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从业者在近海捕捞业中作用与影响的初步研究

陆亚男，王 茜，刘 勤，岳冬冬，熊敏思，肖 黎，戴媛媛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外来从业者在近海捕捞业中作用与影响的初步研究

陆亚男，王 茜，刘 勤，岳冬冬，熊敏思，肖 黎，戴媛媛

(农业部东海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近海捕捞业大量外来从业者的涌入，一方面满足了近海捕捞行业的用工需求，但客观上也对日益紧张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研究这些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捕捞业的作用和影响，在对浙江、福建等地渔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对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基本情况、对近海捕捞业的影响以及造成近海捕捞业大量外来从业者涌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外来从业者进入近海捕捞渔业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正常的劳动力转移，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政策建议。相关研究结果与政策建议可望为指导外来从业者管理以及近海捕捞渔业管理提供参考。

近海捕捞业； 外来从业者； 政策； 作用与影响

渔业从业者管理是渔业管理中重要的一部分，2015年以前，渔业船员的管理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普通船员专业基础训练考核发证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员发证规定》， 2015年1月1日之后，则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进行。但在实际执行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对非本地渔民的外来渔业从业者的管理方面，依然存在着培训难、管理难等现象。近年来，近海无鱼的残酷现实使得对近海渔民生计、生产的研究成为热点[1-6]，但对于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调查及其对近海捕捞业的影响研究仍然较少。本课题组曾对我国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的渔业从业者进行大规模的调研访谈，并发表了对浙江省Z村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调研分析[7]。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课题组在浙江、福建等地的渔民调研情况，拟对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生产生活现状及其对近海捕捞业资源与管理的影响等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与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本文中，“外来从业者”系指在沿海渔村从事近海捕捞行业、但本人户籍并非在该渔村的捕捞从业者，因此，其范围既包括在渔村从事海洋捕捞行业的农民工，也包括在渔村就业但户籍并非该渔村的沿海传统捕捞渔民。同时，这一定义仅包括在近海捕捞渔船上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在岸上从事与近海捕捞行业相关工作的外来务工者。文中基本数据来自于浙江省Z村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的调研分析。

1 外来从业者基本情况

1.1 基本信息

浙江、福建沿海近海捕捞的外来从业者主要由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民工组成，超过半数来自湖南、贵州、四川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还有少部分来自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这些外来从业者普遍年龄在30～50岁之间，极少数为30岁以下，已婚或有婚史者超过八成，已婚者中近半数有2个以上的孩子，家庭生活负担较重，但家中耕地较少或被征用，难以维持家人生活。同时，这些外来从业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超过六成以上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缺乏专业劳动技能，海洋捕捞工作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在农忙时节或休渔季，这些外来从业者也会回乡短暂务农或打零工以增加收入。

在受访的外来从业者中，也有少部分(约10%)来自于沿海其它渔村，属于传统渔民，不具有土地，世代以渔业为生。在2003年前后的渔业转产转业中，这部分人离开海洋捕捞业弃船上岸，但因为缺少劳动技能，相当一部人又重新回流到海洋捕捞业中，成为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中的一员。

1.2 渔业工作情况

在课题组开展调研的浙江、福建等地，外来从业者主要从事的是普通船员工作，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这些外来从业者的职务晋升空间有限，仅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够获得职务船员的职位。但来自沿海其它渔村的外来从业者，因具有较丰富的捕捞经验，通常都在渔船上担任较高级别的职务船员职位，收入也较高。

与其它打工方式相比，近海捕捞业工作辛苦，危险性高，但相应的工资水平也较高，2014、2015年，这些外来从业者的月平均工资在3 000～6 000元之间，远超过当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工平均月工资[7]。较高的收入是吸引这些外来从业者从事近海捕捞这一高劳动强度、高风险行业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事渔业工作的平均工资较高，但与本地船员的平均工资相比，无论是职务船员还是普通船员，外来从业者的工资收入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调研组在浙江某地的调研结果，2013年，该地本地普通船员年收入约为8.62±2.31万元/年，而外来普通船员的年收入约为7.26±2.29万元/年*数字来自于课题组尚未公开发表的调研结果。。在其它渔村的调研结果也表明，渔业经营者支付给外来从业者的工资要普遍低于本地船员。

1.3 生活情况

外来从业者在船上主要从事普通船员工作，地位较低，生活条件艰苦。船上生活单调，工作强度高，受访的外来从业者普遍反映工作条件差，工作辛苦，职业认同感低，得不到尊重。

捕捞业属季节性工作，在休渔季，船东和职务船员要修船、修网，为下一个捕鱼季做好准备。但从事普通船员工作的外来从业者通常不会参与这些工作，有长达2～3个月的休息期。这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外来从业者会离开渔村，回乡务农或打工，仅在开渔季到来的前几天重新回到渔村。由于在岸上停留的时间较短，这些外来从业者与本地居民交流较少，本地居民与外来从业者之间存在较深的习惯、文化隔阂，外来从业者没有意愿、也很难融入本地生活，本地居民对外来从业者的接纳度也较低。

也有少部分具有较长从业经历或晋升为职务船员的外来从业者选择在渔村长期生活，租住固定的住处，部分人员的妻子会随行，在渔村打工。这部分人对渔村较为熟悉，与当地人交往密切，经常在船东与同乡外来从业者中担当介绍人的角色。但与本地人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与本地居民仍旧有着一定的生活与文化上的隔阂。

2 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捕捞业的影响分析

2.1 在近海捕捞业中的作用

由于捕捞行业工作辛苦，危险系数大，传统渔民后代继续从事捕捞工作的意愿较低，我国近海捕捞业面临着一定的用工荒现象[8]。大量外来从业者的涌入，客观上满足了近海捕捞业的劳动力需求，保障了近海捕捞业的正常生产和稳定，保障了近海捕捞产品的供给，保障了经营者、船东的收入。在我们的调查中，浙江宁波、舟山等地的近海捕捞渔业从业者中，超过60%的人员为外来从业者，即近海捕捞渔船的普通船员几乎均为外来从业者。在福建福州、闽东等地的调研中，外来从业者的数量也与本地从业者的数量大体相当。外来从业者已经成为近海捕捞行业不可或缺的力量，是近海捕捞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休渔或渔船靠岸期间，大量涌入的外来从业者在渔村的消费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渔村经济。

2.2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在调查走访中，相当多的本地渔民及渔政管理者认为外来从业者参与渔业经营，与本地传统渔民抢夺渔业资源，增加了近海捕捞的压力。从课题组调研得知，尽管在近海捕捞行业存在一定的外来从业者参与渔业经营，合资入股购买渔船的情况，但由于经营渔船所需资金量较大，捕捞行业技术性较强，因此，这部分人在渔船所有者中所占比例极少，不超过5%，其对近海资源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但由于外来从业者的加入弥补了近海捕捞行业的用工缺口，使得捕捞渔船具备了出海能力，因此，从客观上讲，外来从业者对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被动的，即：因为有捕捞用工需求，才吸引了劳动力涌入。

2.3 对渔业管理的影响

调查中了解到，相当多的外来从业者没有参加过船员培训，安全知识、渔船操作知识等匮乏，给海上安全生产带来了一定的隐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船员培训通常都在休渔期间举行，为了节省在渔村生活的费用，大多数外来从业者都是在开渔前几天才来到沿海渔村寻找工作，因此，相当大一部分外来从业者无法参加培训；二是部分外来从业者不了解船员培训费用由政府及船东共同承担，认为需要自己付费；三是部分船员认为参加船员培训需要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收入；四是开渔前夕，劳工短缺，管理执法人员工作量大，这使得外来从业者即使没有经过船员培训也能比较顺利地寻找到船员工作，这也降低了外来从业者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此外，由于近海捕捞渔业劳动力短缺，外来从业者的职业选择属于“卖方市场”，船员与船东或船长之间通常不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外来从业者在不同的渔船之间跳槽较为频繁。因此，存在一定的船员登记不及时、不准确甚至不登记的现象，也存在一些的“人证分离”现象，给渔政管理与执法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2.4 对渔村治安的影响

由于在岸上停留的时间较短，为节约成本，大部分的外来从业者在渔村没有租房，没有固定住处。每年开渔季之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大量外来从业者涌入沿海渔村。他们白天在码头、职业中介机构等地寻找工作机会，晚上群居在老乡租住的房子中，或流连于麻将馆、棋牌室等场所，而这些突然增加的人口给渔村治安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和隐患。

3 分析与讨论

从调查中了解到，外来从业者的大量涌入主要是由近海渔业的用工荒和渔业工作较高的收入所导致。

3.1 近海渔业的劳动力短缺为外来渔业从业者创造了工作机会

海洋捕捞行业工作量大、工作辛苦，危险性较高，是典型的高危行业。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渔民不得不到离岸更远的海区，作业时间更长，才有可能获得较为稳定的渔业收获。这使海上捕鱼生活较之以往具有更长的作业时间和更大的危险性，并且捕捞收益降低，船员待遇难以与行业辛苦程度与风险相适应。鉴于海上捕捞作业的艰苦与收益情况，传统渔民普遍不希望后代继续从事渔业捕捞行业。尤其对于80、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家长希望“子承父业”、继续从事渔业捕捞的愿望值较低[8]。渔民后代中“弃海”上岸，从事其它行业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近海捕捞业面临着船员、尤其是普通船员用工短缺的现状，为外来从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3.2 较高的收入是吸引外来从业者从事近海捕捞行业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捕捞行业工作强度大，风险高，但与普通务工相比，从事近海捕捞业的收入水平仍然大大超过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且渔业工作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可以兼顾农活或其它短期务工方式；捕鱼期间，吃住在船上，不会产生其它消费，可以一定程度节约生活成本。此外，普通船员工作对文化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因此，尽管大多数受访的外来务工者普遍认为船上工作很辛苦、危险、生活条件差，在渔船与渔村均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经常受到本地渔民的歧视与欺侮*语出课题组对外来从业者的一对一访谈。，但仍然希望继续从事捕捞行业，并愿意把这个工作介绍给身边的亲人或老乡。

从以上两个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外来从业者进入近海捕捞渔业主要是一种经济激励，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正常的劳动力转移。当前导致近海资源衰退，捕捞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并非由于外来从业者的大量流入，而是由于资源与捕捞能力不匹配所造成的，其根本解决方式应为减船、减产，降低捕捞强度。

4 政策建议

(1)改变和重设经济激励机制。既然外来从业者的涌入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经济现象，因此其具有自然的流动性，难以单纯通过行政手段来遏止。当前，要降低近海捕捞强度，加强资源养护力度，首要任务是设立近海捕捞渔船退出机制，开展近海捕捞渔船回购，降低近海捕捞渔船数量；严格控制渔船吨位与马力；加强近海捕捞渔船所有者与传统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培训，增加陆上就业与远洋渔业就业；降低商业性近海捕捞的强度；调整燃油补贴向资源破坏性小的渔业方式倾斜，从而起到减船、减产、降低资源捕捞强度的目的。

(2)减少直至消灭“人证分离”现象。为了加强对外来渔业从业者的管理，减少“人证分离”现象，提高安全生产效率，针对外来从业者的特点，建议：

一是调整渔业培训方式。使普通船员的培训时间尽可能接近开渔期，针对外来渔业从业者文化水平较低，不擅长使用现代宣传方式的特点，在码头、中介组织、船东等处，通过传单、宣传板等方式加强船员培训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外来从业者参加船员培训。

二是建立沿海用工地区与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信息交换平台，加强用工信息与劳动力信息的交流交换，加强与劳动力输出地区的沟通协调，加强人员信息登记与追踪，确保对人员流动情况的掌握与管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将船员培训地点转移至劳动力集中输出地区，从而提高外来从业者的培训程度，提高从业能力和安全生产能力。

三是充分发挥渔业行业协会、渔民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加强行业协会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职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协调渔船关系，协调用人信息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自主协调和共管，减少渔船之间的恶性竞争，避免外来从业者在不同渔船之间的频繁流动。

四是加强劳务合同管理。加强劳务合同重要性的宣传，制定适合船员特点的劳务合同范本，鼓励船东与船员之间签订正式劳务合同并在相应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备案。加强对不签订劳务合同的船东的处罚力度。

五是加强信息化手段在渔船管理中的应用。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实施船员电子信息入库制度，实现船员管理信息化，从而提高“人证相符”、“持证准入”的比例，降低渔政主管部门实地执法监督的难度和强度[9]。

(3)加强对外来从业者的社会关怀。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外来从业者已成为近海捕捞行业的重要劳动力，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但与本地从业者相比，这些外来从业者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依然存在着待遇不公平、利益表达渠道匮乏等问题，影响了社会公平。应当加强用工监管与劳动合同管理，推进同工同酬；提高外来从业者的生活工作条件，包括居住生活条件、安全生产条件、工作条件等；试点建立外来从业者工会或劳动者协会，建立外来从业者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对于有需要的外来从业者，提供适当的生活关怀与法律援助；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休闲方式，在休渔季结束前及渔船靠岸等外来从业者在渔村较为集中的时间，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丰富外来从业者的业余生活，推进外来从业者与本地居民的了解与沟通。

(4)加强渔村治安管理。在开渔前、结束后以及渔船靠岸补给等时间，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排查和登记，加强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加强对可能涉黄、涉赌行业的监管，加强渔村治安巡逻，避免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1] 程烨, 姜启军, 赵文武. 2008-2013年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变化基拉动力分析[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6, 25(1): 152-159.

[2] 宋力男, 黄硕琳. 我国海洋捕捞渔民群体收入问题浅析[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5, 24(2): 287-292.

[3] 陈静娜, 俞存根. “失海”渔民再就业困境与出路探讨——基于舟山市的调研[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5, 26(2): 146-149.

[4] 景晶. 渔村产业转型后渔民发展困境与反思——以平潭县东美村、山边村为例[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2):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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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梅蒋巧. 沿海渔区渔民弱势群体的现状与问题研究[J]. 经营管理者, 2013(16): 80, 73.

[7] 陆亚男, 王茜, 刘勤, 等. 浙江省Z村近海捕捞业外来从业者从业状况调查与分析[J]. 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6, 31(2): 125-131.

[8] 刘勤, 岳冬冬, 戴媛媛, 等. 浅析当前近海渔民用工荒现象[J]. 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4, 29(4): 251-256.

[9] 岳冬冬, 戴媛媛, 刘勤, 等. 我国近海捕捞渔业从业准入的问题与对策[J]. 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4, 29(3): 178-182.

Role and impact of non-local fishermen in the offshore fishery

LU Ya-nan, WANG Qian, LIU Qin, YUE Dong-dong, XIONG Min-si, XIAO Li, DAI Yuan-yuan

(KeylaboratoryofEastChinaSeaandOceanicFisheryResources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MinistryofAgriculture,EastChinaSeaFisheries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FisherySciences,Shanghai200090,China)

Influx of numerous non-local fishermen into offshore fishing i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fishery labor shortage, but it also lead to big pressure on the offshore fishery resources. To study the impact on the offshore fishery from these non-local fishermen, investigation of fishery villages of Zhejiang and Fujian Province was conducted. The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non-local fishermen, their role and impac on offshore fishery, andthe reasons of their motivation to work in offshore fishery were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flux of non-local fishermen is a normal economic phenomenon. It can be explained as normal economical-orientated labor transfer. Finally,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policies are also proposed. The study results and policy proposals are expected to be supply guidances for the management non-local fishermen and offshore fishery.

offshore fishing; non-local fisherman; policy; role and impact

2095-3666(2016)03-0169-05

10.13233/j.cnki.fishis.2016.03.002

2016-07-11

2016-07-22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4M03)

陆亚男(1976-)，女，博士，副研究员，从事渔业信息与战略研究。E-mail: luyn@ecsf.ac.cn

S 9-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