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互动中演进

秋　风

民主制度本身是理性的，那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的过程本身也必须是理性的、明智的互动过程

民主再度升温。

民主一直在细微处生长。不过，学术理论圈的辩论，使其成为事件。最初的一炮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打响的，他将、一篇旧文重新发表，尽管内容相当中庸，但题目十分醒目：《民主是个好东西》。

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主要以退休党政官员为读者为对象的《炎黄春秋》杂志随后跟进，2月号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直接触及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北京上海南京各地学者纷纷召开座谈会：对谢文支持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解析和补充者亦有之。

4月份，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发表一个探讨民主问题的专题，其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宣告，“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中国已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理念确立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但仍要找到一种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的机I制。在同一专题中，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也认为，中国创造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次的讨论是否如上个世纪70年代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启动一场重大的变革，现在尚难断定。不过，这些讨论确实在合适的时机，让整个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论讨论各方的观点如何，但以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

为什么中国需要民主

现实与观念的双重变化已经促使整个社会达成一个底线共识：中国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但民众却普遍感觉，自己并未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相反，政府及政府照顾的企业、群体借用权力，享有大量财富。至于官员的腐败，更是比较普遍而严重。

这种对比在涉及家家户户的民生领域，也十分强烈：政府获得大量土地收入，房地产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拆迁户、失地农民的境遇相当悲惨。煤炭价格腾涨，矿工死难人数却居高不下。政府大力上马大项目，民众却由于河湖污染而无水可喝。各级政府都在建设豪华办公楼、政府广场，但民众真正需要的公共品，却总是供应不足，教育、医疗等等服务价格不断上涨。

所有这些现象让人们认识到约束权力的重要性。经济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来约束权力，则社会的机会分配就会严重不公。没有民主约束的经济增长本身不能实现公平、均富，反而可能会导致社会在财富、权力、精神等方面的畸变分裂和对立。因此，高层、学界、舆论乃至普通民众都已经意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与80年代不同，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诉求是透过权利话语表达的。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法治、宪政理论成为热门理论，随着新兴媒体逐渐占据主流位置，个人自由、权利、平等、正义等观念广泛传播，权利话语已经成为人们讨论方方面面问题的基本语汇。到了今天，哪怕是普通农民在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也会自然地使用权利话语。同样，面对环境污染事件，舆论也立刻呼吁强化对政府的民主控制。

这种话语清晰地显现了当代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现实必要性。中国需要民主，不是因为其他国家有民主、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而必须有民主；也不是因为某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观念觉得中国需要民主，所以中国才应当建设民主。民主的必要性扎根于人民的现实需求中，民主乃是民众的根本需求。因为，民主是人性的自然要求，同时人们也相信，健全的民主治理结构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严重问题，增进民众的福利，推动社会的进步。

民主就是民主本身

当然，民众所需要的民主，就是大写的“民主”本身。

民主就是民主。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宣称自己实施的是惟一正宗的民主，中国确实没有任何必要照搬西方的民主，建设西方式民主。这就好像西方人没有必要照搬中国的某种治理模式一样。但反过来，民众所需要的，肯定不是那些加了各种前缀、后缀的民主，而就是民主本身。

民主本身是什么?应当说，既然人们公认，民主制度在西方某些国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毫无疑问，它们的种种制度中包含了民主的某些基本特征。那么，中国在建设民主的过程中，当然需要认真研究其经验，探究其中所蕴涵的民主的经验性原理。否则，就不够明智。

那么，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有哪些基本特征?

首先，民主的源头是自治。人们常把民主说成人民当家作主，但这种当家作主肯定是始于在最微小的事务中自我治理。自治乃是自由人处理超出私人范围的那些事务的基本方式，包括地方自治、专业自治《医师、律师、教授、记者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自治，民主就是无源之水。

自治的范围扩展到民族国家政治层面，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民主制度，即一套决定国家最重大事务的程序。民主制度是一种平等地投票选举与决策程序，这包括选举立法机构成员、选举主要的行政官员等。这种选举程序能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尤其是通过定期更换立法机构成员和行政官员，迫使政府真正地对民众负责。没有这样一套程序，官员的利益就会压倒民众的利益。

在政府层面，最关键的民主是财政民主。政府行使权力的基础是税，为了使权力完全服务于公共利益，税就必须在程序上体现为人民的自愿授予，而不是政府强制征取。因而，民主制度的基础制度是财政民主，其基本原则是：只有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有权决定税和预算。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气质。民主把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同意之上。因而，在民主制度的运转过程中，人们惟一可以使用的力量，是意见，或者说是理性，而不是暴力，也不是实力。民主政治是一种诉诸理性的公共辩论过程，而不是任何人的意志的独断。

当然，就像世间任何制度一样，民主本身不能自治。仅靠民主本身，未必能够达到民众期望民主实现的那些目的。事实上，如果没有配套制度，如果没有一些限制性制度，孤立的民主很可能事与愿违。因此，民主必须被放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中：健全的民主，需与法治同行。两者在宪政的大框架中互相支持、互相牵制，才能有效地限制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民主地推进民主

既然民主制度的本质乃是民众控制权力，因此毫不奇怪，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始终是民众的一种政治需求，在现实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众本身正是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动力。

在自治方面，刘熙瑞教授谈到中国民主模式的具体探索时提到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等。这些为民主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的努力，乃是农民、市民摆脱了原有的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后寻找自我治理的一种努力。此外，还有各个层面的商人自治、专业自治萌芽。民间也在尝试建立自治的社会救助体系、教育体系等等。

在选举民主方面，近些年来，已经有自荐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等尝试，作为选民的民众试图提高各级人大的代表性；有些地方人大也在行政官员选举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在财政民主方面，税的问题已经引起民众广泛关注，人们强烈要求限制行政部门的税权，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也进行了很多尝试，控制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监督。当然，学界关于民主问题此起彼伏的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民众的政治需求。

应当说，民众的这些分散但持之以恒的努力，也是执政党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动力。民众要求调整、改变既有的权力运作架构和程序，这种动力也为执政党、为政府指出了一个实现良性发展的方向。既然民众已经知道了民主是一种优良的治理模式，那民众就会始终追求这个目标，而政府也要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

可喜的，执政党、政府对于民众的民主需求已经作出了积极回应。这种积极回应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演进十分重要。

民主制度最终涉及的是权力的控制与监督问题。因而，它的建立、健全依赖于民众与政府、政府与学术界、及具有不同诉求的民众内部的良性互动。民主制度本身是理性的，那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的过程本身也必须是理性的、明智的互动过程。

民众需要理性，而政府需要明智。对于建立、健全民主的过程来说，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