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路径与建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杨 娟,宋春艳,郑秀国,陈 辉,于海龙,钱婷婷,董家田

(1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数字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201403)

人类对食用菌资源的利用经历了野外采集、半人工栽培和纯菌种人工栽培3 个时期。 20 世纪初期,双孢蘑菇和香菇最早成功实现纯菌种的人工分离培养,开始人工栽培,随后一系列食用菌先后被人工驯化、推广栽培,如香菇、木耳、平菇、双孢蘑菇、金针菇等,成为食用菌主栽品种。 而另一些食用菌,由于是共生性真菌,如牛肝菌、松茸、鸡枞菌等,还处于野外采集或半人工栽培生产阶段,这类食用菌生产量少,俗称珍稀食用菌。 因不同种类的食用菌生产方式不同,我国几个食用菌主产区选择的重点发展种类和发展模式有所不同,最终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效果。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食用菌栽培先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尤为突出。 1978 年我国食用菌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5.7%[1],1990 年占28.8%,1994 年发展到52.8%,2002 年达到70.6%[2-3],2013 年则达到89.4%[4]。 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经历了由快速增长到稳定增长的过程,近年来总产量继续呈现连年递增的势头,但单位产量和产值基本稳定[5],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持续上升趋势[6],因此综合来看食用菌产业效益呈下降趋势[7-8],生产结构迫切需要优化。 2015 年国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战略,食用菌作为健康、绿色食品,受到消费者喜爱,更因为食用菌生产具有当年投资当年收益的经营特点,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山区脱贫攻坚战略的首选产业[9],生产规模大幅提高,但是受制于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局部出现供需失衡等问题,为此深入研究各食用菌产区产业发展的经济学原理,进而为我国食用菌产业布局变迁[10]后各食用菌生产区产业发展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十分必要。

本研究采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各食用菌主产区的发展路径、发展状况,并在总结分析产业发展优势区特点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背后的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进而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科学规划设计食用菌产业发展路径、制定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1 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新结构经济学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是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11],被国际学界评论为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置,基础设置包括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和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 理论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表现为市场主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市场要素,发挥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要素配置、产权保护、主体激励的市场机制作用;而“有为政府”则是政府管理者在遵循市场规律前提下,根据区域资源禀赋选择优势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等基础设置,因势利导促进产业潜在比较优势发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是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属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研究对象是经济结构的变迁,其中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变迁有重要推动作用,食用菌产业属于农业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决定着产业发展形态,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12],可较好地分析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状态,并从特殊性深入到一般性,归纳出发展建议指引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2 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路径分析

2.1 大宗品类规模化集约生产模式

河南省是我国食用菌生产规模最大的省,产量和产值已连续17 年领跑全国[7],香菇、平菇、双孢蘑菇和黑木耳生产规模大。 2018 年全省食用菌出口达15.1 亿美元,主要出口香菇、木耳、双孢蘑菇。 河南省食用菌发展起步于20 世纪80 年代,经过40 年的发展,形成了市(县)集群化发展的局面[13],食用菌生产主要集中于十多个县(市),最为集中的西峡县、泌阳县、鲁山县、辉县市、卢氏县,年产量均超过20 万t[14]。以“中国香菇之乡”西峡县为例,该县有近20 万人从事香菇生产和经营,全县香菇种植户达5 万户,年种植规模超过1 亿袋,农民人均收入中近60%来自于香菇生产。 其他重点生产市(县)区域规模优势也较明显,泌阳花菇、辉县平菇、卢氏黑木耳等全国驰名。

黑龙江省食用菌规模2018 年位居全国第四,总产量约334.36 万t,其中黑木耳产量最高,达到314.57 万t,占全国黑木耳产量的46.7%[5]。 黑龙江省的黑木耳规模生产起步于20 世纪90 年代初,最初以自发分散型家庭副业栽培为主,随着生产技术的成熟和资本的积累,集约化、工厂化规模栽培蓬勃兴起,进而发展至如今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优势显著、市场稳固的格局。

河北省紧邻农产品主要销区市场之一的北京市,其食用菌产区也主要分布于环首都区域,主要有承德市的平泉县、承德县、宽城县和兴隆县,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唐山市迁西县,邢台市宁晋县以及张家口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15-16],该区域产量约占河北总产量的50%。 紧随市场需要,河北省的食用菌生产种类多样,香菇、平菇、杏鲍菇、双孢蘑菇、金针菇等大宗种类和滑子菇、白灵菇、大球盖菇等小众种类种植都较多。 因食用菌生产耗水量少,占用耕地资源少,劳动力需求大,这些特点与河北省耕地资源紧缺和水资源相对匮乏的资源禀赋契合度高,因此食用菌成为当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最优选择。 2000 年以来,河北省食用菌种植规模、总产量和总产值等呈现持续上升趋势,食用菌总产量由2000 年的不足50 万t,发展到2003 年的50 万t,2011 年的200 万t,再到2018 年的238.6 万t,之后生产规模较为稳定,开始趋向追求食用菌的品质[5]。

集约化发展有利于形成生产氛围,有利于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有助于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能人带动作用、政府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17],最终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

2.2 产业深入发展模式

福建省食用菌规模居全国第二,产业发展特色鲜明,珍稀食用菌多,多种食用菌产量居全国前列,银耳、毛木耳、灵芝的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福建省山地多,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一,为食用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资源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野生食用菌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福建省发展食用菌有菌材丰富,成本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好,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格局较完善,科技实力强等多重优势,因此食用菌生产规模大。 此外,该省还注重食用菌加工业发展和食用菌文化开发,多家上市企业如中国绿宝、万辰生物、古甜食品等均是依托当地生产优势,发展食用菌销售、加工甚至农业旅游业,成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企业,多种类食用菌加工产品的推出也使得福建省在食用菌加工方面有较大影响力。

浙江省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人工栽培历史悠久,是我国食用菌传统生产大省,产区分布集中,规模化生产水平高。 但近年来随着林木资源保护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食用菌生产规模在逐步减少。 浙江省的食用菌产业一直在发展特色、食用菌科技水平和食用菌市场营销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菌包集中生产+分散出菇管理”的生产模式发展深入[18];拥有众多菌包生产企业,是全国最大的香菇、木耳菌种产销地;有专门的菌种管理体系;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户3 类生产形式一应俱全,数量均衡;行业协会发展成熟,在提升经营者技术、转变发展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庆元香菇市场是全国最大的香菇专业市场;食用菌设备生产企业中浙江宏业农装是新三板上市食用菌企业中仅有的食用菌装备企业。

2.3 龙头企业强势引领带动模式

龙头企业强势引领带动模式的突出表现是区域内大型食用菌企业多,大型企业生产食用菌量占比高,企业在全国范围布局有生产基地。 该模式发展较为突出的有山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

龙头企业的强势带动引领作用在山东省食用菌产业上表现突出。 山东省拥有生产金针菇、杏鲍菇、香菇、木耳、平菇等的龙头企业121 家,在山东莱芜、东营、青岛、德州等地建立了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龙头企业一般“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具有外联市场、内联基地和农户的优势。 山东省约65%的食用菌龙头企业采取的是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基地、农户紧密结合的经营方式[19],政府也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成立合作社,通过自愿互利的方式将农户的小规模生产通过合作社,再通过龙头企业与大市场紧密联结起来。 龙头企业与小生产者不仅仅是简单的购销合作关系,更承担了产前生产计划安排,产中技术指导,产后加工收购等全链条的服务。 近年来山东省食用菌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调整了产业结构,大宗菇类产量降幅较大,改为菌包生产,菌包大量供应中西部地区或出口海外,而长根菇、大球盖菇、玉木耳、草菇、灵芝、猴头菇等效益较高的种类生产规模在扩大,因此山东省食用菌总产量在下降,但效益稳中有升。

江苏省食用菌产业发展路径与山东省相似,以企业化生产为主,截至2016 年,江苏省已有食用菌栽培企业466 家,主要生产金针菇、海鲜菇、杏鲍菇、平菇、双孢蘑菇、白灵菇等10 余种产品[20]。 生产企业主要集中于连云港、南通、淮安等地,有香如生物、裕灌集团、丽莎、可为、三盛鑫、紫山生物等一批规模化食用菌生产企业,并形成了集群区,行业从事人员达到3 万余人。 2018 年产量219.12 万t,位居全国第七。

上海市是我国最早开展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区域,20 世纪90 年代,上海浦东天厨菇业有限公司、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最早成功实现工厂化生产,使食用菌像工业化标准件产品一样,不受自然条件约束,定时定量收获[21]。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食用菌工厂化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更加成熟,可工厂化生产种类越来越多,积累了丰富的市场消费习惯培养经验,雪榕生物、丰科生物等企业在全国不同区域都建立了分企业,形成了上海总部研发、分区域生产和开拓市场的模式,对我国食用菌产业工厂化现代化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2.4 野生菌采集和新兴品种驯化模式

我国东南山地、云贵高原、东北山区是野生食用菌资源的主要分布区,其中,云南省野生食用菌资源最多,已知的野生食用菌有882 种,全省120 多个县市均有野生食用菌分布[22],占世界2 000 种食用菌的44.15%,占中国966 个分类单元的91.3%[23],野生菌生长季长达8 个月[24],且产量高,品质优良。 黑龙江省也是我国野生食用菌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大约有23 科114 种,已开发利用的有几十种,如黑木耳、猴头菇等[25]。

全国来看,野生食用菌采集利用较成规模的仅有云南省,每年出产的珍贵野生食用菌如松茸类、牛肝菌类、红菇类、干巴菌类等,大多是共生菌,难以人工栽培,自然生长产量低,因其美味营养,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大。 2016 年云南省野生菌总产量13.74 万t,约占全国野生菌产量的70%,产值达到90.16 亿元人民币,出口量最大的野生菌牛肝菌、松茸中,云南省分别占到95%和90%[26]。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野生食用菌资源,云南省采取了野生食用菌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离体保护3 种保护措施。

四川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稳定,连续多年产量产值居全国前列、西部地区第一,四川省栽培面积最大的是毛木耳、真姬菇、双孢蘑菇、金针菇、羊肚菌等,其中毛木耳、羊肚菌、真姬菇的生产规模居全国第一。 黄色金针菇的口感与四川当地饮食习惯契合度高,消费市场大,因此发展稳定。 2014 年羊肚菌大田人工栽培技术[27]的成熟,直接带动了羊肚菌生产的迅猛发展,四川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羊肚菌人工栽培区,栽培规模和产量连年增长。

3 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结构经济学分析

3.1 要素禀赋分析

我国食用菌产业大省一般都与其经济要素禀赋相匹配(表1)。

表1 基于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原因分析与建议Table 1 Development reasons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dible fungi industry from market logic and government logic perspectives

一种类型是产业发展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 从我国食用菌生产大省的情况来看,产业集群化发展区域多在山区或半山区,如河南省主要分布于省内西部的伏牛山区、太行山区和南部的大别山区;黑龙江省主要分布于东部长白山区、西部和北部的小兴安岭区域;浙江省分布于武夷山区的丽水市;福建省、云南省、四川省更是山脉密布,山区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夏季冷凉,适宜食用菌生长。 这些区域虽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土地条件优势,普遍存在耕地资源紧缺等问题,但是,菌材和富余劳动力丰富,有利于食用菌产业发展,因此食用菌产业发展历史悠久,生产者具有熟练的生产技术。

另一类型是产业发展于市场资源和资本资源丰富地区。 需求拉动生产,如果没有优异的自然资源,拥有足够的市场资源和雄厚的资本也可带动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如江苏、山东和上海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背景条件正是如此,该区域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消费需求大,因此在这些区域资本最早投入食用菌产业,发展金针菇、杏鲍菇、双孢蘑菇、平菇、草菇等鲜食食用菌的工厂化生产,食用菌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各地政府均有通过基础设置助推产业发展,但方法各异。 有兴建工业园区、建设食用菌集散市场等这种硬性有形的基础设置,如浙江省在主产区兴办了食用菌交易市场,拥有生产经营人才30 多万人,大批市场营销人员将全国各地的食用菌汇集到市场后批发零售,成为全国性的食用菌集散中心,年交易额超亿元人民币的有庆元香菇市场、龙泉浙闽赣食用菌交易中心、中国磐安特产城、江山农贸城、景宁山珍大市场等多个[18]。 有畅通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等软性无形的基础设置,通过降低企业运行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力等支持产业的发展。

3.2 产业转型状态分析

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提升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11]。 产业发展初期,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型密集是主要特点,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小,而发展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高级阶段,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大。 21 世纪以来,我国食用菌规模化企业的数量呈现先快速增多到近年来有所减少的现象,从食用菌生产大省产业主体的现状来看,农户和合作社无论是数量、生产规模都占据较高比例,规模企业的比例不高,产品交易的复杂程度低,反映了食用菌产业化水平仍然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紧缺,人力成本升高后,食用菌企业在技术装备、开拓市场、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效能更加突出,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因此我国食用菌生产“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化模式越来越普遍,可以预见,食用菌生产散户的数量会逐渐减少。

3.3 公共知识建设分析

公共知识是不能被完全排他性占有的创新型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如先进技术、市场信息以及产业扶持政策之类的基础设置。 这些公共知识可能由一些先驱企业、个人或组织创造出来,可被全体企业共同消费。

我国食用菌生产技术上的许多突破,都曾对产业发展起到了变革性作用,如800 年前浙江省的吴三公发明剁花栽培技术,以及后来民间发明的敲木惊蕈促菇技术,使香菇从野生采集发展到人工栽培;现代木腐菌料替代原料技术、胶囊菌种技术、液体菌种技术、反季节栽培技术等[18]的研发应用,促进了香菇由传统段木栽培向代料栽培转变;四川省在羊肚菌的制种和人工栽培技术上的突破带动四川成为世界最大的羊肚菌人工栽培区[27]。 这些技术不仅惠及了当地企业,也为其他区域食用菌从业者所使用。

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公共知识建设虽取得不少进步和效果,但还有许多不足,如系统化人才培养兴起不久,人才“学术共同体”认同感不强,还需要从资源学、育种学、生理学等方面进一步体系化[28]。 我国食用菌产业化水平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还较难依靠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精神取得较大突破,还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在科技研发投入、市场建设、营销信息的打通[29]和营销人才培养、产品品质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投入更多力量。

4 促进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建议

产业发展需要顶层规划设计,自发发展之后需要政府宏观引导,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有效市场”对产业发展作用的基础上,从“有为政府”的角度,对各类型产业区按照“查漏补缺”的原则提出具体建议(表1),从特殊性到一般性,总结提炼出促进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建议。

4.1 遵循“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产业发展原则

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选择应充分利用其经济要素的比较优势,如此才能形成市场竞争力,资本得以积累,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建议产业的选择要充分调研产业主体状况,在食用菌生产主体发展较为充分的情况下支持其发展。 当自然资源适宜发展食用菌,家家户户开展生产或采集,或者市场需求大,企业快速投资建厂,这种状况说明“有效市场”在起作用,政府可以开始建立集散市场,招商引资,支持科学技术研发推广,助推产业发展,完成“有为政府”作用的发挥。

政府在食用菌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行为边界不清,对产业干预过多。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虽然主张政府可以干预市场,但也强调政府应采取与区域资源禀赋一致的产业调节政策,不得超越与经济水平发展的阶段,因此建议政府在产业发展初期,由于资金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比较优势参与竞争,加速资本积累,然后再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发展方式。

4.2 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生产者是产业发展的主体,是“有效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的主力军。 我国食用菌产业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生产者的抉择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建议小规模生产者根据产业发展情况积极参与产业分工。 小规模生产者仍是我国食用菌产业的主力军,尤其是香菇、木耳等干鲜品交易均可的种类,工厂化生产技术绝对优势尚不强,小规模生产者仍占绝对多数,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小规模生产方式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分工不细,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弱,竞争不过规模企业,未来应积极融入产业发展或根据自身优势成为产业中的一环。

建议生产型企业要明确发展定位,在充分市场研究的基础上再确定投资布局,避免盲目无序竞争,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错位竞争;生产大宗食用菌要更加注重品质,通过推广先进的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和强有力的生产监督,确保品质,生产珍稀食用菌要注重生产技术的研发,应用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水平。营销加工类企业要强化产品品质,研究市场,做好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新的科技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颠覆性变革,加强技术创新这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30]。

4.3 政府着力产业基础设置的建设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科学研判,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后,应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投入更多力量在产业发展环境、政策建设上,引导产业按市场化规律发展,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支撑科技进步助推产业快速发展。

建议:1)加强产业规划与管理。 根据区域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特点,确定适合的食用菌种类和发展规模,引导形成产业发展集聚区。 引导产业结构和布局科学合理发展[31],引导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2)加强食用菌品质的监管。 目前生产处于传统一家一户栽培、合作社生产和工厂化生产3 种模式并存的发展阶段[3],针对不同生产方式设计监管方式,确保产品质量。 3)加强市场研究。 我国食用菌生产销售还处于初级市场阶段,生产者对市场研究投入不够,政府加强研究,科学引导产品差异化、适度规模化发展十分必要。 4)着力培养食用菌产业发展人才。 当前食用菌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的现象,生产技术需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或技术培训[32]来提高,政府协助企业加快人才培养是对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持。 5)加强科技研发投入。 首先是优质菌种的研发,自主品种缺乏是重要限制因素[9],其次是精深加工技术的研发,当前初级加工为主[33]、深加工产品和功能成分的研究与利用较少,限制了食用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此外,研究木腐菌菌料替代材料或提高菌料利用率的技术也是重要的方向。 这些公共知识的建设将为产业主体所共用,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