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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思想之我见

时间:2024-05-24

朱大鹏

摘 要:农业思想对于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书记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方面,首先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包括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中国特色的地权思想、现代农业的目标、现代农业基本方法等。

关键词: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思想体系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8)03-04-0001-4

农业是所有国家的重要基础产业。农业思想体系主要是关于农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包括农业的本质和作用、农业经济政策、农地制度、农民收入、农业技术、农业基础设施、粮食储备等的总体判断。***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中国农业而言,处于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的关键阶段,继承优秀的传统农业思想,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思想体系,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思想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的农业问题,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不同的,只有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路径。从人地资源匹配角度来看,中国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仅占世界的7%和6.4%,地域南北跨五个温度带、东西跨三个阶梯;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这种客观环境使得中国农业不同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大农场农业”,不同于欧盟国家的中小农场模式,也不同于日韩等“东亚模式”,是一个聚集了各类农业发展形态的综合体。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农业处于现代化的起步或初级阶段,不同于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不同于那些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2016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7.4%,还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①,农业进出口比例、单个农民供养人口数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发展模式来看,中国不能照搬“农业工业化”的模式(农业工业化模式,是指以大面积的单一作物、规模化、化学化、机械化、专业化为核心特点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的循环特点),也不能照搬“绿色革命”的模式(指20世纪60年代某些美国等发达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促使其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这一活动使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等地的水稻、小麦等亩产迅猛提高,但也带来了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化肥消耗量大、水资源和水利设施不足等问题)。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成为了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这种污染态势和水资源的稀缺,注定了中国农业不适合“农业工业化”和“绿色革命”的模式。

農业的特殊属性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农业规律,尊重自然法则和市场规律。对所有农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一定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中国农业现代化正处于起步或者初期阶段,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基础仍薄弱;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与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交织在一起的,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我们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要把传统农业的精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中国有机地结合起来。舒马赫(E.F.Schumacher,1911-1977)提出的“地域的视角”和“中间技术”等观点,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启发为,将区域经济发展、农业投入品的合理增加、资源循环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匹配、一二三产业融合综合起来的发展路径。美国农业法中提出的“可持续农业”、欧洲提出的“永续农业”“最绿农业”等,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启发为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2 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精华,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中国农业历史传统悠久,数千年来形成了丰富的传统农业思想,在《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桢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农学专著中集中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有效率的,不能简单否定。重农是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核心。如商鞅在《商君书》中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宋朝司马光认为,“农乃天下首务”“食乃生民之大本,为政之首务”。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把与农业相关的事务看作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头等大事。春气始发之际,帝王都得先亲耕第一钹,所谓“遍诫百姓,纪农协功”。如汉文帝在《桑耕诏》中说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元世祖即位后就昭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扬末”。中国传统农业强调重农时、惜农力,注意休养生息、轻赋薄徭。顺时而作、农事为先几乎是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遵循的原则,《吕氏春秋》中强调要“敬时爱日”。在年度时间内要遵循二十四节气开展农业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天则是晨出暮归,“戴星而作,戴星而息”。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措施,防止在农忙时节从事有碍于农业生产的活动。如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对登州官府奏请令民铸城明确指示,“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耕耨,邃令添板筑之役,得无妨农乎!”

“资源集约、环境友好”是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精髓。遵天时、依地利、靠劳动的“三才观”思想对现代农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观”,在我国地域辽阔、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的条件下,建设现代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三才观”“三宜观”均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具体体现。精耕细作、辨土施肥、物能循环等农业生产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精耕细作的最大效益是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率,这非常符合我国劳动力多而耕地少的国情。西汉的《汜胜之书》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熟”的17字耕作原则;北魏的《齐民要术》提出“凡秋耕欲深着夏欲浅”“再劳(即耢)地熟,旱亦保泽”“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我国北方的旱作农业,耕作制度经历了撂荒耕作、休闲耕作、连种耕作、轮作耕作、复种耕作的发展历程。我国南方的基塘农业、桑鱼畜循环、稻鱼(鸭)循环等模式有着悠久历史。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科学思想,通过“种养结合”等生态循环方式,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

3 以三权分置为核心地权思想,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础

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均”“安”“和”3个字来代表,称之为“均地安民和谐”。井田制、限田制、均田制、均税制,都是“均地安民和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体现。《周礼》是我国土地思想和土地制度的源泉,对统治者实行分封采邑制度,各级统治者的利益均沾;对人民实行井田制,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战国时代商鞅提出了“度地”理论,将土地人口状况分为“地狭而民众”和“地广而民少”两种类型,并采取不同的措施。

自宋以来,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兼并活跃,土地租佃制逐渐成为主流,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如清政府在清查明朝藩田的基础上,实行“更名田”即有偿出卖的政策。清朝还出现了永佃制,如清高宗要求,“准原佃子孙永远承耕,业主不得换佃”。中国古代历次重大农民起义无不与土地严重兼并、民不聊生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围绕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标。

在我国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又包括农村承包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中农村承包地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可以分别归属于集体和承包农民的“二元产权”体制。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三权分置”是在农村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土地适度规划化、集约化经营,但又兼容分散、小块的土地经营模式,是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即使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也是限制由于继承、转让造成的土地过于零碎化情况。“三权分置”将中国历史传统的“均地权”和现代农业要求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是中国现代农业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

4 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民持续增收,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

惜农、悯农是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基础。战国时代商鞅主张,对务农有业绩者免其徭役;提高粮食价格,以利生产,“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汉文帝在《劝农诏》中说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10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税之半。”这一诏令不但强调重农,还劝导农民种树,体会农民的疾苦,免除一半的税负。中国古代的惜农、悯农思想也体现在重视农民教育问题。早在4000年前.中国就建立了“农师”制度。《史记·周本记》记载,后稷名弃,是黄帝的曾孙,“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汉代在官制上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徒一类的“劝农官”,建立了由官府领导的农业示范、培训、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农业教育制度。宋代宋太宗建立了农师制度,农师承担教习农事和督促农民的职责。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惜农、悯农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素质。农民教育问题、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农业发展停滞和贫困,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重要的是经营者,要增加对农民的教育投入。从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经验来看,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并采取有效的综合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过程的生产者、经营者和受益者,但中国农民数量多、文化素质偏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是交织在一起,农业现代化需要一部分传统农民成长为新型农业主体、职业农民,一部分转为城镇居民,即“人的城镇化”。这都需要有效提高农民的能力和素质。只有思想重视了,才会采取立法、资金支持、有效组织、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培训形式等相应的措施。

农业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而是要通过这些手段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最终要让农民增收,实现“农民的现代化”。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363元,实际增长率为6.2%,略高于城镇居民增速;我国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性收入(38.35%)、工资性收入(40.62%)、财产性收入(2.20%)、转移性收入(18.83%)组成。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政策组合,有利于农民实现持续的增收;其中,改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体制,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5 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农民与市场的有效衔接,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基本方法

农业的弱质性和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必须要介入;而农业现代化只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这就要求政府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市场仍然要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发挥支持和调控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结合程度,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总的原则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交给市场,政府负责市场发挥作用之外的领域。比如,种子育繁最初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由国家进行,伴随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市场资本投入到其中;政府则转向负责公共产品领域,如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根据“诱导发展模式”理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配合,是有利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置”的農村土地制度,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交易成本较高,仍然需要政府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引导和规范作用;但也应该尊重农业规律,突出“在地所有制”的优势(在地所有制,是指土地的实际控制人本人生产和生活均是围绕其经营的土地;对应的是非在地所有制,是指土地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并不亲自参与生产,生活也不在其土地附近,比如工商资本转租的土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流通、农业基础设施及投资等需要政府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市场流通环节是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部分。农产品销售直接影响农业效率和农民收益。农民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必须能与大市场实现有效对接,农民自身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单个的农户通过组织化形式可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即“农户+经济组织+市场”,这需要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产品流通模式从传统市场为主过渡到传统市场和传统市场外并存,传统市场和市场外流通模式均需加以重视。要发挥信息化在农民与市场对接中的积极作用,要有效发展农产品信息服务组织。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区,给予入驻电商企业政策优惠,能有效推动当地特色农产品的互联网销售。

6 有效发挥农业科技的積极作用,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进步是发展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的核心标志。影响作物产量限制因素的调查表明,作物特性因素的贡献率占到50%左右,每次农作物育种技术实现重大有效突破,都能使产量显著增加。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要有效传承和发展。如汉代的温室栽培、带肥下种、水稻移栽、溲种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种植绿肥、以虫治虫、浸种催芽、水稻烤田、果树嫁接、果园熏烟防霜技术;元代的棉花整枝、青饲料发酵技术;明清的小麦育苗移栽技术等。农业科技成果要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有合理的政策、制度支持。美国科学家D·普赖斯曾指出:“最有意义的发明或研制……不是包含在雷达或原子弹中的技术奥秘,而是产生这些成果的管理系统和一套起作用的政策”。因此,发挥农业科技的积极作用,除了增加投入,还需改进农业科技体制。

要逐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率、贡献率水平,发挥农业科技的积极作用。农业科技范围包括农业装备“工业化”、农业生产“科技化”、农业经营“信息化”等多个方面,要注意将农业科技与我国整体的“信息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信息化有利于推动农业科技资源共享、协同研发和高效推广,也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装备的利用效率。“就地城市化”是一个中国实现城市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农业科技在推动农民实现就地城市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表明,推行鼓励农村科技创新政策、建立农产品工业园区、引进高科技企业、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等有利于推动“就地城市化”。农业机械装备制造要在研发、制造和应用领域,将“工业化”与“信息化”高度结合;加大研发力度,突出高端产品和核心部件的制造能力,将“科技化”与“城市化”战略得以共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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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焕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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