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知共处

薛巍

无论多么努力，个人能够获取的知识其实是很有限的。让人感到安慰的是，知识多了可能还有害，无知也有其力量。

一个人最多能知道多少

历史上是否曾经有人无所不知？谁是最后一个读过所有书的人？第一个人选应该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自然科学、修辞学他都写过专著。或许还有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发明家，歌德和洪堡也非常博学。但在1700年左右，人们就开始承认，已知的知识已经多到没有人能全部知道了，狄德罗等人撰写的百科全书就是一个标志。

《新科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人类的知识早就已经超过了个体的存储能力。“在人类移居到非洲之前，鉴于环境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人大概都不能保存生存所需的所有信息。今天需要處理的信息更是远超任何一个人的处理能力。人脑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元。CERN的对撞机每年能产生30个拍（常用PB表示，1PB=1024TB）的字节。一个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哪个人的大脑被填满过。在达到处理能力的极限之前，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有一个人学会了50多种语言，他说有时间的话，他能掌握100种语言。做一个漂亮的陶罐需要的知识不到1拍，但如果想造一架F-22猛禽战斗机，你需要几千拍的知识。”

美国认知科学家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在《知识的错觉》一书中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知科学家托马斯·兰道尔决定测算一下人类的记忆容量。兰道尔估计了成年人的平均词汇量，计算了储存这些信息所需的字节数量，并用这一结果推断了成年人的平均知识量，其结果是0.5GB。接下来，兰道尔计算了人究竟能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脑的知识库到底有多大。假设人们在70年的寿命中习得知识的速度始终恒定，那么人的知识库是1G。兰道尔并未宣称这一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但即使把这个数字乘上10，和现代笔记本电脑的储存量比起来，也差得太多。如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硬盘容量大概有250GB到 500GB。

早在1984年，金克木先生在《书读完了》一文中说，老一辈学者可以说把中国书都读完了，但“今天已经是无数、无量的信息蜂拥而来……我觉得怎样对付无穷无尽的书是个大问题”。牛津大学学者西奥多·泽尔丁在《人生的隐秘快乐》一书中说：“我生活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以及终身学习的社会，我依旧深感自己的无知。我相信，通过未来更发达的科技、更精明的管理手段、更全面的教育，人类一定能够摆脱无知的状态。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我需要探究人类如何与无知共处。如果我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代每年只有400种英文书出版，我便可以轻松将它们全部读完。如今，我们每年要面对20万种新书，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出版物和广播。而这些仅仅是来自英国一个国家的数据，每年全世界的新增图书数量多达50万种。因此，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无知。”

无知学的教导

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在《知识的错觉》中说：“无知绝非幸事，但它也不必然是痛苦的。对人类而言，无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的本来状态。对任何人来说，这个世界都有太多的复杂性待理解。”他们提醒读者，要意识到知识的社会性，人类社会在求知方面是有分工的，好多东西都是别人替我们去知道的。“每当我们洗碗时，我们一边感谢上天有人发明了洗洁精，一边感谢另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让热水从水龙头中流出。而我们对其中的运作原理一无所知。自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在其团体、氏族或社会内部已经发展出了各有特色的专职领域，他们成为族人当中的农人、医者、匠人、向导、乐师、诗人、厨子、猎人、斗士，或拥有其他专长的一员。每个人可能在多种专业上都有所建树，而非只有一项技能，但从未有人在所有行当的方方面面都是全能手。”

我们一般也不需要全知全能。“绝大多数人——包括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内，当他们脱掉白大褂变成普通人时——只须考虑那些涉及肉眼可见的物体、仅限于冬夏之间小范围浮动的气温、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因果机制，即那些操控常见事件的机制。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浅层的因果推理完全够用。这其实挺幸运的，如果我们必须无所不知，我们很快就会被知识淹没了。”

福楼拜曾写过一部小说叫《布瓦与白居谢》，描写了两个被知识淹没的人——誊写员布瓦与白居谢，他们想获得一切知识，结果遭遇了一连串失败。李健吾在《福楼拜传》中概括了小说的情节：“二人都是好学之士，惜乎没有机缘读书。二人自从结识之后，一有空暇，他们便东去看画，西去听讲，力谋知识的进益；他们在乡间购置了一个田庄，种菜失败，改而培花，结果一无所成。又试做罐头食品，最后蒸馏器爆裂，显然是不懂化学的缘故。于是去学化学，中途因为医生的解说，又转而研究解剖学。但人体的构造过于繁复，他们转而研究生理学。他们攻读历史，觉得外在的事迹不如心理重要，又决定阅读历史小说。他们还研究过催眠术，最后是哲学、宗教。还参照各种教育原理培育一对流浪儿，结果发现那个女孩在和男人睡觉，男孩在外行窃。”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说：“福楼拜笔下的这两个小丑发现的是我们一直知道但很少相信的：对知识的累积并不是知识。”

李健吾先生认为，福楼拜讽刺的是资产阶级对待学问的一种态度，“学问拿在资产者手上，是一种装饰、一种炫耀、一种东施效颦”。布瓦和白居谢之所以没有成为博学之士，是因为他们缺乏方法，他们的求知没有理智的分析，没有相当的根基，没有实验所必需的通盘知识。

1995年，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罗伯特·普罗克特提出了“无知学”这一概念。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斯图尔特·法尔斯坦开了一门关于科学的无知的课程。2012年，他在《无知：它如何推动科学》一书中说，许多科学事实并非坚实的、不可改变的，而是会被后人挑战和修正的。发现不是一个整齐的、笔直的过程，而是经常要“在黑暗的房间里摸索，撞上不知名的东西，寻找几乎感知不到的幽灵。他邀请各种专业的科学家给学生上课，对学生说，激励科学家投身研究的不是冰冷坚固的事实，而是让人困惑的模糊性。

美国学者杰米·荷姆斯说，人们往往以为无知是一种要去清除或克服的东西，好像无知只是知识的缺乏。但答案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出新的问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迈克尔·史密斯也在网上开了一门关于无知的课程，他说，知识的岛屿变得越大，其海（下转第77页）

（上接第74页）岸线——知识遇到无知的地方——延伸得越长。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能问得也越多。

荷姆斯在《无知的力量》中说，我们身处一个愈来愈复杂、愈来愈让人搞不清楚方向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意志力有多强、自信心有多旺盛，而是你如何面对一无所知的事物。没有人喜欢处在困惑当中，所以我们习惯于暂停一切思考，先努力抓紧自己能辨认出的片段意义。人类的本能让我们期望能够快速解决矛盾，消灭不合常理的事物，但有时候这样的本能反应也存在着风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