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与粮食技术效率——基于河南省2 058个农户的实证

朱丽娟 顾冬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郑州 450046)

粮食安全是关乎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的重大战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然而，当前世界食物安全系统面临气候变化、经济萎靡、冲突与战争、不平等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等诸多挑战，新冠肺炎的爆发与蔓延又给各国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冲击，多国政府启动粮食库存计划，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和担忧，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受到一定冲击。虽然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但是“十四五”期末，中国仍可能出现1.3亿t左右的粮食缺口[1]。因此，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处于“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时刻不能放松。并且“大国小农”国情导致的粗放粮食经营方式，仍旧是制约中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现有的耕地资源和环境硬约束下，提高粮食技术效率无疑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选择。

技术效率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实际产出与理论潜在最大产出的比值[2]。目前学者对于技术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流动[3]、服务外包[4]、农户信贷[5]、耕地质量[6]、经营规模[7]、技术进步[8]、农户组织模式[9]、土地流转[10]、农技采纳[11]、兼业经营[12]、农户禀赋[13]、水土资源利用方式[2]等方面。其中，劳动力流动既是中国三农转型的重要特征，又是摆脱贫穷提高农户福利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仅2019年就高达2.9亿人[12]。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单位种植面积下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质量的变动，是否会给粮食技术效率带来重要影响呢？目前学术界主要有3种观点：第1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利于提高粮食技术效率：马草原[14]通过对1990—2007年中国劳动力和农业效率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引发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下降，进而导致农业效率损失；钱文荣等[15]通过对江西省223个水稻种植户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户对水稻的管理粗放，降低了水稻的产量和技术效率；王子成等[16]通过对冀、皖、豫、鄂、渝、川6省1 812个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生产具有负向影响，且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大于省内流动。第2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高粮食技术效率：钟成林等[3]基于1991—2016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流动模式变迁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行研究，发现无论对于大规模转变模式还是双向化转变模式，劳动力流动模式变迁均提高了农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张永丽[17]通过对西部306个农户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加了家庭收入和农业投资，提高了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效率。第3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技术效率无影响：蒲艳萍等[18]基于对西部地区289个村2 990个农户的实证研究，发现西部农村以高学历已婚男性为主的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投入产出作用并不显著。

之所以观点不一，本研究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学者没有考虑劳动力流动区位，劳动力流动区位与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到农业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没有考虑农业新型组织，尤其是提供生产性服务外包的新型农业服务组织。服务外包兼具社会分工和规模经营特征[19]，外包服务提供方在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和成本节约、效率改进上具有无可比拟优势[20]，能够替代家庭劳动力，弥补劳动力非农化造成的务农劳动力短缺。服务外包既是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问题的有效选择[21]，又是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服务外包能促进粮食技术效率的提高虽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具体到服务外包的生产环节，现有研究观点不一：张忠军等[22]通过对苏、赣两省358个水稻种植户进行研究，发现整地、收割和移栽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技术效率没有影响，而病虫害防治和育秧等技术密集型环节对水稻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卢华等[23]通过对江苏省328份水稻种植户的研究，发现收割和插秧环节外包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施药环节外包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而整地环节外包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杨思雨等[24]通过对331个早稻种植户的研究，发现耕地、播种和植保环节外包对早稻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而灌溉和收割环节外包对技术效率没有影响；顾冬冬[12]通过对河南省511个玉米种植户的研究，发现玉米收割环节的服务外包不利于提高玉米生产的技术效率。可能的原因是研究的分类标准不同。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目前样本农户耕种收生产环节全部外包的比例高达65.89%。基于此，本研究以耕种收等关键生产环节外包为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

由文献回顾可知，在测算粮食技术效率时，单一考虑劳动力流动或服务外包均可能导致结论不一，而作为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两者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链接关系。由于技术效率获取的是两端截断的离散数据，为了避免截断数据对使用最小二乘法带来的偏误，以往多数学者对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采用的是未经验证的Tobit模型[5,11-12]。然而，Tobit模型对分布的依赖性较强，不够稳健，需要扰动项同时满足正态性和同方差。若扰动项不满足正态性要求或者存在异方差，那么得出的结果就是有偏的。而归并最小绝对离差(CLAD)则更加稳健，仅要求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即使存在非正态性和异方差也可以得到一致估计。并且在一定的正则条件下，其估计量满足渐进的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利用河南省2 058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从劳动力流动区位和服务外包两个视角，运用CLAD模型来分析河南省小麦种植户的粮食技术效率，以期为技术效率相关理论研究和国家粮食安全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种新思路。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劳动力流动及技术效率

劳动力流动决策包括是否流动和流向何方(区位选择)两个步骤。多数研究认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家庭福利水平的最优化，其往往会依据家庭成员禀赋、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等进行分工和决策。就劳动力流动的区位而言，远距离流动的外出成本和风险过高，流动者以长期效用为目标；近距离流动的外出成本和风险较低，流动者考虑更多的是短期效用[25]。粮食生产环节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与远距离流动的长期效用相冲突，故在没有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干预(如生产性服务组织)条件下，远距离流动者往往会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或者直接撂荒，造成技术效率下降；而近距离流动的短期效用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恰恰相耦合，近距离流动者在实现流动短期效用的同时，可以对土地投入较多的物质和活劳动，实行精耕细作，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区位分为县内流动、县外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这里距离“远”与“近”的区别不仅仅是地理距离，还包括行政距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距离。

由此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劳动力流动会给粮食技术效率带来负向影响，且远距离流动的劳动力给粮食技术效率带来的负向影响要强于近距离流动的劳动力。

1.2 服务外包及技术效率

社会分工理论认为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为了有更多时间去从事收益更高的工作，会把不同的生产环节从自己手中剥离出去，外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方。服务外包一方面能够减弱土地细碎化程度对粮食技术效率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专业机械设备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细化生产过程、优化投入要素组合、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10]。农户是否选择服务外包，既受到土地承包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等内部因素影响，又受到市场供求、邻居行为等外部因素影响。在其时间缺乏、设备不足时，他们会选择把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方，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组合[4]。交易成本也是决定农户不同生产环节是否外包的重要因素，当某一生产环节外包的预期成本小于自己独立生产时，其更倾向于外包。在传统社会中，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都是由农户自己独立完成。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专业性服务机构的成熟，通过家庭内部来独立完成农业生产活动的成本增加，而服务外包的成本逐渐下降且效率不断提高。所以农户选择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性服务机构，以减少经营成本增加经营收益。

由此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服务外包能够提高粮食技术效率，外包程度越高，技术效率越高；外包程度越低，技术效率越低。

1.3 劳动力流动及服务外包

劳动力流动与服务外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服务外包是社会分工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户家庭禀赋优化配置及交易成本降低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的跨区位流动，导致农村家庭劳动力结构性失衡，改变了农户家庭内部的资源禀赋条件，原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方式与决策已经难以支撑农业生产所需[15]。劳动力的流动倒逼农户重新审视家庭内部资源禀赋，寻求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充分利用充足与高效的外部市场资源来弥补家庭内部资源的不足与低效，实现家庭内外部资源要素的优化与高效配置。这一家庭内部与外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其实质就是农业生产充分地卷入市场分工，必然催生农户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农业生产环节上的互动与交易，发育出完善的服务外包市场[19]。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农户在考虑自我生产或服务外包时，只有当生产活动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外部交易成本时，农户才会做出外包决定。近距离流动的外部交易成本较低，劳动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地管理上，除草、打药、灌溉等环节的工作通常由自己来完成，而耕地、播种和收割环节通常使用外包，整体外包程度相对较低；而远距离流动的外部交易成本较高，劳动力对土地的管理相对粗放，其更愿意在整个生产环节选择服务外包，来弥补劳动力投入不足带来的粮食产量损失，整体外包程度较高。随着服务外包需求规模的扩大，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刺激农户的外包需求，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提高，会将农业劳动力进一步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流入工资水平较高的其他产业。

由此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劳动力流动对服务外包具有促进作用，服务外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劳动力流动，并且能够抑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技术效率带来的损失。

2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2.1 模型构建

技术效率的测算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2种，由于后者没有考虑随机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干扰，故本研究借鉴已有成果[26-27]，采用含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其模型及对数形式如下：

Yi=f(Xi,β)e(Vi-Ui)

(1)

lnYi=lnf(Xi,β)+Vi-Ui

(2)

式中：Yi表示小麦总产量；Xi表示小麦投入要素；f(Xi,β)表示现有投入水平下的最佳产出；β表示未知参数；Vi表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正态同分布；Ui表示技术非效率，服从截尾正态分布，且Vi和Ui相互独立。

技术效率定义如下：

(3)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应用需要具体的函数形式，常用的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前者要求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为1，而后者使用更加灵活，故本研究技术效率测算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形式如下：

(4)

式中：Yi代表小麦总产量；Li代表劳动投入；Ti代表土地投入；Ki代表资本投入；β0～β9为未知参数，Vi和Ui同上。

CLAD归并回归模型如下：

(5)

CLAD的目标函数即离差绝对值之和：

(6)

选取β使离差绝对值的和为最小化，即可得到CLAD的估计量。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2017年对河南省6个粮食主产区的专题调研，豫北以安阳县为代表、豫南以上蔡县为代表、豫东以杞县为代表、豫西以新安县为代表、豫中以舞阳县和正阳县为代表。除正阳县依据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取10镇50村外，其余5个县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各抽取5镇10村。结合问卷实际和研究需要，最终得到2 058份有效问卷作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样本。河南省既是中国的产粮大省，又是人口大省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数据显示，2018年河南省外出务工人数高达1 100万，居中国第1位，且河南省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因此，研究河南省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与粮食技术效率具有典型代表性。

2.3 指标选取

2.3.1投入产出指标

参照现有研究成果和问卷情况[10-11]，本研究选择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为投入指标，小麦总产量为产出指标。劳动力投入以家庭务农劳动力表征；土地投入以小麦实际种植面积表征；资本投入以小麦生产过程中实际总费用表征，包括化肥、农药和机械等费用总和；小麦总产量以2016年小麦实际收获产量表征。

2.3.2核心变量

包括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以及二者交互项。1)劳动力流动：本研究借鉴李中建等[28]、付振海等[29]研究，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劳动力是否有流动”以及“劳动力流动区域”，在控制了“劳动力有流动”条件下，把劳动力流动区位分为县内流动、县外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3种类型。由表1可知，劳动力县内流动的比例为34.69%、县外省内流动的比例为14.58%、省外流动的比例为50.73%。2)服务外包：参照杨志海[30]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本研究将服务外包程度以耕地、播种、收割3个关键环节外包程度来表征。由表2可知，农户3个关键环节全外包的比例高达65.89%， 2个关键环节外包的比例为23.32%，1个关键环节外包的比例为8.75%，无外包的比例仅为2.04%。3)劳动力流动与服务外包的交互项，用两者的乘积表示。

表1 劳动力流动区位类型Table 1 Location types of labor mobility

表2 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类型Table 2 Types of outsourcing in different production links

2.3.3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给测量结果带来的偏误，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2,10,12]，从劳动力特征、村庄特征、土地特征3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表3)。1)劳动力特征：用劳动力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5个指标来表征。2)村庄特征：用村庄所处地形、交通、离县城距离3个指标来表征。3)土地特征：用土壤肥力质量等级、土地细碎化程度、地块形状、转入意愿、转出意愿5个指标来表征。

表3 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Table 3 Index selec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3(续)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技术效率测算

应用Frontier4.1软件对农户小麦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由表4可知：sigma-squared值为0.256 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随机误差项；gamma值为0.978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混合误差中有97.80%来自技术非效率，仅有2.20%来自随机误差；LLF值为-314.275，说明似然函数拟合结果较好；LR值为504.814，说明模型通过LR单边检验，故本研究适合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研究。

表4 技术效率随机前沿运算结果Table 4 Random frontier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技术效率的测算结果如表5所示：1)整体来看，样本农户粮食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707，说明存在0.293的效率损失，若损失消除，效率提升潜力巨大；2)从效率值差异来看，样本农户粮食技术效率的最大值比最小值高0.780，且效率值处于0.9以上的比例为16.33%，效率值处于0.5以下的比例为16.90%，说明同样是小农户，技术效率的不均衡性特征明显；3)从效率值频数占比来看，处于0.8～1.0 的比例仅为37.03%，而处于0～0.8的比例高达62.97%，说明样本农户粮食技术效率整体是偏低的。

表5 技术效率运算结果Table 5 Technical efficiency calculation results

3.2 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深入探究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及二者交互项对粮食技术效率的影响，本研究构建3个模型来进行研究：模型1是针对劳动力流动的CLAD回归，模型2是针对服务外包的CLAD回归，模型3是针对劳动力流动与服务外包的交互项的CLAD回归。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给计量结果带来的偏差，先对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然后带入式5运用Stata15.1来进行回归(表6)。

表6 影响因素CLAD回归结果Table 6 CLAD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由模型1可知，劳动力流动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劳动力流动不利于提高农户的粮食技术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降低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质量，使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下降。而劳动力流动距离越近，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地管理上，有利于提高粮食产

量和技术效率；劳动力流动距离越远，来回之间的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就越高，加上农资成本的上升、粮食产出收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回家次数相对较少，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对土地的管理相对粗放，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和技术效率损失。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

由模型2可知，服务外包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服务外包有利于提高粮食技术效率。在生产要素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农户卷入社会分工或服务外包，可以内生出服务规模经济性，实现农业的纵向分工，从农地规模经营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相比单独的小农户，外包服务提供方在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和成本节约、效率改进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充分考量资源禀赋、要素条件、成本收益等基础上选择服务外包，本身就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尤其是对于耕地、播种和收割等关键环节的外包，既能改善自身福利、提高农业资本配比和技术效率，又能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粮食技术效率。该结果验证了假设2。

由模型3可知，劳动力流动与服务外包的交互项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在5%水平下显著，且服务外包对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损失。主要在于服务外包兼具社会分工和规模经营特征，能够替代家庭劳动力，弥补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务农劳动力短缺，是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性失衡问题的有效补充，尤其是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率，对粮食产量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劳动力流动也催生了农业不同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和替代了家庭劳动力对土地的投入。该结果验证了假设3。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样本农户中小麦产量较低的10%农户进行剔除，得到1 734个样本农户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由模型4可知，劳动力流动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模型5可知，服务外包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模型6可知，劳动力流动和服务外包的交互项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验证结果证明本研究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Table 7 Robustness test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河南省2 058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小麦种植户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运用CLAD模型实证探究劳动力流动、服务外包及二者的交互项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样本农户的平均粮食技术效率为0.707，效率不高，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同农户之间的技术效率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和不均衡性。2)劳动力流动区位对粮食技术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即近距离流动的农户技术效率相对较高，远距离流动的农户技术效率相对较低。3)服务外包对粮食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外包程度越高，粮食技术效率越高。4)劳动力流动与服务外包的交互项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且服务外包对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损失。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如下：1)大力发展地方产业，增加农业劳动力就近就业机会；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发展纵向深加工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当地一、二、三产业链深度融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2)加快服务外包市场发展，尤其是加快耕种收全部关键生产环节的外包程度，全面挖掘和释放现有土地的粮食提升潜力；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尤其是大型机械设备的推广和使用进程，充分获得联耕联种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加大对服务外包组织的政策扶持和精准支持力度，推动服务外包向纵深发展；加强土地托管等新兴服务模式建设，积极推动“田保姆”式土地利用方式。3)加速推动土地流转，积极发展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进程；加强对承包户的土地流转资金和小额信贷支持力度，加大财政补贴；鼓励耕地互换、转让、入股等服务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的规模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