦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