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探究——基于生计渔业与商业渔业的比较

郑世忠，于 涛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3)



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探究
——基于生计渔业与商业渔业的比较

郑世忠，于 涛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3)

良好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不仅关系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权衡，而且与海洋捕捞业健康持续发展也息息相关。目前，我国海洋捕捞业事故高发，风险管理的基础较为薄弱，严重束缚了整个产业的上升空间。基于公开数据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本研究将海洋捕捞业划分为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并深入分析了两种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的异同。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从建立科学经营目标、夯实物质基础、重视信息化手段运用、健全风险控制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生计渔业；商业渔业

2013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达1 264×104t[1]，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海洋捕捞业以渔船和网具为主要生产工具，常年在漂泊不定的水上作业，面临着远比陆地生产更为复杂的生产经营环境和风险，这使得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当前渔业生产已是比煤矿生产还要危险的高危行业，中国的渔业船舶有高达18%的出险概率，渔船船员也成为中国最危险的职业[2]。2013年全国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起数略有下降，但死亡人数增长16.35%[1]，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是渔业领域所面临的三大安全挑战，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描述海洋捕捞业生产风险的现状和成因，如孙颖士[2]从整体上研究了我国渔船和船员的风险状况及对策，蒋延年[3]则简述了损失回避、损失预防和损失减轻等渔业安全生产的风险控制技术。从已有文献来看，多着眼于将海洋捕捞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缺少具体细分层面的关注。

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作为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在约束条件、经营目标、生产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生计渔业是指渔业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得水产品维持自身或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或有交换目的但主要是维持生计的渔业活动；商业渔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取最大经济利润，通过机会选择实现资本增值与积累[4]。本文结合公开出版的数据和实地调研获得的资料*实地调研资料来自2014年2月至3月开展的问卷调查，选取了大连高新园区龙王塘渔港、旅顺口区柏岚子渔港、旅顺口区郭家沟渔港、金州新区杏树渔港、中山区老虎滩渔港等5座渔港的100艘渔船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为92份，有效率92%。感谢研究生杨帆在问卷设计、数据采集等方面的参与和帮助。，通过区分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力图梳理我国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生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反映其内在的基本规律。

1 海洋捕捞业生产的风险因素分析

从海洋捕捞业作业环境来看，相对于陆地而言，海上气候、天气变动幅度大，而且变动比较频繁，事前往往难以进行及时和准确地预报，导致防范海上风浪来袭以及实施海上救助的难度较大，这都使得海洋渔船作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我国近海为例，每年夏秋季属于台风高发季节，不仅给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更影响到沿海渔民的作业安全，甚至船毁人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这对于渔船船东、船员往往意味着难以承受的损失，不仅使广大渔业从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能力受到严重破坏，而且足以威胁到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高达81.5%的大连地区被调查者认为海洋捕捞业最大风险源自大风天气。根据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船舶水上重大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发现，海上大风浪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十分惨重[5]。除此之外，冬季北方海域易发的海冰灾害，以及时而发生的渔船与商船碰撞事件，也对渔船航行构成了较大威胁，造成了渔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可见，海洋捕捞业工作危险系数很高，恶劣的作业环境直接影响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

1.1 作业环境风险

海洋捕捞业是多种风险聚集的载体，主要的风险来源于三个方面，分别是作业环境、渔船状况、人为因素，这也构成了对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着力点，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逐一分析。

1.2 渔船风险

渔船本身的质量也与其作业风险息息相关。渔船状况不仅代表了渔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决定着海洋捕捞业生产的风险水平。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渔船第一大国，渔船总量达106万艘，占全球的1/4[6]，然而渔船质量参差不齐。目前中小型木质渔船的设计到建造全过程都不太规范，不具备建造资质的“沙滩船厂”违规建造渔船，普遍存在质量差、船型杂乱等问题[7]，渔船质量不过关直接造成了大量的风险隐患。渔船配件质量问题也很严重，如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渔民出海遭遇风浪，由于救生衣的质量问题不幸丧生，还有渔民驾驶的渔船由于新换的尾挂机破裂险些被困在海里[8]。如果使用以次充好的渔船及其相关配件，渔民海上作业就会处于险象环生的恶劣生产环境中，海洋捕捞业风险管理很难发挥作用。另外，超龄服役渔船潜伏着巨大隐患。在抽样调查的大连渔船中，船龄属于报废期内的渔船有86艘，占总量的93.5%；而超出国家规定报废期限的渔船达6艘，占总量的6.5%。在渔船安全作业中，加强渔船设计和建造、使用环节的管理非常重要。

1.3 人为因素风险

人是从事生产和防范风险的唯一能动力量，需要适应作业环境并且根据环境改变做出及时的判断与调整，这对海洋捕捞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洋捕捞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影响渔船作业安全的人为因素可归结为个体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9]。目前我国渔船生产经营较为粗放，不少人是半渔半农或非渔劳动力，甚至是外地打工者[7]。在大连实地调查的捕捞从业者中，辽宁省人占比为48.9%，河南、山东、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安徽等省份的务工者占比则超过50%。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未上过学或小学文化程度者达34人，占总数的37.0%；初中文化程度从业者多达49人，占总数的53.3%；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人员有8人，占总数的8.7%；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者仅1人，占总数的1.1%。研究发现，由于渔民存在侥幸心理[10]，捕捞作业违规违章现象较为突出， 渔船生产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为低下。可见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王启友[11]认为渔船事故中人为责任事故的比例可达76.1%。综上所述，提高船员素质，健全渔船作业的科学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地增强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的能力。

2 基于生计渔业的传统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

2.1 特点

目前我国渔业生产的主体是群众渔业，基本为分散的个体经营或家庭经营，属于典型的生计渔业。木质渔船由于投资较少，成为生计渔业最主要的生产工具。2010年，在全国受检的海洋渔船中，钢质渔船和玻璃钢渔船分别占到12.6%和7.9%，占海洋渔船79.5%的部分则是木质渔船[6]。再从船型大小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机动渔船总数为283 321艘，船长12 m以下的小型渔船占比高达68.16%[1]。群众渔业生产存在的风险隐患较为突出，我国海难事故90%以上是小型渔船发生的[7]，这又迫使生计渔业的渔船作业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工作，其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生计渔业的传统海洋捕捞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风险的防范相对封闭；其次，风险防范和控制缺乏科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经验甚至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再次，活动范围多局限于近海以降低生产活动的风险。

2.2 产生机理

生计渔业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构筑起了以家庭、家族为支柱的生产作业体系和风险防范网络。处于生计渔业阶段的渔业生产深受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渔民家庭不仅是生产共同体，还是生活共同体，例如以船为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曾经长期存在，使得海洋捕捞作业的劳动分工主要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家庭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劳动分工也根基于牢固可靠的血缘关系。以湖海两栖的太湖作业渔船为例，渔船实行家族经营，主要工种和岗位都由家族内部成员承担，子承父业，船主的妻子则负责全船的伙食[12]。显而易见，传统渔船作业的关键岗位掌握在家族成员之间，人员配备能够满足充分信任的要求，这足以反映渔民对于海洋捕捞生产风险控制的高度重视。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层层编织起来的网络，血缘关系处于这一网络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最可值得信赖的部分。沿着渔民的社会网络从中心向外围推展开来，地缘、业缘关系也体现于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之中。如明清两代严禁渔船私自下海，“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坐连环保结”[13]，将当时陆地村落普遍推行的“株连”制度延伸到了海上渔船，客观上反映了海洋捕捞从业者之间存在着高度信任关系。当前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社会纽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浙江苍南采取了渔船编组生产的方式，通过建立渔船专业合作社，有效降低了渔船生产的风险损失，使得渔业安全生产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好转[14]。

传统的海洋捕捞生产风险管理还大量地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传统渔船作业的风险状况主要取决于人力和自然力，在自然没有被人类以科学的武器认识和驾驭之前，人力在自然力面前显得无比渺小甚至微不足道，随风漂泊、随遇而安形成了渔民生产作业的常态，因此渔民将化解自身难以克服的风险寄希望于凭空想象出来的神奇力量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渔船与性命财产连在一起，将船看作有“灵性”之物，方位上面向船头，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有“船头土地”，后有“船舵公公”，渔民以敬神、祝愿等形式，寻求精神依托，祈求神灵佑护[12]。东南沿海一带盛行的妈祖文化，也起因于海上船员对神灵保佑的祈求和感念之恩。大连地区的渔港每年农历正月十三都要举行“海灯节”，以祈求海神娘娘对出海渔船的保佑。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海上救助系统比较完善，渔船的抗风险能力获得很大提升的情况下，这种传统文化受历史文化影响依然在发挥作用。如一些船员出海回来后，都要到庙里拜“海神”，保佑船舶安全[7]。沿海渔村几乎处处可见的一些风俗也在印证着这一点，大连渔区的一些岛屿上矗立着造型精美的庙宇，周围的香火缭绕不断，从中可以感悟渔民对于平安出海的美好寄托。传统捕捞渔业把身家性命寄托于大自然或者上天的意志安排，在今天看来是一种不切实际也不科学的迷信思想，但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可以发现其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合理性。

传统海洋捕捞生产渔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自然是渔民进行安全生产管理的最优理性选择。然而家族内部又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组合，人员选择的空间狭小，导致渔船船员的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也就不能完全达到高效生产与风险防范的要求。总体来看，传统海洋捕捞作业承受风险能力差，只能在沿岸或近海进行捕捞，获得的收益比较低，属于典型的生计渔业。海域污染加重和过度捕捞加速了资源衰退，传统渔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发展问题甚至是生计问题。

3 基于商业渔业的现代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

3.1 特点

随着科技革命不断涌现、人力资源素质快速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从生计渔业走向商业渔业已是必然。基于商业渔业的现代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主要呈现如下特点：首先，现代海洋捕捞业的风险管理更多地取决于人为的控制，而不再寄托于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其次，商业渔业通过社会化的风险转移和分散体系增强单个渔船承担风险的能力；再次，完善的公共服务系统提供了基础的安全保障；最后，现代渔船的企业化管理带来了高效率的风险管理文化。

3.2 产生机理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能力，其中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商业渔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从造船材料来看，渔船制造历经木质渔船、钢质渔船、玻璃钢渔船阶段。1973年开始启动的渔船标准化工作，保护了渔业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渔船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的稳定提高[15]，同时提高了捕捞业的经济效益。渔船的现代化使得人类征服海洋和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也增强了人们面对自然的信心和勇气，出渔作业不再是听天由命和靠天吃饭，渔船作业的水域也从沿岸和近海逐步向外海推进。现代海洋捕捞业的风险管理更多地取决于人为的控制，而不再寄托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其中渔船和港口码头信息化对于安全生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大连市为例，2014年为2 000余艘渔船安装北斗卫星导航救助系统，使渔港监督部门可及时掌握渔船位置，进行信息发送，提供安全管理服务。大连市渔船安全救助信息服务系统的建立，更是大幅提升了海洋渔业防灾减灾能力，有效保障了海洋捕捞业生命和财产安全。

随着保险日益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转移和补偿机制，通过社会化的风险转移和分散体系能够大大增强单个渔船承担风险的能力。对海洋捕捞从业者来说，他们转移和管理风险的愿望非常强烈，而根据风险发生的“大数法则”，单个个体无法承担的损失可以通过集合足够多数量的从业者，共同防范和抵御风险，即现代意义上的保险业，可以说海洋捕捞业孕育着巨大的保险潜在需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直高度重视海洋捕捞保险业的发展，不断探索满足捕捞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保险需求。20世纪80年代，政府相关部门曾积极推动渔船商业保险的建立，由于渔船保险的效益低下，商业保险逐步退出。根据渔业保险市场的需求，从1995年开始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开始在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开展渔船船东互保工作[16]。渔船保险制度的建立，从经济方面使得海洋捕捞作业风险管理的内涵产生了根本性的改观，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稳固的经济保障。

捕捞渔业生产市场化进程不仅提供了琳琅满目的海产品，而且不断推动着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海洋捕捞生产安全事关广大渔民、渔业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中的公共品亟须政府提供。渔业主管部门一方面加大渔港、救生、消防、通讯、导航设备、灾害预警预报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强化渔政执法管理，推动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完善渔船检验、登记、使用、报废环节的监管，严禁超风级、超海区、超员、超载作业，客观上降低了海洋捕捞作业面临的风险水平。由于海域使用的综合性，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尤为必要。农业部与交通部之间的磋商为时常发生的渔船、商船碰撞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则将政府协调的范围延伸到了国与国之间，200海里海域管辖权的实施给海洋资源利用带来了诸多争议，中日、中韩、中越渔业协定的实施为我国渔民在相关海域作业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策环境。

现代化捕捞的企业化管理带来了高效率的风险管理文化。追求利润成为商业渔业的主要经营目标，而健全的海洋捕捞作业风险管理必然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传统渔船文化浓郁的田园牧歌式家族气息已大不相同，现代海洋捕捞的从业人员远远超越了封闭式经营的家庭或者家族、地域的界限，遵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社会分工的要求，突破传统的血缘、地缘关联，开放式的组织架构使其能够从更大的人群选择和配置人力资源，人员素质的提高带动了海洋捕捞作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整体跃升，从而显著提高了渔业生产的效率。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渔业生产者会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和从事渔业生产，这也有助于不断提升我国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生产方式的深刻革新不仅改变了传统渔船丰富多彩的曾经模样，而且“千船一面”的现代化渔船早已割断了传统渔船那种生活与工作共同体的密切联系，随之而来的生产作业标准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海洋捕捞渔船作业风险管理文化趋同和一致化。与现代海洋捕捞业承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相伴随的，不仅有日渐扩大的捕捞海域广度和深度，还有商业渔业可持续的较高收益水平。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第一，海洋捕捞业生产风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之对应的风险管理任务越来越艰巨和繁重。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人们认识自然能力的不断加深，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从事渔业生产的劳动者逐渐告别了风雨飘摇的小木船，对海洋更加科学的认识和渔船技术的进步必然伴随着海洋捕捞作业风险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近海渔业资源日趋衰竭，人们必然把作业渔场的范围向外海和深海开拓，新的作业环境和作业条件又会带来新的风险，因此海洋捕捞风险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的变革必然始终伴随。

第二，影响海洋捕捞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的因素从不可控到可控。

传统社会的蒙昧无知，使得渔民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对于海洋捕捞作业所面临的风险不能正确认识，往往将其归因于某种人们凭空臆造出来的“超自然力量”，以致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有迷信的色彩。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天文、气象、海洋等方面的活动规律逐渐为人类所认识，管理海洋捕捞作业风险更多地依靠发挥建立在近代科学发现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可见，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有效地管理风险。

第三，海洋捕捞生产风险的承担机制从局限于家族范围内向社会化转变。

在生计渔业阶段，渔民的社会交往囿于血缘、地缘的狭小范围内，海洋捕捞作业实行家族经营和明确的内部分工，使其风险管理建立在渔民的可信任社会网络之上，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现代商业经营文化的确立，使得海洋捕捞作业的岗位分工走向社会化，选择员工的范围更加广阔，员工的素质自然会有大幅度提高，这显然增强了海洋捕捞安全生产管理的水平。同时，保险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使得捕捞作业的风险管理走出了一家一户的渔船，得以在整个社会水平上进行分散和转移，极大地提高了渔业从业者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商业渔业的发展不断突破行业、地域的界限，带动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从事捕捞生产的效益也在不断提高。

第四，生计渔业与商业渔业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

基于生计渔业的传统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体现了小生产者的封闭特点，对生产风险的认识和管控能力较弱。而基于商业渔业的现代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则具备社会化大生产者的开放特征，发展出较高水平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架构。可见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而这又取决于不同的运行条件基础，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都在各自约束条件下采取了理性的选择。

4.2 对策建议

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共性问题，也有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的差异因素，为此建议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建立科学的经营目标。

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追求效益的关系，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安全生产对海洋捕捞业发展形成了首要约束，不考虑安全的发展等同于空中楼阁。相关经营主体在制定发展目标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从根本上纠正安全生产管理流于形式的倾向。生计渔业应以保本微利经营为发展目标，不盲目追求高收益，坚守沿岸和近海区域，不能跨海区和风级作业。商业渔业要建立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安全投入体系，在拓展作业海域和作业方式之前，必须安排足够的安全支出。这样做一方面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使生产经营拥有稳固的安全根基。

第二，夯实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捕捞安全生产的必要条件。随着捕捞装备工业的快速发展，先进的渔机渔具层出不穷，当务之急要做好渔船升级改造工作。目前我国中小渔船和木质渔船多，大量渔船拥挤在沿岸和近海区域，不仅降低了捕捞效益，还有较大的风险隐患和维护费用。玻璃钢渔船已在国际上大面积推广使用，运行成本低，抗风险能力较好，但造价较高，超出了渔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需要在船型研发推广方面，将性能先进性和价格可承受力结合起来，辅之以必要的财税、信贷和产业支持政策。除此之外，还要鼓励发展先进适用的制冷、助渔、导航等设备工业，使捕捞装备水平有大幅提升。

第三，重视信息化手段运用。

信息化不仅提供了新的管理工具，还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安全生产也概莫能外。伴随地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渔船普遍安装了北斗卫星系统，可以监测到渔船的实时位置，不仅为渔船日常管理提供了便利，而且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及时找到目标渔船并实施救助。渔船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则调动了与捕捞渔船相关联的大量历史和实时数据，可以更准确地发现和判断具体渔船的安全状态，有助于采取更精准的化解之策。

第四，健全风险控制体系。

人的因素是海洋捕捞业安全生产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健全风险控制体系就非常必要。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船东和船长对海洋捕捞具有同等的安全生产责任，任何情况下都要将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当现场处置遇到紧急情形，须充分尊重船长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和选择。其次要落实好关键岗位的安全责任。对从事驾驶、捕捞作业的关键岗位人员，要树立“安全第一”的岗位意识，能够对安全工作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执行和反馈职责。再次要明确强化全员安全生产的要求。安全生产无小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方位和全员参与，需要经常性地举办安全教育，不断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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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of marine fishing industry——a comparison between living fishery and commercial fishery

ZHENG Shi-zhong，YU Tao

(CollegeofManagement﹠Economics,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

Good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asonable balance for risk against return, but also is the bottom line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At present, with the high rate of accidents in China′s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the found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s relatively weak. It severe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Through data based on open or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divided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into living fisheries and commercial fisheries, deepl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wo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Then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objectives,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good risk control system.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subsistence fishery; commercial fishery

2095-3666(2016)01-0001-07

10.13233/j.cnki.fishis.2016.01.001

2015-11-12

2015-12-29

辽宁省财政科研基金项目(15C008)。

郑世忠(1975-)，男，博士，山东日照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渔业经济与海洋经济。

E-mail:zhengshizhong@dlou.edu.cn

S 9-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