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平稳增长要靠大众消费

李培林

新常态以来，中国现在中等收入人群还不够，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还远远不足。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GDP增长下降。“在十年前几乎在国内没有人预测到，我们从一个平均10%的时代一下子下降到了一个6.5%的时代，我们以为最起码8%的时代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二是老百姓储蓄意愿很高，不愿意消费，即便是在银行的利率还在不断下降，存在银行的钱其实很难保值增值的情况下。“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我们的收入结构有关系，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三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非常大，预期风险不稳定。“也就是说随着你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你越来越不知道未来你的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的看病当中我个人要拿多少钱，你不知道未来你买房子的收益到底要拿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所以这就促成了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高的强烈储蓄的愿望，大量的钱要储存着，来规避家庭未来的生活风险。”

三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收入的结构存在问题。经济理论表示，家庭消费比率随着收入的增长递减，收入越高的家庭消费率越低，收入越低的家庭消费率越高。“当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有钱的人消费饱和了，不消费，而大量需要消费的人又没有钱，这样就会造成整个社会消费的一个瓶颈。”

四是阶层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对中层的认同偏低。其他国家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无论客观上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像巴西、美国，或者像法国和日本收入差距相对小的国家，居民主观感受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大概占到60%左右。但在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只有40%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十几个百分点。“印度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认为他们是属于中层，但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认为他们是属于中下层。”

五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个时代就是挣钱的人比例越来越少，需要抚养的人越来越多，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六是农民收入偏低。我们的农民如果翻译成英文不应该翻译成农民（farmer），绝大部分是小农（peasant），户均耕地只有0.5公頃，而欧洲的农民至少也是平均30～40公顷，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很难靠土地的这种收益就能够获得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困境。

我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主要靠来自于农民工领域里面的技术阶层的递进和整个大学生队伍的补充。不要让大学生再进入到中产阶层以下，这样未来的社会才能够实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