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李书磊

徐天

“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不死。”在自己的文章里，李书磊不断引用这段话。

1990年，李书磊26岁，博士毕业，刚进入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半年。在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上，欣赏他的室主任用这段话当众劝勉这个14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公认的“神童”，不要像火柴一样转瞬即灭。

当时，历经人生冷暖的李书磊正在使自己逐渐习惯“平庸而快乐”的日子，这段话如当头一棒，令他自省。从此，“避免庸人的命运”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如警钟长鸣，不管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还是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短短两年，或是2016年初履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之时。

神圣、牺牲与浪漫

李书磊常常梦见初中校园。

1964年，李书磊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刘庵村，自小家贫，温饱都勉强。父亲在原阳二中教书，一周回家一次。哥哥大李书磊十多岁，在离家不远的破车庄学校做民办教师，待他如兄如父。

李书磊还未上小学就求哥哥教他识字，未及学龄便进了哥哥任教的学校。他左肩背一个大大的书包装课本，右肩挎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袋装“红宝书”。学校离家二里多路，年幼的他还不能一口气走完这段路，中间得停下来歇脚。上小学时，他就能背36首毛泽东诗词，而且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周围人总夸他聪明。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他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希望能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成为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那年秋天，他坐着北上的列车，觉得整个世界刚刚苏醒，前途未可限量，如同他刚刚开始的人生。

“发扬蹈厉的北大青春”

在班级里，14岁的李书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学生、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吴稼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经济系和图书馆学系男生都住37号楼，上课、吃饭常常碰到。很快，圆脸、个子比其他人矮一大截的李书磊引起了大家注意。“我那时想，他为什么不去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呢？”

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李书磊也被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年纪尚小，不谙情爱，每日往来于图书馆、教室与宿舍，并无具体的阅读计划，只是一点点啃食着庞杂的著作。他还加入了学校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一首诗。

大三时，李书磊决定放弃图书馆学，改修文学。1982年，他如愿以偿，在数十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谢冕和张钟。

李书磊对当代文学深感兴趣。他觉得，当代文学与现实紧紧贴合，充满挑战，蕴藏着“由冬返春般的勃勃生机”，呈现了“生命与情感日渐温热的真切感受”。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和精英意识，很快使李书磊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归于健全”。

“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

1986年，李书磊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工作一年多后，他再次考回北大，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师从严家炎。虽转变了研究方向，但他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并未停止。

在攻读博士期间，李书磊展现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活动、写作和科研能力。他与当时的多数北大精英一样，关切文学、社会与政治，频繁发表评论文章。他为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形式叫好，是“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者”，相信市场经济和民主。

逐渐地，批评家李书磊的名号在北大叫响。这拨文革后进入大学、集体崭露头角的评论家，被称为“青年批评家群体”或“第五代批评家”。据说，这个辈分是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排起的。

1989年末，李书磊博士毕业，再次进入中央党校工作。这之后的一两年中，他在北京西郊蓝靛厂附近赁屋而居。

此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逐渐远去，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李书磊话很少，也鲜有朋友来访，总是一个人在窗下读书。

他素来亲近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而此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我分析，这是因为面对“多变而陌生”的时代，人会本能地要从祖先的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

入仕与读书

魏天祥仍然记得自己把李书磊招进党校的情形。

1984年，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分到了两个进人名额，党校组织部让副组长魏天祥去北大中文系招人。

北大中文系给魏天祥准备了几个被推荐者的档案，以及一本优秀作文选。优秀作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便是李书磊。

李书磊的文章叫《我的生存空间》，大意是，读大学时他住上铺，生存空间有限，但发展前景却是无限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有眼光。”魏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党校招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能写、能说。还没见到李书磊本人，魏天祥已决定要他。

1989年，李书磊博士毕业前，主动联系中央党校，想回来工作。

因党校系统调整，他原先所在的文艺理论组已并入语文教研室。语文教研室的领导之前便赏识李书磊，立刻联系学校组织部门。经过审查，李书磊回到党校，成为讲师。

在北大受到的学科训练和扎实的阅读基础使李书磊很快脱颖而出，被当作培养对象。党校教师均要参加挂职锻炼，确定李书磊的挂职地时，相关部门征求李书磊所在室领导的意见，对方表示，地方越偏远，越能锻炼他，越好。

1992年1月，李书磊赴河北省秦皇岛，在该市最贫困的青龙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李书磊带着古书下乡，白天处理村中的大小杂事，晚上在农家炕头上阅读经史子集。人声、犬吠、鸡鸣，声声入耳。他想，孔子听到的，应该也是这些声音吧。

这种生活，恰恰是他在书斋时向往的。他不赞同读书人一味面对青灯故纸，汲汲于茶杯里的风波，而认为应作“观世音”，倾听众生苦乐。别人眼里，做官是俗，读书是雅，他却觉得，“大俗对大雅有一种成就，大雅对大俗则有一种拯救”。比如唐宋八大家，既是官员，也是文人，是他眼中难得的文化样本。在他看来，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

1993年5月，李书磊结束挂职，回到党校，被提拔为语文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刚满29岁。

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语文教研室教师透露，李书磊没有做副主任，是直接提为主任的。教研室内有人不服气，室领导直言：“他业务好，一心向学，品行也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小，但年龄不应是提职的障碍。”

此时的李书磊已是副教授，他在后记中提到了领导对他的寄语，他写道：“逃避庸人命运成了我生活的主题。”他希望自己能永远拥有旺盛的求知和思想欲望，拥有经历并且表达人生的强烈的内心驱动，“一如少年时代”。

仕途快车道

1995年，31岁的李书磊被评为教授。早于这一年，已有人建议破格升他为教授，但一位领导认为年轻人应踏实做学问，不应在乎虚名，没有同意。

1997年，李书磊被任命为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属于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

1999年春天，李书磊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进入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班”学习。这个班后来以“中国高级官员训练营”闻名。

班上共74名学员，3名中国人、1名巴拿马人，其余皆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李书磊坐在阶梯教室的高处，眼前是一片秃顶。这个班每天上8小时的课，连午餐时间都安排了一小时讲座。

李书磊觉得美国同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对不同文化、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缺少了解、理解和同情。“他们以美国为标准去衡量世界，头脑也称得上是僵化了。”

2001年年中，37岁的李书磊成为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在“中管干部”序列，由中组部任免，人数在3到7人，参与党校事务的决定和投票。

2002年，李书磊从文史教研室主任调任培训部主任。培训部主要负责包括中青班在内的干部培训工作。不难看出，校领导已有意往管理方向培养他了。

2003年，李书磊出版了1998—2002年的文集《说什么激进》，自我鞭策仍在。他说：“但愿，30年后我自己还能坦然阅读这书，不被其中的种种纯洁所刺痛，不会心如刀搅。”

2004年2月，根据中组部安排，李书磊赴陕西，挂职西安市委副书记两年。回京两年后，2008年6月，他出任教务部主任。当年12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国家图书馆开办珍贵书籍文物展，李书磊约老主任一起去看。老主任问他还有时间读书吗，他说，有，晚上。老主任劝勉他，你是读书人，不要把本分丢掉。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丢掉的。

彻底转身

2014年1月，李书磊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6年1月，李书磊上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早在2013年，他就以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身份，担任了中纪委委员。

吴稼祥认为，李书磊调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是培养他书生气之外的“尚武精神”，了解社会阴暗面。

李书磊曾说，要守其黑而知其白，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商业化时代，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书生李书磊已和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和解，能以更宽容的心态视之。因为，这不是异己的时代、别人的时代，而是自己的时代，“实际上正是这个时代解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和能量”。

他要求自己，对于不良世风，应怀有智者和痴者的双重态度。智者的态度是指对于人性必有的缺陷、历史必经的过程要了悟，要坦然；痴者的态度是指对于自己所遇见的具体的不平要有拍案而起的勇气，要坚定地捍卫社会正义和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做犬儒和懦夫。

李书磊推崇鲁迅的一句话：“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说，这“婴孩”是内心的期待与依恃，而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熟悉李书磊的老同事以为他会做一个大学问家，没想到他最终走上了仕途。“仕途也很好，书磊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好事情。”

2003年之后，李书磊没有再出版著述，只参与了《雁塔乡村治理》（雁塔位于他曾挂职的西安市）的写作。

至此，他完成了学者到官员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