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马铃薯引种史、传播路线及其影响

祝菊澧 李灿辉 周润 耿燕 卢朝艳 唐唯 朱寿清

摘要：马铃薯是外来作物，其引入和传播在解决云南明清时期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考据发现，马铃薯传入中国和云南省的时间及主要路线，以及传入后在云南的传播路线。传入和传播路线主要为；（1）1615年后由印度经印—缅—滇通道传入滇西，并广泛种植于迪庆、丽江、大理和怒江州，此细胞质类型为W/α型；（2）1788年后经四川凉山州传入楚雄永仁，后在滇西各州及滇中广泛传播，此为W/α型；（3）1843年左右经贵州进入昭通，在滇东北及黔西南大面积种植，此为T/β型。马铃薯的传入及传播深远的影响了几百年来云南的农业结构、移民、矿产开发、少数民族迁徙及宗教信仰，其本土化也加快了主粮化进程并提供了科学育种的新思路。

关键词：云南省；马铃薯；引种；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S-09，K207文献标志码：A论文编号：cjas20191100271

The Introduction History， Spreading Routes and Influence of Potato in Yunnan

Zhu Juli1，2，3， Li Canhui1，2，3， Zhou Run1， Geng Yan1， Lu Chaoyan1， Tang Wei1，2，3， Zhu Shouqing4（1School of Life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2Joint Academy of Potato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3Key Laboratory for Potato Biology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4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Potato is a foreign crop， and its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in Yunn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problem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fter textual criticism，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ime and main routes of potato introduction to China and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spreading routes in Yunnan. The main routes of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were verified as below： （1） after 1615， potato was introduced into western Yunnan from northeastern India via the India- MyanmarYunnan Corridor and widely planted in Diqing， Lijiang， Dali and Nujiang， the cytoplasmic type was W/α； （2） after 1788， potato was introduced into Yongren， Chuxiong from Liangshan， Sichuan， and then widely spread in western and central Yunnan， these varieties representing W/αcytoplasmic type； （3） around the year of 1843， potato entered Zhaotong through southeastern Guizhou， widely planted in northeastern Yunnan and southwestern Guizhou with T/βcytoplasmic type.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potat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population migration， mineral development， minority custom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Yunnan for hundreds of years. Its localization had also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staple food grain production and provided new methods for scientific breeding.

Keywords：Yunnan Province； Potato； Introduction； Spread； Impact

0引言

在中國，马铃薯有很多称呼，除了“土豆”以外，还有“山药”、“洋芋”、“地蛋”、“荷兰薯”、“番仔薯”等。西北和西南山区有直接以马铃薯当主食的习惯，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马铃薯是作为一种菜来进行食用。马铃薯生产节水、节地、“双减”效果好，可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替代作物，缓解中国水土资源严重短缺、极大减轻生态环境压力。马铃薯营养丰富全面，低脂肪高蛋白质。由于易深加工，因此有利于国家粮食贮备。在西方国家，马铃薯常被叫做“地豆”、“地苹果”、“爱尔兰豆薯”等，作为公认的营养食品，早已成为主粮。

2015年，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云南省是中国的高原粮仓，面向东南亚推进“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是中国传统的马铃薯生产大省和优势发展区域，马铃薯也是云南省第三大粮食作物。云南省多山地，粮食总产量很低，在马铃薯引入之前，并不能满足粮食的自给自足。随着马铃薯的引入和大面积推广种植，低产的传统粮食作物燕麦，荞子等逐渐被取代。这些起源于万里之外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品种，其种植和传播影响着几百年来云南省的政治，边疆军事，经济和农业结构，也促进着山区民族，宗教及文化的演替。

谷茂等[1]研究表明，中国现有的准确记载马铃薯的方志有65种。翟乾祥[2]认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万历年初以前。项梦冰等[3]研究表明，马铃薯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788年，云南省并不是中国马铃薯引种的起源地。王伟伟等[4]推测马铃薯可能是由滇东北、滇西和滇南传入云南。李国彬等[5]研究发现云南省马铃薯地方品种繁多且种植年限久远。由于马铃薯以多次、多途径的方式传入中国，导致不同地区马铃薯的传播方式以及品种类型差异较大。关于马铃薯引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目前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引入云南的准确时间和传播路线也没有详细的报导，因此对马铃薯传入云南后的深远影响未有较全面的分析。本研究系统分析了上述有争议的问题，并论述了马铃薯引入和传播对云南的深远影响，以期为云南省马铃薯种质资源保护和科学育种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1马铃薯传入中国及云南

1.1马铃薯传入中国时间辨析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16世纪中期被西班牙人首次带回欧洲。之后马铃薯逐渐传入世界各大洲[6]。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一直没有明确记载。中国最早与各大洲交流始于郑和下西洋时期，Menzies[7]详细考证并论述了郑和第6次航海经历（1421—1423年），但全文只提到玉米、甘薯等作物，未明确说明是否引进马铃薯。目前，最早文字记录为明万历（1573—1620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首次提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8]。”对于文中“土豆”就是否是现在所熟知的马铃薯，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翟乾祥在多篇文章中认为《长安客话》中“土豆”就是现在所说的马铃薯[2，9-11]（图1d），论据有以下几个方面：（1）明末文学家徐渭的“土豆”一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花落子，……，憔悴浣纱时。”写于1565年，时间稍早于《长安客话》。（2）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 M. Hawkes）在《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历史》中说，17世纪初期马铃薯从欧洲传入印度，在此之前馬铃薯已传入中国[12]。（3）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刘若愚编有《酌中志》中记载大量宫廷珍馐食材“辽东之松子，……，都中之山药、土豆……不可盛数也[13]。”山药、土豆之所以并列说明味道有近似之处，这基本符合马铃薯的口感特征。楚雪等[14]也持此观点。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如杨宝霖支持《长安客话》中的“土豆”是黄独（图1a）的说法[15]，依据是相近时期方以智编纂《通雅》卷41《草》云：“（土卵）名黄独，又名土豆、土芋，实芋[16]。”黄独依树而生，其块茎部分长于地上，而现在所熟知的土芋（图1c）块茎长于地下，一般情况下其表皮也比马铃薯粗糙许多。项梦冰则认为《长安客话》中的“土豆”是土圞儿[17]（图1b），理由是元胡古愚（约1278—1355年）《树艺篇》[18]蔬部卷5（据明纯白斋抄本）“香芋落花生附”，马铃薯1587年在欧洲才有零星记载[17]，元代马铃薯尚未引入欧洲，在中国是不可能引入马铃薯的。因此直到明代末期，也一致沿用这2个名称。《长安客话》中的土豆，认为是京畿地区给土圞儿取的新名，光绪《顺天府志》[19]“食货志二·物产·蔬属”引《昌平宋志》：“土芋一名土豆，圆如卵，可蒸食。”《昌平宋志》大概是最早记载指土圞儿是“土豆”的文献，元代尚不可能有马铃薯引入，宋代就更加谈不上了。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叶绿体DNA （chloroplast DNA， cpDNA）和线粒体DNA （mitochondrial DNA， mtDNA）作为细胞质基因组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基因组，在遗传上具有半自主性，马铃薯cpDNA分为5种，W、C、T、A、S类型，呈绝对细胞质遗传特点。mtDNA也分为5种α、β、γ、δ、ε，大多情况下为细胞质遗传但存在重组的可能性。叶绿体DNA类型与线粒体DNA类型出现连锁配对的现象（cp/mt），例如：T/β、W/α、A/β[20-21]。Hosaka分析了安第斯栽培亚种的演化，发现W型cpDNA是最古老的类型，普遍存在于野生种中，W型cpDNA在驯化过程中发生了241 bp缺失后演化形成T型cpDNA，同时A型cpDNA广泛分布在安第斯栽培种中，常用来表示野生种（除S. demissum外）细胞质的代表类型[20]。此外，1902年，德国人用六倍体马铃薯S. demissum（D型cpDNA）作为母本和四倍体普通栽培种杂交，得到的五倍体子代和亲本进行回交后，得到的含有D型叶绿体遗传背景的四倍体W族群体，因此，具有D型标记的品种，育成应该在1902年后。马铃薯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传入欧洲的时间在16世纪后期，此时为安第斯栽培亚种类型（A），在欧洲驯化超过百年后，1811年才形成了今天的普通栽培型品种（Solanum tuberosum ssp. tuberosum），因此，早于此时间记载的品种必然为安第斯栽培亚种。普通栽培型植株较矮，叶片较圆较大（图2c），花冠呈辐射状，颜色白色居多（图2a）。野生型品种植株较高，叶片尖小（图2d），花冠呈五角形，多数花色较鲜艳（图2b）。另外，结薯的马铃薯多为染色体四倍体种，而安第斯栽培亚种从二倍体到六倍体都有，非四倍体品种几乎不结薯。马铃薯刚引入欧洲时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进行栽培的，《长安客话》中已经被用作一种食物也是不可信的。

再来看马铃薯一词，福建在康熙39年（1700年）的《松溪县志·食货》中第一次提到，“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22]”因其长相酷似马铃铛而得名。支持此为马铃薯的观点认为：1650年荷兰人约翰·斯特鲁斯（John Struys）曾到访过台湾，其日记中记载了东南沿海有马铃薯种植[6，23]。但1650年仅有没有被驯化过的安第斯栽培亚种，是喜高寒地区，短日照和冷凉气候的作物。谷茂[1]，项梦冰[3]均对此说持否定观点。按照生物学特点，16～25℃是其块茎发育的适宜温度，温度超过30℃时，光合作用减弱，匍匐茎停止膨大，基本不可能正常结薯。根据日记记载，约翰·斯特鲁斯到达台湾和逗留的时间为1650年5—7月，在东南沿海的这个季节，平均温度均在30℃以上，马铃薯不可能大面积种植成活。另外，由于薯块在高温条件下容易感染病毒而退化，虽偶有结薯的薯块，也不可能保存到下一个种植季用于大面积播种。因此，即使约翰·斯特鲁斯见到了马铃薯，可能也是经沿海贸易由南洋传入后，偶然小范围试种失败后被其他作物迅速淘汰。直至今天，东南沿海依然不适合大范围种植野生型的马铃薯。约翰·斯特鲁斯所见有可能是sweet potato（在日记中进行了缩写），此物中文叫做番薯，明代即已进入中国，比马铃薯耐高温。《松溪县志》称马铃薯“菜依树生”“色黑而圆，味苦甘[22]。”“菜依树生”指的更像藤本植物特点，与黄独相似，但明显与马铃薯的特征不同。另外县志一般为地方官员编纂，这些人拿不到也应该不太可能参考荷兰人的外文日记。

根据项梦冰考证，洋芋一词首次提出是在乾隆53年（1788年）湖北《房县志》，此处仅提及名称而无形状描述，主要用于救灾。据记载，乾隆53年（1788年），荆州城洪水爆发[24]，房县至荆州走驿道应该在2日之内，用于救灾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治4年（1865年）《房县志》详细描写了洋芋的特征“形似白薯而圆”“惟烧洋芋为食”“稞以为粉”[25]，这基本符合马铃薯的具体特征，也说明了洋芋就是马铃薯，本文作者认可项梦冰考证结果。

1.2马铃薯传入云南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马铃薯的传入可以从北方，也可从境外。部分学者[26]依据王军[27]考证，雍正9年（1731年）的《会泽县志》[28]中有云南省种植马铃薯的记载。通过查阅王军该文章及雍正《会泽县志》核实，均没有提到记载马铃薯或洋芋一说，可见此观点是无史料依据的。道光28年（1848年）出版的云南巡抚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中有写道“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植为田[29]”，根据所绘形态图，符合马铃薯的植物学特征，且叶片较圆，更符合普通栽培类型的品种特点。据清史稿，吴其濬道光23年至道光24年（1843—1844年）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道光25年（1845年）调任福建巡抚，因此赴任沿途所见的滇黔，指的应该是滇东北和黔西南地区，此时距1811年欧洲普通栽培型驯化成功已经过去30多年，完全有从欧洲传入的可能性。另外，由于都称“洋芋”，此记载要比乾隆53年（1788年）《房县志》晚了整整60年，从湖北经四川传入云南也有较大的可能性。要明确从北方传入云南的路线，关键在于四川地区洋芋的记载。《城口厅志》（1807—1808年）有云“洋芋，廳境嘉庆十二三年始有之，其种不知所自……其始只有一种，皮色淡红，大如杏实，独产高山。今有红白乌蓝紫麻各色、圆长扁各种，皆因时地而变也……贫民悉以为食[30]。”此为马铃薯最早在四川的文字描述，说明马铃薯是在1807年左右传入四川省的最早记载，城口为今天重庆市所辖，靠近湖北恩施，由乾隆53年（1788年）《房县志》记载的马铃薯传入的可能性极大。传入四川后，进入云南的路线为重庆经绵阳、甘孜、阿坝和凉山州进入楚雄永仁，嘉庆17年（1812年）的《江油县志》[31]、道光5年（1825年）《绥靖屯志》[32]、道光23年（1843年）《石柱厅志》[33]、同治5年（1866年）《理番厅志》[34]、咸丰7年（1857年）《冕宁县志》[35]、同治9年（1870年）的《会理州志》[36]为此路线文字考据（图3c）。云南省内最早有关于马铃薯文字记载为1845年《大姚县志》，其物产类中提到“阳芋”二字，则说明楚雄1845年前就引入了马铃薯。由于川东南在光绪10年（1884年）及光绪19年（1893年）《雷波厅志》[37]才有马铃薯种植记载，晚于《植物名实图考》时间，因此由四川东南部进入昭通的逻辑不符，更有可能的是，雷波地区的马铃薯由云南东北部传入，且该地区马铃薯的传入不会早于光绪10年（1884年）。再看贵州，最早记载马铃薯种植的时间为道光27年（1847年）在西部毕节市织金县[38]，有文献推测可能由四川传入[39]，但具体路线不详。道光27年（1847年）在时间上稳合《植物名实图考》，因此云南东北部的马铃薯有可能从贵州传入。但此说法也和另外一个证据相矛盾，光绪30年（1904年）英国牧师哈瑞·帕森斯（Harry Parsons）夫妇从昆明坐滑竿去昭通，沿途几乎未见马铃薯种植，薯块种子是由他们带入后在昭通地区试种，等返回时约民国15年（1926年）从昭通至昆明，沿途已种植大面积的洋芋[3]，《伯格理日记》也记载到，直到1892年6月在石门坎（今贵州威宁），才看到有农户收获马铃薯[40]。因此，作为云南连接贵州和四川的重要大通道，马铃薯的大规模种植应该在19世纪晚期。那么可以这样推测，从《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后的近50年，滇东北地区的马铃薯种植并没有形成规模，直到传教士大量进入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马铃薯才开始大量种植。

除了北方传入路线，云南马铃薯应该有从境外的传入路线，但几乎找不到关于滇西和滇南地区马铃薯的史料记载，只能依靠马铃薯生物学这一技术手段来进行推测。马铃薯细胞质中线粒体和叶绿体多数情况下符合细胞质遗传特点，即一般不会通过品种杂交而杂合，特别是叶绿体，其作为母本时呈绝对母系遗传，因此，通过追溯细胞质的多态性特点，就可以知道其遗传背景和母本的来源。时至今日，靠近西藏，缅甸的滇西地区，以及靠近越南、老挝的滇南边境，依然保留着很多有特色的地方品种，比如中甸红、剑川红、牛角洋芋、耗子洋芋和文山的小紫洋芋，均在当地存在了至少上百年时间。通过前人研究，这些地方品种细胞质绝大部分都为A/β和W/α（D）型[5]，此类型品种的母本均来自于马铃薯起源地（南美洲安第斯山麓），并不是欧洲1811年才驯化成功的T/β普通栽培型。其中D为六倍体野生种S. demissum作为母本杂交时，后代特有的细胞质类型，此细胞质类型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由德国人引入育种材料，第一个商业化品种为Kennebec[41]。因此，带有D型细胞质的品种，形成时间不会早于20世纪初期。通过查证，印度1615年（明万历43年）已经在东北部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那加兰邦和曼尼普尔邦地区种植马铃薯，其细胞质类型为W/α型，显然是有欧洲人从南美直接带到印度进行种植后留下[42]。在历史上，印滇缅通道称为“蜀身毒道”（图3a），在印度东北部多个考古发现的石器和工具、民族迁徙、生活特点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服饰等，都和滇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似[43]。另外一条为印—藏—滇的茶马古道[44]（图3b），此条古道一致兴盛至清末。因此，明代中晚期从印度东北部传入滇西，从品种特点和空间上是可行的，时间应在1615年后，不会晚于1811年。最后来说滇东南，通过广西和越南[45]传入可能性均存在，文山紫洋芋为地方品种，但细胞质类型为A/β型，有可能是清中后期由法国人从欧洲带入，但缺乏相关史料，时间不详（图3e，f）。

2马铃薯在云南的传播

分析了3条比较明确的传入路线后，接下来讨论马铃薯传入后，在云南的传播路线（图3）。云南的马铃薯主要种植区分为大春播种的滇西北（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地区和大理州）滇东北（昭通、曲靖）和滇中地区（昆明市），冬作区为滇西南德宏州、临沧地区及滇东南文山州，也有些地方为混作区。多数生物学研究表明，云南省各地方马铃薯品种遗传多样性丰富[4，5，46-48]，

说明种薯调运较少。未驯化的安第斯栽培亚种马铃薯在17世纪从印度经滇西方向进入迪庆州和怒江州后，由于该细胞质类型品种适合生长于短日照的高寒山区，因此有条件在这些地区很好的保存下来。据李国彬等[5]对滇西保山地区采集的地方品种进行的细胞质鉴定结果表明，采集于该地区的5个地方品种，其细胞质为W/α的比率高达100%，与传入类型上符合。另外，根据王伟伟等[4]细胞质检测结果，剑川红、耗子洋芋、木嘎，细胞质类型同样为W/α，因此从滇西路线传入后，被分散和传播到大理、丽江、德宏等广大滇西广大地区是有生物学证据的（图3a，b）。1950年《德宏州农业志》中记载有“民国时期，马铃薯在山区种植，品种有紫皮洋芋和白洋芋，是山区农民主粮和主要蔬菜之一，多为春季播种，俗称大春洋芋[49]。

另一条传入路线为经川西凉山州地区传入，经永仁传入楚雄、东川、昆明（图3c）。由于四川在1807年开始至19世纪末期均有大量文字记载种植马铃薯，所以经此条路线传入的品种有W/α和T/β。和王伟伟等[4]推测一致。此外，在滇东南文山州采集的地方马铃薯品种中，比较有特色的标志性品种为文山紫洋芋，经检测其细胞质类型为A/β，经种植户祖辈相传，该品种在解放前就已在当地种植，因此可以基本排除是由于杂交育种而成的，该品种可能由广西或者越南传入但传入大体时间不详[45]。另外，由于100多年前道路和运输条件落后，滇南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平均温度较高，长距离种薯运输非常困难且容易感染病毒，因此即使经此条路线传入云南后，传播范围应该不大。

马铃薯在云南传入后，主要以块茎（Tubers）和实生种子（True Potato Seeds， TPS）进行传播。研究表明，块茎在连年留种和播种中会发生退化，导致产量下降和其他性状的改变[50]，因此在一个品种种植几年后，种植户通常选择品种更替。另一方面，四倍体野生型品种，特别是安第斯栽培亚种，在田间能自交又能作为亲本和普通栽培型品种进行杂交，其TPS为有性繁殖产物，杂合程度较高，在播种后非常容易发生变异，因此，传入的这些野生型品种在几百年的耕作和传播中，一部分被淘汰，一部分产生了变异，以原始状态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这些古老的品种，从解放后至今，已经成了最宝贵的亲本资源，在主粮化背景下，深远的影响着云南省乃至中国西南地区马铃薯育种思路。

3马铃薯的传入对云南的影响

3.1明清时期

3.1.1移民明洪武14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奉太祖之命攻入云南，于12月进入昆明，洪武15年（1382年）攻克大理，此后沐氏子孙世代承袭260余年至明末，征南大军带来了第一次移民[51]。由于马铃薯传入云南最早不会早于明中后期（1615年），因此第一次移民和马铃薯无关。第二次移民发生在清末明初，朱由榔帅军从广东肇庆一路退守至云南境内，进而再从滇西出逃缅甸，大批军人在滇西军屯。第三次为清雍正帝推行的改土归流，使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活动范围进一步压缩，使他们的居住地迁往边境、往山区[52]，因此，土司倒台后，内地流官带来的汉文化在西南地区蔓延，所以有着汉人在山脚富饶之地五谷丰足，少数民族在贫瘠的山上垦荒的说法。乾隆31年（1766年），皇帝谕令：“滇省山多川少，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卜，向令边民垦种以供食。而定例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之例，水场宾李可少毛在一亩以二者，照水亩六年之例，均以下贝升手。第念此等零星地卜，本与乙原沃壤不同，倘地方官经理不善，一切丈量查勘青吏等恐不免从中滋扰。嗣后，滇省头地角、水滨河尾俱著听民耕种，概兔升科[53]。”因此，明末至清中期，针对外来移民的问题，中央政府推行了有效的军垦，农垦政策，有效的提升了当地垦殖、采矿、教育和经商水平[54]。另外，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可耕作面积逐渐向山区，半山区拓垦，作为外来高山作物的玉米和马铃薯即成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补充。据记载，玉米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而云南地方志对于马铃薯的描述直至道光以来，才逐渐增多，到了19世纪末期，云南省已经成片规模种植[55]。因此，高山作物的广泛种植，使得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促进了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边疆地区人口的增加。

3.1.2矿业开采明清矿业的发展也是大量移民涌入的重要原因。明代矿业主要集中在滇东，以开采银矿为主[56]，明中后期卫所废弛，军官和土司采集私矿现象严重。清代则以铜矿开采为主[57]，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的是官督商办模式。改土归流后，铜矿的开采主要用于中央政府的铸币，因此，在清代中期，大规模的采矿吸引了大量外省流民及商人的涌入和定居，主要以江西、湖广人居多。如张允随奏：“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是以游民得以相安[58]。”到了乾隆朝早期，因矿业而迁入云南的外省移民达数十万，全省常年开采厂家能達到150多家，据统计，乾隆朝云南的铜产量能占全国产量的95%，银矿更高，能达到97%[59]。当时在滇东北和滇西，“有一川盛之厂，立即闻风云集[60]。”此外，马铃薯的传播也促进了和内地及边境频繁的商业往来，包括各种集市贸易中心及农村市场的形成，商会的建立、茶叶贸易的兴盛，以及滇缅贸易往来。

3.1.3民族和宗教根据《云南省志》[61]卷53外事志的记载，教会在清代云南的传播及发展主要有两派，其中天主教以法国势力为主，基督教以英美基督教会势力为主。天主教传播最早在康熙41年（1702年），法国人雷勃郎（LeBlanc Philibert）进入云南，在昆明传教了几年后，因“礼仪之争”被臬司衙门逐出。约瑟夫·蓬索（Ponsot Joseph）道光20年（1840年）传教于昭通东北部。肖沃·约瑟夫·皮埃尔（Chauveau， Joseph Pierre）道光24年（1844年）到云南，负责滇中和滇西的教务。费努伊·简·约瑟夫（Fenouil， Jean Joseph）道光27年（1847年）开始，在云南传教约60年。清中后期，传教士比较集中的活动在昭通地区，因此滇东北是天主教传播的重要区域，其主要传播对象是和贵州接壤的苗族和彝族聚集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山区，非常适合洋芋的种植。

基督教的传播相对于天主教时间较晚，光绪元年（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禁止传教士从缅甸进入云南，禁令于光绪5年（1879）被取消[62]，光绪8年（1882年），传教士索理仁（Thorned）经四川宜宾到昭通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光绪29年（1903年）英国传教士童毓秀、梁廷栋及欧美等10多个国家的传教士到滇创办教会，教堂数量达百余所。1887年，英国著名传教士柏格理至石门坎地区进行传教，1921年在昭通建立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以石门坎为中心，在周边地区建立了16个布教联区、116个堂区，发展教徒超过2万人，主要以马铃薯和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63]。另外，基督教由缅甸传入滇西地区的时间始于光绪7年（1882年），以内地会、基督教安息会及圣公会为主。据丽江、怒江和迪庆地区解放前统计，总教徒超过14000人以上。

洋人在18—19世纪的时间里，特别是19世纪的后50年，在云南的广大山区土地上存在并影响着当地的民俗和宗教信仰，多数教徒为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因此也必不可少的影响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洋芋”一名在云南的家喻户晓，洋人带来的这一粮食作物在云南民俗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2民国以来

中国马铃薯改良始于抗战前夕，马铃薯科学研究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农事试验场1914—1916首先开展，马铃薯杂交育种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64]。云南省马铃薯最早开展种质资源筛选工作引进的材料是“King Edward（爱德华国王）”[65]品种的天然实生种子。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省滇中及滇东北地区的部分自然衍生品种可能就是“爱德华国王”的实生种子后代。1934年，中央研究院从美国引入带有墨西哥马铃薯野生种S. demissum（六倍体）的特点的野生品种，之后可能因战争原因由内地迁入云南，间接的将这些品种带入并在山区种植并保存下来[66]。民国期间，滇东北一代主要种植耗子洋芋、白花洋芋[67]，昭通绥江品种有“巴巴洋芋[67]”，曲靖沾益种植品种有搬精、饵块、乌洋芋[67]，马龙种植的洋芋品种主要有“黑乌洋芋”、“小白洋芋”、“耗子洋芋”等[67]。新中国成立之后，云南省逐渐开始进行马铃薯引种和种质资源筛选工作，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云南省马铃薯育种工作主要以引种为主，以东德品种Mira（米拉）为代表，通过陆续引进国内外马铃薯品种资源，进行筛选、鉴定并选育出适应云南省当地的主栽品种，为云南省马铃薯育种产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云南省马铃薯育种工作主要以大量引进马铃薯杂交组合从而进行优质品种筛选为主。1985年开始，云南省通过与国际马铃薯中心（International Potato Center，CIP）合作，引进大量CIP实生种子组合，其中包括抗晚疫病、抗虫和抗癌肿病等品种的种质资源。由于云南省复杂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生态条件与CIP所在地的生态条件相似，使得由CIP引进的种质资源所筛选培育出的马铃薯品种可以很好的适应云南当地的气候条件。这些品种也成为之后云南省马铃薯育种的重要亲本材料。从2000年至今，云南省开始进行完全自主的马铃薯育种工作，建立了在云南省的基础上，适应中国南方地区和周边国家种植的马铃薯育种体系。在大春、小春、秋作和冬作4个季节进行马铃薯育种工作，满足了中国南方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马铃薯品种需求，对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在已知多数地方品种中，W族是遗传多样性丰富的野生群体，含有生育期短、抗病、高品质和高产的优质遗传资源，是主粮化背景下，马铃薯育种的理想亲本材料。

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部，直接面向东盟，随着马铃薯产业的不断发展，云南省逐渐成为中国面向东盟国家的重要“桥头堡”。同时由于云南所生产的种薯质量好，增产潜力大，使得云南省所培育的优质种薯大量供应到全国各地，尤其能够弥补中国南方地区冬作种薯不足问题。近年来，在国家加大扶贫力度、倡导精准扶贫的政策中，云南省贫困山区农户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加大，产品销售到省内和临近的省份，有些还出口到越南和缅甸等地。种植马铃薯成为云南省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新时代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云南省从改革开放的末稍，一跃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68]。目前，随着云南省马铃薯出口路线澜沧江—湄公河航运、滇越铁路、昆曼和昆河高速公路等路线的不断增多，云南省与东南亚各国的进出口运输也会更加便捷。由于东南亚国家周年气温较高，不适宜马铃薯生长，同时在实行农产品贸易“零关税”的政策下，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在对外出口方面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省马铃薯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将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协作。

4展望

云南省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目前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1）干旱年份增多影响着马铃薯产量，尤其是早春干旱，影响出苗。滇中地区旱灾发生最为频繁，同时干旱也会发生病原菌的快速变异[69]；（2）病害的发生造成马铃薯减产。晚疫病、青枯病、病毒病、疮痂病和紫頂病为近年来云南省马铃薯主要病害。主栽品种抗性下降和病原菌对农药的普遍抗性也不利于“双减”的实施和产量、品质的提高[70]；（3）主栽品种的退化。马铃薯目前的繁殖方式以块茎无性繁殖为主，连年播种和病毒感染会导致严重的农艺性状退化问题；（4）种质资源创新不足。利用普通栽培型品种杂交或者北方地区品种输入均存在遗传背景狭窄和环境不适应等突出问题。（5）末端运输问题。山区公路交通网落后，马铃薯收获后难以快速运输至需求量大的地方，导致薯块滞留发芽或薯皮经长时间运输后相互摩擦，品质和保存性下降。（6）云南省马铃薯深加工企业数量少，不利于带动马铃薯产业链的发展。

明清以来，马铃薯的传入及传播，在解决中国云南省边疆地区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和人口迁徙、山区矿产开发、文化和宗教传播都有着其他作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云南省是中国马铃薯种植大省，目前常年种植面积667000 hm2左右，其中冬作区面积超过200000 hm2，年总产量大于1200万t，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居全国第4位和第3位[71]。云南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对缓解西南地区粮食安全，农业精准扶贫，改善水土资源和人口资源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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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感谢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优薯计划对本研究提供资助，感谢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