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决定：成本收益还是政策环境？——基于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分化视角

陈雪婷 黄炜虹 齐振宏* 季恒 左志平

(1. 华中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武汉 430070；2.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3. 武汉学院 工商管理系，武汉 430070)

由传统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转为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产业发展方式，是实现粮食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然而，要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仍需依赖于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路径。大量文献指出，土地经营权流转是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且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克服小农家庭经营的局限[2-3]。为此，中国政府在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为农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制度基础。

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为农地经营权流转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且政策在鼓励农地流转上也给予了充分的信号和引导[4]，但是，要促进农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最终仍有赖于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行为的发生。围绕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目前，针对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户家庭特征。大量研究证实，户主性别[5-6]、家庭劳动力数量[5]、非农就业状况[7]、兼业化程度[8]、以及家庭农地转出现状[9]等家庭特征都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二是农地特征。稳定的地权和契约关系有利于土地流转参与率和流转率的提高[10-11]。同时，农地细碎化也是影响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地流转市场的供需量[12]。三是农户认知视角。李景刚等[13]以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验证了农户风险意识抑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钟晓兰等[14]从农户生活感知、农村社会保障认知、农地政策制度认知、农户金融服务认知等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其他因素方面，有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干预[15]、农户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16-17]和福利保障制度[18]等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是从宏观层面的农村人地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农地制度安排及微观层面的农户家庭特征、土地特征2个方面剖析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与行为。然而，现阶段，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离”制度的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健全，都为农民从考虑解决“温饱”问题转而考虑如何“增收”提供契机。那么，既往研究从地权稳定性、农地制度安排等方面来考虑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民增收的需要。也就是说，现阶段过分地考虑土地的“保障功能”而忽略其“经济功能”有失偏颇，忽视了农户本身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同时，农业部门的准公共性质和弱质性决定了农户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农业相关政策环境这一外生变量的影响，而既有研究对于政策环境变量的影响多为定性研究，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将种粮成本收益这类经济变量及农业政策环境类变量纳入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研究之中。

此外，随着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与传统小农户“小而全”、兼业化经营方式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其在要素配置、经营目标、经营方式等方面与小农户也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够优化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而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受到家庭劳动力禀赋的约束，是以自给自足为经营目标。这意味着，种粮大户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种形式，在对土地这一关键要素的配置方面与小农户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而既有研究缺少对不同种植规模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内在决策机制的深入挖掘。

鉴于此，本研究拟讨论稻农的成本收益和农业政策环境2类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地将农户分为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分析影响2个不同经营主体土地流转意愿的相对重要因素。首先，在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然后使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识别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理论逻辑

根据理性小农理论[19]，在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投资时，农民会遵循市场经济理性原则，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与实施，最终将生产要素的使用向更高效率的均衡。农户在使用传统知识、进行资源配置时非常理性，像“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因此，利益作为农户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农户在对土地这一稀缺要素配置的决策会优先考虑成本收益这一因素。换言之，农户流转土地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为的是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具体来说，农民流转土地是分散经营与规模经营之间收益差异、农业与非农业就业的收入差异基础上的理性选择[20]。对于小农户来说，如果从事农业的日均收入低于非农行业日均收入，农民就愿意转出土地；如果土地流转后得到的租金收入比自己耕种要高，农民也愿意流转出土地。同样，对于转入土地的工商资本或种粮大户来说，其投资农业生产往往会在适宜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选择效益较高的种植产品或种植模式，以确保其收益远远高于土地的租金[21]。总之，农民是否转入或转出土地经营权很大程度取决于转入或转出土地所能带来的总的收益和成本，一旦收益足够高而成本低，他就会作出经济相对理性的决策[22]。因此，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种粮的收益和成本是刺激和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

同时，农业是一个具有准公共性质和弱质性的部门，需要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对其进行外部性治理和宏观调控。尤其自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中国的农业治理体系发生了从“汲取型”到“反哺型”的转变，与这一转变相伴随的，还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农业部门发生的动态变化[23]。也就是说，随着大量的财政反哺资金流向农业部门，农业生产受到市场和宏观农业政策的影响程度在发生动态的变化。农业补贴政策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手段[24]，将成为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揭示，在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农业补贴和土地流转具有关联协同作用[25]。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农户流转土地。粮食补贴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会通过影响劳动力在不同生产行为间分配的边际报酬、家庭财富在不同生产行为间分配的投入报酬率及降低预期收益风险3个途径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决策模式[26]。换言之，农业补贴的收入效应将促使农户增加农业部门的投入，而物质资本投入较多的农户对未来的收益预期会更高[27]，从而有更强的扩大种植规模的意愿。同时，农业补贴将通过增加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边际报酬，激励农户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吴连翠等[28]的研究证实了农业补贴激励了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投入和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农业补贴也会抑制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吕悦风等[25]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能带来农地预期价值的增值和农业预期收益风险的降低，会导致农民产生“惜地”的心理，不利于流转土地的供给。此外，农业补贴政策与土地租金表现出正相关性，钟甫宁等[29]甚至认为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接补贴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地租。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中，已形成“粮食补贴即租金”的惯性，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实际种粮农民的种植成本，从而影响土地流转市场的长期发展。

从理论逻辑来看，农户粮食种植规模的决策是以追逐利益为出发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受农业政策环境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能是种粮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农村人口是一个异质性很高的群体，尤其对于种植面积差异很大的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影响其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以农户种植规模分化为切入点，同时讨论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两类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两类变量对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群体差异性。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7年7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安徽、江西、湖北与湖南4省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使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课题组根据区位差异的不同在每个省的粮食生产先进县中按照相对位置选取3个县进行调查，然后按照分层抽样方法，在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3个行政村，并保证在每个村至少随机选取15户种粮大户和15户普通农户，进行入户式调查。最终搜集到本研究所使用的1 004份样本农户数据，经过剔除缺失值共得到有效样本926份，其中，按照各县农业局划定种粮大户的标准，得到种粮大户有效样本474份，占总样本51%，小农户452份，占比49%。样本农户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2.2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2.2.1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通过题项“您家未来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来测量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根据农户勾选的结果将：“全部转出”，“转出一半以上”，“少量转出”，“维持现状”，“少量转入”，“大量转入”依次赋值为数值1～6。

2)自变量。①成本收益因素。具体包括顷均收入和顷均成本2个指标。由于4个省份水稻种植模式存在差异，顷均收入通过种植水稻总收入与水稻种植面积的之比来衡量。顷均成本主要包括顷均农资(种子、化肥、农药)费用、雇工费用、土地流转费用和机械费用等。②政策环境因素。具体包括农户对政府在粮食种植方面的支持力度、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满意度。所用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1点～5点依次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3)控制变量。已有诸多文献对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从家庭特征来看，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12]、家庭劳动力数量[5]、及非农就业状况[4]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从农地特征来看，稳定的地权和契约关系有利于土地流转参与率和流转率的提高[10]。同时，已有研究也从农村社会保障认知[14]、福利保障制度[18]等方面探寻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控制变量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方面、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及农地经营特征等维度变量，具体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满意度、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满意度、是否颁发土地确权后土地证、水稻种植面积及种植轮次、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及农业收入占比。

2.2.2样本基本情况

表2给出了样本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种稻成本收益及农户对农业政策的满意度等信息。总体来看，受访农户扩大种植规模的意愿明显，其中，决定大量转入和少量转入土地的农户占总样本的53.3%，有40.1%的农户决定维持现状，仅6%的农户意向是缩小种植规模。由此看出，受访农户扩大种植规模的意愿非常强烈。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趋势明显，受访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10.5 hm2，种植面积最多达到200 hm2。同时，在种粮大户和小农户数量差别不大的情况下，95%的耕地是由种植大户种植。可见，在农村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虽然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但对于扎根在农村的农户来说，从事农业的积极性较高。

表2 变量的含义及赋值Table 2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 of variables

2.3 研究策略与方法

为了探究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满意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以及进一步探讨影响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相对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实证分析：①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进行0LS估计，探讨成本收益与政策满意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将整体样本按照种植规模分为小农户和种粮农户，对因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②采用逐步回归法以确定最佳回归模型，为后面做优势分析确定模型基础；③使用优势分析法确定多元线性回归中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具体来说，在分样本回归的最佳模型基础上运用优势分析法，考察成本收益和政策满意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其中，本研究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h=β0+βiXi+βjXj+βkXk+ε

(1)

式中：Yh代表农户土地流转意愿，β0代表模型截距项，ε代表模型的随机误差项；Xi代表成本收益因素的自变量，Xj代表政策环境因素的自变量，Xk表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βi和βj分别为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类变量的估计系数，βk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为了比较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满意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使用优势分析法。Budescu等[29]提出的优势分析方法可以将线性回归模型的总方差分解并分配至各个自变量，可以解决变量间存在相关性方差不能被很好分割的问题。优势分析方法步骤如下：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佳回归模型，称之为全模型，并计算所有可能子模型，共有2P-1(P为全模型中自变量的个数)；其次，计算当各个自变量被加入到所有其他变量的子模型后所带来的贡献增量，再对这些值的和求平均，所得结果就是该自变量的贡献比例，即优势权重，公式表达为

(2)

自变量Xi对因变量解释的总平均贡献为

(3)

3 实证检验

3.1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自变量为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两类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特征、户主个体特征等，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置于Y、Y1和Y2的线性估计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Y回归是对整体样本进行的回归，Y1和Y2分别是针对小农户和种粮大户的分样本回归；其中，模型Ⅱ采用强制进入对Y1进行回归，模型Ⅲ则采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佳回归模型以为优势分析确定模型基础；同理，模型Ⅳ采用强制进入对Y2进行回归，模型Ⅴ则采用逐步回归法以确定最佳回归模型。从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所有容差均≫0.1，说明回归结果没有受到自变量共线性问题的影响。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都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产生影响。具体而言：

表3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rme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1)成本收益。从表3模型Ⅰ可知，对整体样本来说，顷均收入(Bc1)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来看，顷均收入对小农户和种粮大户的土地流转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说明，种稻顷均收入越高的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越强烈，即扩大种植规模的意愿越高。对比模型Ⅱ和模型Ⅳ可看出，顷均成本(Bc2)这一变量对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影响显著性存在差异，顷均成本仅显著地反向影响种粮大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对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种粮大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84%)更高，对农业依赖性更强，因而，在农业生产时会更全面、更综合地考虑各种要素投入和产出。而对于小农户来说，顷均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小农户的粮食种植是以家庭消费为主，农户会更关注粮食的产量或质量，而不太关注其种植成本；此外，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的一种[31]，尤其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的现实中，对小农户来说，土地的非生产功能远远大于生产功能[32]，由此造成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缺乏对生产成本的把控。

2)政策环境。从表3可知，对于小农户，只有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Zc4)显著且正向影响其土地流转意愿，也就是说小农户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满意度越高，其转入土地的意愿就越强烈。但小农户感知的政府对粮食种植支持力度(Zc1)、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满意度(Zc2)及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Zc3)对其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对于小农户来说，扩大种植规模就意味着农业生产不仅是满足自家需要，同时还有剩余参与市场买卖，那么，小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决策时会权衡粮食种植收入和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即如果小农户对政府制定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满意，小农户就会选择不转出土地，甚至转入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因此，与粮食价格相关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显著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同时，由于小农户对农业依赖性较低，非农收入占比均值达51%，政府对粮食种植支持力度的大小也不能显著影响其土地流转的意愿。此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目标是补贴种粮农民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设计初衷是“谁种粮谁受益”，但在大部分地区，补贴只针对土地承包者，而不是土地使用者。也就是说，农户流转自家土地经营权与否，不影响其农业“三项补贴”的获得，因此，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对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显著。由于小农户机械化种植水平较低，机械的使用以雇佣为主，购置机械摊余成本太大，小农户对于机械的购置也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不显著影响小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从表3模型Ⅳ可知，政府对粮食种植支持力度(Zc1)、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Zc3)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Zc4)都显著地正向影响种粮大户的流转意愿。值得关注的是，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满意度(Zc2)对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不显著，这可能与“谁种粮谁受益”的“三项补贴”政策和“谁的土地谁受益”的现实相悖有关。从回归结果可见，种粮大户不仅会从总整体上把握政府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而且还会综合考虑各项农业补贴，说明种粮大户种植规模的决策，不仅受成本收益即市场因素的影响，还会综合考虑与农业生产前景有关的宏观政策环境。

3)控制变量。从表3可见，整体样本和分样本回归中，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满意度(Water)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满意度(Gua)都不显著地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长江中游地区水源充足，水利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较小，使得这一因素不足以左右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同时，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在制度完善、资金落实、覆盖面扩大等方面不断突破，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态度是满意的，仅有8%的受访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持不满意态度，因而样本间的差异不明显导致其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从模型Ⅱ可知，除了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类变量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之外，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Pop)和农业收入占比(Inc)都表现出对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正向影响，且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说明对于小农户来说，目前进行农业生产仍大多以自家劳动力为主，因而小农户在作土地流转决策时会考虑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自家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扩大经营规模的概率也越大。同时，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小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也相对较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说明农户对农业收入越依赖，也能间接反映农户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相对更多，从而使农户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更强烈。此外，小农户作土地流转决策时还会考虑现有的种植规模(Acr)，从回归结果来看，现有种植面积越大，转入土地的意愿越强烈，说明农业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的发展趋势。就农户个体特征而言，年龄负向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而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不显著。

从表3模型Ⅳ可见，除了成本收益和政策环境类变量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之外，只有户主年龄(Age)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种粮大户的规模化经营，改变了传统种植方式，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大型农机具和现代技术，并雇佣大量劳动力，不完全依赖自家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不足以影响种粮大户土地流转的决策；同时，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土地确权的逐步完成，导致是否发放土地证这一变量也不显著。

3.2 自变量相对重要性的优势分析

根据表3中逐步回归法得到的最佳回归模型，确定了优势分析中的全模型，按照优势分析法步骤计算自变量对于预测因变量各自的总平均贡献。为了便于计算，在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优势分析中，将6个自变量分别命名为：X1(顷均收入)、X2(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X3(种植面积)、X4(年龄)、X5(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X6(农业收入占比)。由于优势分析法计算过程繁杂，本研究根据其计算步骤，仅整理自变量优势分析所需方差的贡献权重结果，见表4。

表4 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优势分析权重Table 4 Advantage analysis weigh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all farmers’ lan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如表4所示，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中，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30.3%)、农业 收入占比(19.3%)、顷均收入(17.8%)、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满意度(17.3%)、户主年龄(9.4%)、 种植面积(5.9%)。由此可知，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中，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X5)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其预测因变量比例远高于其他自变量。同时，农业收入占比(X6)、顷均收入(X1)、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X2)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程度相差无几。可见，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集约化的小农户来说，种植规模的决策还依赖于农户的家庭禀赋，也就是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同时由于小农户家庭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所以反映农户家庭对农业依赖程度的农业收入占比也重要影响小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成本收益与政策环境变量相比小农户家庭特征来说，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依然是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

表5 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优势分析权重Table 5 Advantage analysis weigh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g grain farmers’ land circulation willingness

在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优势分析中，将6个自变量分别命名为：W1(顷均收入)、W2(顷均成本)、W3(政府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W4(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W5(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W6(年龄)。分析结果见表5，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中，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25.8%)、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24.2%)、顷均收入(18.2%)、政府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18.2%)、年龄(7.4%)、顷均成本(6.2%)。由此可见，政策环境类变量对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作用较强，尤其是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及机械化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W4)对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同时由于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粮食价格主要受政府宏观调控，因此粮食最低收购价(W5)代表了种稻的预期收益，它与顷均收入(W1)在影响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3.3 小农户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小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主要受家庭人力资本禀赋的影响。从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性排序来看，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30.3%)>农业收入占比(19.3%)>顷均收入(17.8%)>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17.3%)>年龄(9.4%)>种植面积(5.9%)，可见，粮食种植的成本收益和相关农业政策满意度是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小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决策时会更多地综合考虑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事实上，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比例，而在农民非农就业仍受制于其能力素质水平这种“无形门槛”的现实状况下，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比例实质映射了家庭人力资本的质量。因此，从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来看，小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其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最本质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农户是游离于市场和商品经济之外的，而究其根源，暴露的是“小农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思维惯性仍留存在小农户的观念之中。

种粮大户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主要受其感知的农业政策环境的影响。从影响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性排序来看，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满意度(25.8%)>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24.2%)>顷均收入(18.2%)≥政府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18.2%)>年龄(7.4%)>顷均成本(6.2%)，可见，农业政策环境是影响种粮大户进行种植规模决策最为关键的因素，而种植成本收益是相对次要因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价格相对稳定，而稳定的粮食价格规避了农户间顷均种植收入差距的价格因素，使得种粮的成本收益不是种粮大户优先需要考虑的因素。相反，农业税费改革后，一方面，国家层面通过调整农地产权制度、完善农地流转相关法律来奠定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逐年增加的农业反哺资金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扶持着规模种植户的兴起，同时体现国家意志的财政资金也在一定程度引导工商资本进行农业投资。规模种植户也正是在这种国家宏观调控下发展壮大的。但就目前而言，新型的规模种植户依然面临着融资困难、土地流转不畅、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缺少专业化、职业化农业生产队伍等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仍依赖于政府通过相关农业政策进行完善和解决。此外，相关农业政策的向好除了能使农户获得更多的经济补贴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从事农业部门的发展前期，从而使农户更倾向扩大现有的经营规模。因此，综合多方面的考虑，种粮大户在进行种植规模决策也就是如何配置土地这一要素时，关键在于是否有“正能量”的农业政策供给。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和农业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有效路径。本研究从理性小农理论出发，验证了粮食种植的成本收益类变量和政策环境类变量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小农户与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并进一步使用优势分析法判断了影响因素对于在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中的相对重要性。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对于小农户，粮食种植的成本收益和相关农业政策环境是影响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禀赋。此外小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还受户主年龄的负向影响和现有经营规模的正向影响。第二，对于种粮大户，影响其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其感知的农业政策环境，次要因素是种粮的成本收益，此外种粮大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也受到户主年龄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澄清了种粮的成本收益与农业政策环境对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作用边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农户和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基本格局。这些经验的发现，对于如何引导农户优化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决策具有现实的政策启示。一是，应完善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从研究结果来看，制约小农户规模化经营意愿最关键的因素是家庭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农村闲散劳动力用工平台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和利用效率，以解决小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并加强农业雇工的劳动技能培训使之成为有较高技能的新型农业劳动力以提高农业雇工质量，从而促使小农户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转型。二是，对于想要退出农业生产的小农户来说，应畅通其非农就业渠道。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积极培育乡镇企业，增加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高转移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能力，加速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通过两者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小农户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强化小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三是，要甄别出真正有意愿、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的种粮大户，提供更积极、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应进一步提高补贴的指向性和针对性，补贴对象应从偏重普惠补贴逐步转向普惠制与新型经营主体特惠制补贴相结合，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效力，激活农民的内在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