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企业家数字化素质的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4-05-24

于琳靖朱克西

摘要：以云南省农民企业家为例，基于269名农民企业家调研数据，对其数字化素质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t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学历及数字化才能之信息开发手段显著影响数字化素质。从内部因素来看，农民企业家的学习信心及学习主动性也对其影响重大;从外部因素来看，参与的培训机会及所处单位的网络环境同样对其数字化素质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农民企业家;数字化素质;云南省;影响因素

一、国内文献综述

赵如（2018）从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两个维度构建农民企业家胜任力模型，提出农民企业家胜任力的培育对策[1]。肖焰和谢雅鸿（2019）以国内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回顾了农民企业家及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2]。肖焰和蔡晨（2019）以我国农民企业家为研究对象，从带富能力和带富意愿两个方面，深入探究了农民企业家的带富能力，为提高农民企业家带富效能提出了针对性建议[3]。王雅静和陆建飞（2021）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企业家才能理论，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从企业家才能的素质特征、能力特征和绩效水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勾勒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的群像图[4]。

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企业家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对农民企业家的相关研究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缺乏第一手的调研资料，理论成果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二、相关概念

（一）农民企业家

李晓柯（2008）在用区域标准对农村企业进行界定后，认为不管企业家初始创业地点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企业家当前经营企业所在地在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作贡献，则都可以称作农民企业家。严鹏和张红（2018）认为近代中国若干地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系由“地方能人”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也涌现出具有相似性的农村企业家，这些农村企业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农民企业家。肖焰和谢雅鸿（2019）认为符合从小在农村成长（农民企业家要具有农民背景）、目前企业所在地在县域范围内这两个条件的就可以称为农民企业家。

本文在整理众多学者对农民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后，结合研究需要，认为农民企业家无须具备农民背景，只要当前经营的企业能为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均可称为农民企业家。总之，农民企业家立足农村，与传统农民相比，知识存量更为丰富、思维理念更为先进、管理能力更具有创新性等。

（二）数字化素质

学术界对数字化素质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暂且将数字化素质定义为：会搜集、会开发、会利用信息和技术的一种能力。

三、样本分析

（一）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企业家皆有涉及，且占比差不是很大。相对来说，45岁以上的占比最大;男性比例占比最高，为63.8%;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最高，接近60%，而硕士及以上占比极低，仅2.2%。反映出农民企业家的学历普遍不高，说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信度。从居住地来看，样本中76.5%的农民企业家居住在农村，这进一步说明了农民企业家数字化素质不高的原因。

（二）样本质量

本文信度分析中，总体问卷的信度系数达0.902，这说明问卷的测量指标或者测量项目的选取整体比较好，量表有较高的信度。本次调查采用KMO（Kaiser-Meyer-Olkin）檢验和 Battle球形检验，KMO 的检验标准为：KMO≥0.9，非常适合。研究表明KMO为0.903，说明检验结果合适，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研究变量

通过文献研究及与专家访谈，本文将影响因素从农民企业家禀赋出发，分为个体特征、学习特征、才能特征及环境特征四个方面，选取了29个变量作为因素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

通过SPSS得出线性回归方程：

Y=1.159+0.293X3+0.189X16+0.150X18-0.282X19+0.263X28

由此可见，学历X3、学习信心X16、学习主动性X18、数字化才能之信息开发手段X28，对数字化素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认为必须学习互联网技术才能应对未来挑战的数字化素质反而低。

（三）二元Logit回归

这表明：

1.X3学历与数字化素质呈正相关，学历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字化素质提高概率增加EXP（0.527）= 1.6938个单位;

2.培训机会与数字化素质呈正相关，次数增加一个单位，数字化素质提高概率增加EXP（0.456）= 1.5778个单位;

3.单位无线网覆盖与数字化素质呈正相关，覆盖范围增加一个单位，数字化素质提高概率增加EXP（-0.306）= 0.7364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