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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探析——基于第三方测评的实践思考

时间:2024-05-24

侯 飞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探析
——基于第三方测评的实践思考

侯 飞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在对J市“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第三方测评实践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透过测评数据与“农民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满意度”的调查数据,从“政府标准化建设视角”与“农民生活者视角”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面临“政绩考核”之忧、“千村一面”之虑、“环境正义”之难的困境;并尝试从“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步骤”发展、“孵化器”发展、“社会工作”发展3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困境分析;政策建议

Abstract: Throug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in J city,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data and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about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er of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farmer (the living). We found that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was faced with the predicaments of incomplet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similar village appearance, and difficult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tep”, “incubator” and “social work” in “beautiful countrysid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Key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predicament; Policy suggestion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1]。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优先”发展出安吉模式、永嘉模式、高淳模式、江宁模式等典型发展模式[2]。2015年《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进一步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体现出“中国秉持新的发展理念,重点把握住了‘均’与‘先’的辩证法”[3]。在典型模式优“先”发展、示范带动下,努力构建“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均”等化。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是“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实践,努力构建我国广大农村“美丽乡村”的均等化,有别于当前“美丽乡村”的典型发展,因此分析其标准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如何建设十分必要。当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理论与个案研究方面,视角多“站在政府和学者的立场”[4],鲜有数据调研及针对其标准化建设的研究。本文通过第三方测评实践,并依托第三方测评数据及与“农民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满意度”的调查数据,试图从“政府标准化建设视角”与“农民生活者视角”对比分析“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困境,并尝试分析其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理解“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1 文献综述

“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通盘筹划”[5]。“美丽乡村”建设是全新的系统工程,需要统一认识、科学规划、统筹资源[6]。首先要理解“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在宏观层面涉及自然、社会、人文3个层面以及“美在环境、美在生活、美在文化、美在布局、美在建设”5个维度;其生态意蕴在空间上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拓展、在时间上实现了生态的延续并且创新了生态内涵的丰富性[7]。因此其发展目标更全面,涉及农村产业发展、村容整治、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治理、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等[8],其建设不是形象工程[9],其最终目的是提升本地农民的幸福指数[2]。

其次,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发展动力。吴理财等[2]比较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4种模式,总结它们建设的共有经验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规划引领、项目推进,产业支撑、乡村经营”;何得桂[10]认为强劲的驱动机制是其重要保障;金波[11]则认为融合市场机制和参与机制到生态补偿机制中,有利于推进其发展;庄晋财等[12]强调只有在复合系统视角下,使村庄的“经济、生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协调统一,才能推动“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吴柳芬[13]通过环境治理项目下乡的个案研究,总结了应当“跳出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村庄—村民’形成的闭合机制,创新环境服务的供给机制,拓宽市场与社会的参与渠道”,才能够实现城乡环境治理的有效统合。

同时,学者们也在不断反思“美丽乡村”建设,王文龙[8]以日韩乡村建设为参照,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循序渐进的推进”,建设目标、建设政策应当因地制宜;南蔻[14]从城市的本质及我国城乡现状角度分析,提出了应当谨慎借鉴其他地区“乡村营造”经验,警惕“美丽乡村”成为城市资本的时空修复;贾冬婷[15]认可“美丽乡村”建设,但也认为应注意到城乡之间在资金、人才、消费,甚至生态等方面都是断裂的,用原有的组织机构、原有的推进方法来进入乡村是不可行的;董牧孜[16]通过2016年“爱故乡”大会强调“农村从来就是多样的,农民更是乡建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农民“扎根于地方脉络的丰富经验与生动而深刻的表达”。此外学者也对“农民主体性”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包括“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关系”的梳理问题[9],“构建群众参与机制”问题、“内源性发展”问题、“共感准则期待”问题等,试图站在“生活者”的角度,以“生活逻辑”看待“美丽乡村”建设。

上述文献主要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发展及反思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侧重宏观描述、理论探索与个案分析,缺失数据调研,鲜有“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方面的专门分析。鉴于“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新阶段,有别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个案发展,本文通过第三方测评的实践,重新认识“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2 第三方测评实践及数据变量描述

2016年度J市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第三方测评属于“L省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第三方调查”的一部分。测评赋分表是根据《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和L省“美丽乡村建设规范”逐条制定,每一项调查内容的赋分有据可查,证据主要是根据测评员针对指标内容拍的照片或在政府相关部门查阅相关的数据。测评方法主要是测评员围绕村庄“看”有没有相关指标。根据L省的统一抽样,J市涉及120个摸底村,测评要求“一村一份赋分表、一个证据档案文件夹”。测评始于2016年10月,并且在12月底完成测评数据审核确认。此数据主要为政府推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利益视角的数据,也是政府“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考核的依据之一。笔者全程组织参与了此次第三方测评,从测评员招募、测评赋分表培训、现场测评、数据统计、数据及证据审核等,在第三方测评实践中也在不断思索“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测评方式方法及建设现状困境等。

鉴于以上测评数据没有考虑站在“农民生活者视角”进行分析,笔者根据“2016年度L省美丽乡村建设第三方调查”赋分表调查内容,将其转化为“农民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满意度”调查问卷,主要调查方法就是“问”村民对相关指标建设及其建设行为、建设结果是否满意。此调查招募J市农村生源地大学生为调查员,对其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培训。招募调查员29人,要求调查员在自己家乡选择3个行政村,每个村完成10份问卷,选择受访者时需要综合考量男女比列、年龄层次、家庭生活水平等维度,且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受访者。问卷总共发放870份,回收857份,回收率98.5%,有效问卷832份,有效率95.6%。两组数据的主要变量描述如表1、表2所示。

3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困境分析

“坚持用标准化的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基础设施配置标准化、公共服务功能标准化、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化、长效管护机制标准化,全面提高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并且“把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建立督查、考核、通报制度,充分发挥综合考核和奖惩机制的导向、评价、激励、约束作用”等,省政府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推动了“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如表1、表2所示,J市“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表1“2016年度L省J市(摸底村)美丽乡村建设第三方调查数据”平均总分843.60分,测评的9个板块中,“E村容环境”显示是薄弱环节,测评分数与总分差距有43.32分,其他板块的差距控制在9.00~29.00分之间,各个乡村在不同板块建设的标准差显示虽然有差距,但差距相对适中。总分标准差数值91.34,显示各个村在总体建设方面有一定差距;表2“J市美丽乡村建设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村民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政策”的累加满意度达到100.00%,“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现状”的累加满意度达到94.95%,由此可见,“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深得民心。当然,数据显示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分析数据背后的逻辑关系。

表1 2016年度L省J市(摸底村)美丽乡村建设第三方调查数据 分

注:“B基础设施”考查给排水和供电照明;“D基础设施”考查道路建设现状;“C村容环境”考查厨房改造和户用厕所;“E村容环境”考查房屋建设、村容维护、环境卫生、村庄绿化、池塘保护。

表2 J市农民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满意度调查部分数据 %

3.1标准化建设的“政绩考核”之忧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应当警惕其在“政绩考核”下可能存在的不足。鸟越皓之[17]认为“政府开展的地区政策是以效率性(有用准则)为第一的,”“但从现状及政府作为官僚机构的性质上看,‘共感准则’采纳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在“政绩考核”下,“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表现出类似的特点,即“政府和农民共同追求‘原则准则’”的一致性,但也出现“片面追求‘有用准则’”和“片面忽略‘共感准则’”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根据“美丽乡村”标准化的指标要求重在“有”这项指标,却忽略农民的需求和项目建设的使用价值,从而导致部分建设流于表面、打擦边球、可持续性差。

3.1.1 片面追求“有用准则”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片面追求“有用准则”,侧重是否“有”此项指标。例如,“有符合要求的给水设施,自来水普及率90%以上”,测评结果显示120个村中仅有2个没有安装自来水,4个村的普及率不足90%,其余114个村中自来水普及率都在90%以上。但是并不涉及农村饮用水水质的测量和农民对水质满意度调查。在水质方面,农村自来水的水源多是浅层地下水(地下100 m上下的水源),鲜有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以J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为例,其主要为J区和D区供水,官方介绍其供水服务人口80多万人,供水服务面积100 km2,但是J区和D区的常住人口达171.04万人,其中非农业常住人口65.26万,总面积达2087 km2,由此可见,J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基本上只为J区和D区的城镇人口供水,难以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在“农民对饮用水满意度”方面,如表2所示,累加满意度仅为42.8%。可见,显示的测评情况、实际建设情况与农民自我感知满意度形成强烈反差。

再如在“村务管理K(60)”方面测评分数高达59.75分,几乎满分,但是在调查“农民对村委满意度”方面累加满意度仅为43.27%,数据形成强烈反差。“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重视村务管理方面是否有“村级组织健全,工作制度完善,村内重大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开,社会秩序良好”等相关工作的证据(主要参考照片、公告栏公告等);而农民对“村务管理”的满意度侧重的是对其整体工作水平、能力的自我感知。此外,文体广场的建设、图书包括阅览室(农家书屋)、便民服务机构(农村淘宝等)亦是如此,忽略了这些项目的实际使用率。

3.1.2 片面忽略“共感准则”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片面忽略了农民的“共感准则”,侧重自上而下的项目下乡建设,难以准确把握农民的真实需要和实际使用效率。2015年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显示,J市农民首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中认同度最高的前3项分别是养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环境问题;第二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中认同度最高的前3项分别是养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第三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认同度最高的前3项分别是养老问题、城乡差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而“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测评指标中关注的是村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以及特殊人群的社会救助,无法满足村民对养老问题的多方需求;医疗卫生问题侧重卫生室的面积及功能区划,而忽视了卫生室的真实条件、卫生员的整体医务素质、还有村民的就医倾向等;环境问题关注的是村庄的村容环境整治,忽略大环境的治理;居民收入方面,关注了“与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比较,忽略了“农民对个人收入满意度”(在总分为19分的测评中,其平均分高达16分,但累加满意度仅为35.22%)及城乡差距的显示状况。

3.2标准化建设的“千村一面”之虑

“美丽乡村”典型发展模式“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依据资源禀赋,体现区域差异,丰富文化内涵,彰显地方特色,”并且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特色,避免了“千村一面、千篇一律”格局。然而“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针对的是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它们“区域差异较大,不仅南北差异、东西差距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村落,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它们缺乏典型发展所需的优势条件,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政策依赖性强,难免陷入“千村一面”的窘境中,出现“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文化动因不足和模式化单一的现象。

3.2.1 文化动因不足 乡村文化形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长期积淀、演变中。乡村文化的个性体现在农村的规划布局、建筑形象、农村景观的不同理念及社会风气、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是乡村各具特色的根本所在。然而,当前幅员广阔的普通农村,印刻着社会快速发展各个阶段的烙印,在区位、资源、治理水平等方面归属于中下类别,农业生产中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资本投入高;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总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占有较大比重,增收渠道有限、增收乏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出现空心化、空壳化等问题[18];文化历史、建筑风格、特色产品、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不显著,乡村文化正在变革的“失范”中重塑;虽然现在农村重视精神价值的开发与重构,追求文化的价值,努力开发和利用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但就总体而言,“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文化动因不足。

3.2.2 模式化单一普遍 广大普通农村自身条件有限,自身发展资源不足,对“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政策依赖较强。在“政绩考核”背景下,出现以最小成本获得指标要求的现象普遍,使得“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形成模式单一的“千村一面”建设景观。致使每个村庄都形成了雷同的基础设施,例如相同的文体广场配置、相同的卫生室和村委指示牌,相同的主干道两侧粉刷的墙面,相同的文化墙等;更有甚者,在规划编制方面也是大同小异。

以文化墙为例,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第三方调查中,考查“房屋建设具有整体特色风格”方面,实际测评的内容是“村庄内的文化墙建设”,即只要有宣传“真善美”的文化墙,此项便可得满分。在J市的调研中,村庄内的文化墙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村庄主干道两侧墙面、文体广场墙面、村委会墙面等,内容主要有以下3类,一类是以宣传传统文化“真善美”为核心的文化墙,比如二十四孝图、尊老爱幼图、邻里关系友善图等;另一类是以宣传国家治理核心理念及国家政策方针的文化墙,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图、计划生育政策等;还有一类是宣传生活常识、生活安全的文化墙,例如安全用电知识等。各个村庄之间相似度高,整体模式单一。

3.3标准化建设的“环境正义”之难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生态意蕴是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因此乡村生态之美离不开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然而“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不可避免的陷入“环境正义”之难,表现为城乡的环境不正义,一是城乡发展形成生态环境的“受益圈·受苦圈”,受益圈通过将环境负荷向周边及外部转化,造成周边的受苦圈[17],即通过牺牲农村环境来保证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虽然大多数环境污染分布不均衡,但农村农民承担了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农村农民抵消生态环境恶化的能力弱,“弱势群体承受的污染多于富有阶层,而即使全民均衡地承担污染,富裕阶层也更容易抵消污染,而弱势群体则比较困难”[19]。

3.3.1 难以承受的生态环境现状 当前,中国环境状况堪忧,以大气和地下水现状为例。2016年公布的2015年度《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78.4%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23.3%。2016年末出现的连续雾霾天气,霾区超过140万km2,影响人口众多;地下水水质方面,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5118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较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42.5%,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为18.8%”,表明地下水水质令人担忧。2个方面的数据显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将承受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因此,“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离不开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

3.3.2 不可避免的“受益圈·受苦圈”发展 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受益圈·受苦圈”中。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从农村不断汲取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不断的转移环境负荷。生态环境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大树进城、垃圾进村”。以建筑垃圾为例,“当前城镇化发展的高峰期,建筑垃圾产生的量相当大”,导致在城郊、农村形成了“垃圾山”现象;其次城乡生态环境负荷的产生不仅在量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消化能力和投入水平上存在不平衡,当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仅为6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22%;而在城市生活垃圾能做到日产日清,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4%;城市污水处理率能达到91.97%。由此可见,若要实现“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目标,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走出“受益圈·受苦圈”魔咒。

4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建议

我国在乡村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梁漱溟先生是“乡村建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倡导与从事乡村建设实验(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并指出从社会组织、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多个方面进行乡村建设,而且乡村建设“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20];晏阳初先生主持平民教育实验(定县乡村建设实验),以“愚穷弱私论”为理论依据,从实施平民教育开始的,逐渐发展成整体的乡村建设计划。晏阳初总结乡村改造运动的信条有“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不是正是陈列,而是示范模式、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铜盘筹划、不是救济,而是发扬”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建设成绩斐然,并且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在党的“新农村建设”以及“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下,“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如何正视“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建设是突破点。

4.1“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三步走”发展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是“标准中有差异”的发展,根据每个村落自身现实条件,可以将其发展定位为“三步走”发展策略,如图1所示:第一步以政府主导的标准化“村美”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与村容环境、公共服务等的基础建设;第二步以政府搭建桥梁式的“业(产业)美”建设,实现乡村自身产业发展和自身文化资源挖掘;第三步实现村民参与式的全面发展(民美)建设,真正做到赋权、增能、自治、共享、发展。

“三步走”建设相互交叉,灵活发展。在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不同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建设目标。使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全面发展;条件一般的地区统筹发展,个别指标标准化发展;充分考虑地区文化风俗习惯,灵活考虑标准化建设的指标,优先解决村民最急需的方面,然后逐步发展。

图1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三步走”发展示意图

4.2“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孵化器”发展

2016年,首个美丽乡村公益学院成立,以“理论指导+实践参与+孵化提升”为培育模式,致力于美丽乡村公益慈善管理人才、乡村建设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志愿者队伍等的孵化建设。“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孵化器有助于搭建政、学、企互动交流平台,分享“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经验,分析“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模式;“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孵化器有助于发掘政府、市场的社会资本网络,探索PPP等多种模式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孵化器可以实现统筹多部门联动发展,促使国家各种方针政策的无缝连接,可以尝试探索精准扶贫下的美丽乡村建设、第一书记政策下的美丽乡村建设、大学生村官下的美丽乡村建设等。

4.3“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社会工作发展

2017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甘家寨少强社工站参观时强调“社会工作非常重要。社区是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把各个小家庭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社区感到平安、欢乐、温暖,而且能够相互帮助。你们(社工)应该当守护者,当牵线搭桥的人”[21];同时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联动机制”要求,2017年社会工作宣传周主题为“社工让社区更美好”。3月份,第八届(2017)中国社工年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刘京在致辞中强调本次会议的主旨落脚点为“期待社会工作可以更充分地融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更高维度、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发现问题、协调关系、整合资源、解决问题,”并且“作为提高社工机构服务维度的一种尝试,将聚焦城市和乡村的整体社区营造,探索社工在社区营造、乡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模式”[22]。

可见,社会工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由此探索社会工作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介入的方式方法非常必要。社会工作有助于“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发展不容置疑,不管是在需求侧方面,还是在供给侧方面,社会工作都在时间、空间、程度方面给予“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延展性服务,对于润滑乡村关系、激发乡村活力、提升服务水平、促进乡村融合、增进乡村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5 小结

“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成绩显著,同时在建设过程中显现出多种困境,一是“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必须正视“政绩考核”的束缚;二是应当突破“千村一面”的现状;三是积极应对“环境正义”难题。“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乡村建设过程,现有的成绩更多的是处在“村美”的初级阶段。因此,应当客观认识“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的“标准中有差异”的发展,认清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发展步骤;充分发挥“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孵化器的作用,搭建各方平台、孵化优秀人才、成功模式,发掘乡村自身社会资本网络;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的补充作用,拓展“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内涵,实现农村、农民的增能、赋权、绿色、共享、发展。由此,“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正视困境,不断尝试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实现“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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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工中国网.探索和引领社工行业的全新局面[EB/OL].[2017-03-21]http://news.swchina.org/topvoice/2017/0321/28528.shtml.

(责任编辑:管珊红)

AStudyonStandardizedConstructionof“BeautifulCountryside”BasedonPracticeofThird-partyEvaluation

HOU F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X321

A

1001-8581(2017)10-0135-06

2017-06-22

2017年度泰安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泰安市‘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的经验研究”(17-ZD-002)。

侯飞(1989—),讲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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