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张平
儒家哲学要分出君子小人,但不能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君子;犹太教不在乎你是不是君子,其要做的是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纳入律法之中,列出一个清单。
“三个犹太人有四种意见”,这句 谚语是犹太人对自己争辩精神的概括。对于拉比犹太教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现实,而且是一个信念:三个犹太人必须有四种意见!这种信念甚至被用于司法裁决。《巴比伦塔木德·公会卷》便记载了这样一条律法:
“如果公会(当时的犹太最高法庭)诸法官一致认定被告有罪,则被告无罪。”为何?因为我们从传统中学得:“在这种情况下,裁决必须推迟,以期出现对被告有利的辩护。”
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便打了这样一个盹。六日战争的狂胜几乎让所有以色列人都昏了头,军情局内压倒性的观点是:阿拉伯人不敢再次开战。这种“全体一致”的气氛使得军情局忽视了所有关于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开战的情报,包括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女婿送出的绝密情报。结果是以色列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以埃及、叙利亚两国偷袭得手开场。以军在战争初期损失之惨重,甚至使得身经百战的独眼名将摩西·达扬一度精神崩溃,悲观地认为以色列国面临毁灭的命运。
战后,痛定思痛的以色列政府在军情局内部设立了一个控制部,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唱反调”,即针对任何“一致同意”的决策或报告提出不同意见。中国古代先贤孟子讲过“仁者无敌”,而该部门的口号却是“思者无敌”。他们的外号是“Ipcha Mistabra”,这个来自《塔木德》亚兰文词语的意思是“正相反”,也是古代拉比们争辩时常用的开场白。这个“正相反”部是军情局内最受宠的部门,不仅其成员大多拥有极强学术训练背景的高端人才,而且拥有让其他部门嫉妒不已的特权——有权查阅任何机密档案;有权越过军情局领导,直接向最高决策层提交报告。
要理解犹太人这种奇特的“没有反对者就活不下去”的执着,则必须讨论与平行逻辑实施相关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平等与律法:平行逻辑的基本理念
平行逻辑是犹太思想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的根本是包容。了解一点宗教史的人都知道,不少宗教都因为观点分歧而互不相容,乃至大动干戈。犹太教却在差不多两千年里自成一体。虽然近代也有新流派产生,但各派基本相安无事,也没有改变犹太教的本质。
《塔木德》举了一个例子:犹太节日住棚节,是在户外临时搭棚子住一个礼拜,以纪念先人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泊的数十年。由于棚子大多搭在居室附近,有时界限模糊,被沙玛伊学派认为没有履行“住棚”的责任,希列学派却认为已经履行。两派争论时,希列学派说:“有一次沙玛伊学派长老与希列学派长老一起看望拉比约哈南·本·哈赫拉尼特,看到他的头和身体在棚子里,用的桌子却在房间里。”
可以看出希列学派熟知对方的论据,并在辩论中替对方举出。提到双方时,把沙玛伊学派放在前边,本派放在后边。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是平行逻辑特有的谦卑观;谦卑不只是自谦,而是像保护火种一样保护对方的观点,找出其精华所在。这种谦卑也是对等的,虽然保存对方的观点,但并不因此放弃己见;虽然总结对方的精华,但并不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形成所谓“完美观点”。
我们不妨对比儒家的谦卑观。《论语》里有一个“孟之反不伐”的故事:齐鲁交锋,鲁军败退,鲁国大夫孟之反主动殿后,跑到城门时,佯装抽马几鞭,说:“不是我勇敢,而是因为马不肯跑。”这种谦让的目的何在?仍然是在竞争中胜出!
《论语》记载子禽问子贡:“孔子在各国的官职是自己追求来的,还是别人给的?”子贡回答说:“是靠‘温良恭俭让得来的。”也可以说是孔子追求来的,但追求的方式与别人不同。
拿这两段跟《塔木德》对比,就会发现双方的谦卑观有相同之处。比如都包含“自谦”的成分,都相信谦卑能赋予谦卑者某种超乎他人的力量,但其中也存在两个根本的差别。
第一,儒家传统的谦卑是修身的一项内容,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修为,他人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犹太传统的谦卑是基于平行逻辑,给他人以平等存在的机会,不是“我比他强”。
第二,犹太传统的谦卑是“认真执行真正的律法”的手段,是发展智慧的跳板。“自谦”并不是自贬,在充分尊重别人的同时,不会不顾事实地贬低自己。而儒家的谦让与对世界的“认识”没有什么关系,孟之反那样歪曲事实的解说并没有不妥。
从根本上说,双方都试图为争执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儒家以“不争”代替“争”,不去比谁争的水平高,而是比谁“不争”。当不争者胜出时,争者就消失了。犹太教则鼓励争执,提高争的水平,最后看谁更能容忍对方观点的存在。由此,犹太教的世界始终是多元的。
或者说:儒家哲学虽然要分出君子小人,但不能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君子;犹太教不在乎你是不是君子,他要做的是把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纳入律法之中,列出一个清单。
情理分离:平行逻辑落地的前提
从文章开头提到的例子中可以发现,犹太人对问题的答案,永远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可以否定其他答案;永远不嘲笑别人的答案。
“世界不确定”和“万物归二”,是平行逻辑的世界观基础,也是犹太人对世界的认识层面。在犹太传统智慧中,宇宙天地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的不和谐世界!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晏子春秋》中有一段用湯做的比喻:用不同材料做出来的汤,味道才鲜美。有趣的是,犹太教也有一个类似概念:“pilpul”,这个词的词义是争辩,词根却是调味品,也是用不同味道的交锋来比喻犹太贤哲间的辩论。
儒家和犹太教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儒家思想无论如何强调“不同”的重要性,总是以“整锅汤”为前提,“整锅汤”便是“和谐”,君子可以不同,但都是“和”的一部分;反观犹太教的pilpul,讲的只是不同味道间的冲突,至于这些调味品用来做什么食物,则完全不涉及。
更深一层说,犹太教的“不和谐世界”从根本上源于“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离。与儒家传统强调“天人合一”不同,犹太教传统强调人与神的不可逾越,神的世界主体部分是人完全无法理解,也永远无法企及的。
这里有必要区别一下和平与和谐两个概念。犹太传统中基本没有和谐的概念,连现代希伯来语中的和谐这个词都是从英语音译过去的。不过这并不是说犹太人整天惹是生非。“防止冲突”的和平概念,犹太教不仅有,还很重视。犹太传统对“不和谐”的追求并非挑起冲突,而是保持个性,抗拒任何泯灭个性的做法。
“缺乏思考力”:儒家致命弱点
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儒家文明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思考力。这种缺乏思考力的情况在现代中国学者中普遍存在,而且至少从200年前就开始了。
思考力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维中的权威来源有关。儒家思想中的权威,也就是评判正误的依据,既不来源于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所依赖的逻辑体系,也不来源于《托拉》式的超级经典或者希腊人所探求的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某种做法是否正确,某种说法是否谬误,不是依靠理性思维来加以推导,而是凭借一种情理混合的“心安”的感觉来判断。所以中国人遇事讲究“心安理得”,讲究“问心无愧”,一切都是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自己的头脑去寻求答案。
这种“求心”的思维方式本来也有长处,比如较为照顾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体验,容易塑造和谐的环境。不过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短处,那就是这“心安”不仅是一种思维的标准和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目标,也就是追求一种思维上满足而静止的状态,不去求变求新。徐复观曾提出的中国传统中存在着“思维的惰性”,便由此而来。
如果拿拉比犹太教来做个比喻的话,儒家圣贤们将很愿意接纳被拉比们驱逐的“全知圣人”拉比以利以谢,如果他的话确为“道”的真传,大家都该由此心安而已,还有什么必要争吵不休?
犹太思维也可以作为“思想磨刀石”
针对这种“思考力的欠缺”,徐复观提出用学习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加以补偿。他认为思想好像一把刀子,而且只属于自己,不可能把别人的拿来。因此别人的思想只能拿来做磨刀石,以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而最好的磨刀石便是希腊哲学。
其实“思想磨刀石”并不限于不同思维种类之间的关系,同一文化传统内也存在一个“思想磨刀石”的问题。类似希腊的传统或者犹太的传统,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锻炼思维能力的工具和途径。犹太教的“口传托拉”便是这样一种磨刀石,并且这种磨刀石并不限于少数学者使用,而是通过宗教教育和仪式活动普及全民。这样几千年的全民思维锻炼,无疑是犹太民族出色思考能力的来源。
反观中国文化,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其实暴露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中缺少一种类似“思维磨刀石”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真正训练并推动全民思考力提高的途径。
毫无疑问,当我们与犹太思维相遇时,这种思维可以像希腊哲学一样,为我们提供另一块“思维磨刀石”。由于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中共同的“求道”成分,这块磨刀石甚至可能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不过,这场相遇的意义其实完全可以超出磨刀石的界限。
这与我们曾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有极大关系。西方所有的,只是对真理的认识,而认识都有局限性,都有待发展。把对真理的认识看成真理本身,希望从西方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追求让我们重新“心安理得”,回到思維静止状态的“标准答案”。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惰性的延续。
我们可能搬来了几筐鱼,却从不知道鱼是如何钓出来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一直延续或使我们至多成为一个“拿来主义”的山寨大国,很难在发明创造上走到西方人前面去。
(摘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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