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魏雪，袁承程，刘黎明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193）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我国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1]。农户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其城镇化意愿的高低和城镇化诉求，决定了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与推进方向。对农户而言，城镇化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能否在城镇实现可持续生计是影响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关键[2]。因此，从可持续生计角度探求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对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激励农户进行城镇化有重要现实作用，而且对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有启示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城镇化已有较为广泛的研究，内容涵盖城乡迁移机制、农民（农民工）城镇化意愿特征、影响因素和城镇化推进方向等。有关城镇化意愿的界定包括城镇定居意愿[3]、城镇落户意愿和城市融入意愿[4]。目前研究者对我国农户城镇化意愿的高低未形成共识，仍需展开深入研究。如杨传开等[5]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农民进城定居意愿不足10%，而吕鸿强和熊彩云[6]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已高达57%。对于城乡迁移机制，国外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如基于城乡“效益差”的推拉理论[7]、微观层面的迁移网络理论[8]、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等[9]。移民的幸福感成为当前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10]，Lim[11]研究发现移民的主观感知对其迁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国内城乡迁移机制中纳入了农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因素，周文等[12]研究证实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的松绑有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黄忠华和杜雪君[13]发现农地制度对农民市民化意愿具有保险效应，保留承包地的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市民化意愿。此外，农民城镇化意愿与个人就业能力[14]、子女教育需求[15]正相关，与返乡创业能力[16]、照顾老人需求[17]负相关。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SLA）作为一种建设性的研究工具，可以甄别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给出多种解决方案[18-19]，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在农村发展研究中。Jendoubi等[20]利用SLA探讨了突尼斯农户生计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发现由于生计资本较低，农户倾向于采取不可持续的土地管理策略，导致了土地退化，进一步加重了生计的不可持续性。此外，国内外学者应用SLA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户生计转型[21]、农户生计资本重构[22-23]、生计响应[24-25]、生计安全与生计多样性[26]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多将SLA应用于农业经营、兼业化等农业型生计策略上，而对迁移型生计策略的研究较为缺乏。

综上，学界对城镇化的研究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将两者结合起来从可持续生计角度考察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研究较为鲜见。基于此，本研究拓展生计策略的概念，提出农户城镇化意愿概念模型，利用粮食主产区湖南省桃江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城镇定居意愿现状，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居住意愿农户群体的生计资本和脆弱性环境差异，并借助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提供政策借鉴。

1 理论框架

城乡迁移是人类在面临不利社会经济状况时的一种调整反应，目的是寻求更适合的生计[27]。城镇化作为城乡迁移的结果，可以看作农户基于自身生计资本状况和脆弱性环境进行的生计选择之一。借鉴英国国家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28]，提出本文的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框架（图1）。该框架共包含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目标、脆弱性环境、政策制度及其过程化5个部分。

图1 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框架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farm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类。其中，人力资本是保证农户追求不同谋生策略并实现其谋生目标最基本的资本，包括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和良好的健康状况；物质资本是维持生计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工具，可通过改变物理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生计目标；金融资本是用以谋生的对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的固定资产和资金流，可以直接改善生计结果并转化为其他4类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户在追求生计目标时能够运用的社会资源，其高低主要受社会网络规模、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数量和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因素影响[29]；自然资本即自然资源存量，包括资源流（如土地、森林）和提供的服务流（如土壤养分、侵蚀保护），自然资本对资源依赖型生计至关重要。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是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生计策略选择的结果又会反作用于家庭生计资本，影响生计资本的增量和组成。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城镇化和非城镇化（即留守农村）两种。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巩固家庭的可持续生计目标（如提高收入、改善环境、降低脆弱性等），生计目标的完成度会进一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质量，优化生计资本组合，从而提升农户生计的稳定性。

人们通常在应对风险的环境中追求生计，其中，脆弱性环境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要素的发展趋势、冲击和季节性波动，具体表现为群体在家庭、社区、国家等不同层面的需求。脆弱性环境作用于整个生计过程，影响生计资本的获得、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目标的实现等。政策制度及其过程化包括制度、政策、立法和执行的组织机构等，其作为农户实施生计活动的外部环境，影响生计资本的获得以及不同生计资本间的相互转化。土地流转与城镇化政策是当前我国农户生计转型面临的主要制度环境。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提高，这有效降低了农民寻求城镇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为促进农户参与城镇化过程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强有力的人口城镇化政策保障体系有效降低了农户生计向城镇化转型的直接成本与心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的城镇化生计能力，土地流转与城镇化政策共同作用使农户生计进入由农业型向非农型转型的加速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桃江县地处洞庭湖粮食主产区的西南方向，农户类型以兼业型为主。自2009年起，桃江县开始涌现土地经营权流转现象，2014年整县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行为，此后适度规模种植和家庭农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根据桃江县农业局和各乡镇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提供的土地流转数据统计，2018年末全县共有16个土地流转中心，耕地流转率达到70%，其中45%的流转耕地流向农业专业合作社，37%流向家庭农场，流转后农户实际经营的耕地规模集中在6.67~33.33 hm2。近十年来，桃江县积极推进“大益阳城市圈”和“东进西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出台了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统筹城乡医疗保险、提高城乡养老待遇等多项举措。根据桃江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统计，2017年末桃江县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达到100%，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达到96.30%。2018年末桃江县城镇化率为48.66%，而《桃江县城总体规划（2016—2030）》中提出规划期末桃江县城镇化率要达到68%，依此计算，桃江县城镇化年均增速须达到1.6%。因此，桃江县的城镇化推进压力仍十分巨大，亟需探索高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可行途径。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8月份课题组在湖南省桃江县进行的农户调查项目，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搜集资料。对于农户样本的选择，依据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状况和区位条件，选择桃江县下辖的4个乡镇（桃花江镇、高桥乡、灰山港镇和石牛江镇），每个镇随机抽取4~5个行政村，每个样本村再随机选择10~15户农户。在收集农户数据的过程中，首先与各村镇的负责人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总体了解各村镇的土地利用现状和农户生计特点，然后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户主为主，并参考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信息，每户调查时间为40~60 min。问卷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基本信息、城镇化意愿、生计资本、生计方式和土地利用等情况。农户问卷调查过程中的不明之处或互相矛盾之处，通过村镇负责人的访谈记录进行修正。本研究共调查4镇19村，发放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207份，问卷有效率为94.09%。

2.2 变量选择

城镇化有定居、落户等不同层次[12]，基于实际调研情况本研究将“进城定居”作为城镇化的判

断标准。在调研过程中通过询问户主“未来五年是否计划进城居住”来测量农户的城镇化意愿（若户主认知有限，则询问具有实际家庭决策权的成员）。依据前文提出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概念模型，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2,25,30-31]，选用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有效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测量农户的人力资本，用住房状况和住房距县城距离测量农户的物质资本，用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比测量农户的金融资本，用家中有无干部和户主城市经历测量农户的社会资本，用实际耕种规模和承包地规模测量农户的自然资本。由于研究尺度为县域，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一致，因此脆弱性环境重点关注农户家庭层面的需求[25]。实地调研发现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是农户生计中最关切的两个方面，所以用抚养比表征脆弱性环境。此外，土地流转与城镇化政策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已体现在农户实际耕种规模、城市经历等生计资本指标中。各指标的含义、赋值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Table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2.3 生计资本测算与比较方法

1）生计资本测算。采用熵值法确定生计资本各指标权重[32]，权重结果见表1。因家庭收入和实际耕种面积两个指标存在极端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进行标准化非负平移处理。农户生计资本计算参考马聪等[33]的研究，方法为：

式中：HCn为某项生计资本数值，HC为总生计资本数值，Xij为i农户j指标标准化平移后的数值，wj为j指标权重。

2）生计特征均值比较。为了从群体层面考察生计资本和脆弱性环境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基于城镇化意愿的不同将农户分为愿意进城居住和不愿意进城居住两个群体，组成新的分析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城住意愿的农户群体的生计资本和脆弱性环境进行差异分析[34]，以探明不同群体间的生计特征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2.4 回归模型选择

Logistic回归是分析微观个体意愿、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想模型[35]。本研究中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是”和“否”两种结果，属于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该回归模型能确定自变量X对因变量Y发生概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回归模型为：

式中：P表示事件发生概率，即农户愿意城镇化的概率；O表示发生比，是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即农户愿意城镇化与不愿意城镇化的概率之比；Xj为自变量，β0为常数项，β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n为自变量个数。回归系数为正时，表示自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发生比会相应增加Exp(β)；回归系数为负值时，则含义相反。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城镇定居意愿分析

本文首先整理了农户的城镇定居意愿现状，以便对农户当前的城镇定居意愿高低、定居地点选择偏好、定居目的倾向和不愿意进城定居的原因等有整体认识和初步判断。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07个调查对象明确表达了城镇定居意愿的倾向，其中168户没有计划在未来五年进城居住，表明当前该区域农户城镇化意愿不高，仅为18.84%（表2）。在定居地点选择上，约70.38%的农户偏向定居在小城镇，选择省城和地级市的农户比例相等，均为14.81%。定居目的方面，约46.15 %和41.03%的农民计划定居城市的原因为城市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便利的生活条件，17.95%和7.69%的农户则是因为城市中良好的教育、完善的社会保障而选择在城镇居住。没有计划进城定居的原因方面，其中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农户占83.93%，主观认为城乡差别小的农户占40.48%，因为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熟络的人际交往而更愿意留在农村的农户分别占52.38%和35.12%。另外，30.36%的农户因缺乏技能和知识担心入城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计划进城居住。以上数据表明，由于经济条件和人力资本的限制，以及农村良好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粘性”，当前桃江县农户城镇定居意愿总体较弱，倾向定居于城市的农户主要是因为城市具有就业机会多、生活便利等优势。此外，农户进城意愿受邻里效应（即身边人决策）的影响[36]。农户城镇定居意愿较弱且偏向定居小城镇的研究结果与杨传开等[5]的研究结论相似。

表2 农户城镇定居意愿现状Tabl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 and towns

3.2 不同进城定居意愿群体的生计资本比较分析

不同农户群体的生计特征及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除社会资本外，不同进城居住意愿的农户群体在其他生计资本和脆弱性环境维度上的均值具有显著差异（表3）。愿意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的总生计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脆弱性环境分别是不愿意进城居住农户群体的1.041倍、1.181倍、0.87倍、1.147倍、1.054倍和1.074倍。这意味着，不同农户群体在不同生计特征维度上表现出差异性且差异方向不一致。具体而言，愿意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表现为较高的生计资本总量，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但其物质资本存量低于不愿意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

表3 不同农户群体生计特征的差异Table 3 Differences of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farmer groups

3.3 农户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求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的城镇化意愿，本文利用SPSS 2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的最大值小于5，表明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满足回归模型要求。将标准化后的自变量以进入方法全部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2 Loglikelihood检验结果为107.986，NagelkerkeR2= 0.580，大于0.4，说明当前模型中自变量能够解释58%的因变量总变异，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有效劳动力、距城市远近、家庭总收入和抚养比4个变量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则无显著影响（表4）。

表4 农户城镇化意愿模型的估计结果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farm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model

1）人力资本。家庭中有效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P<0.05）。由表2可知，农户计划进城居住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没有计划进城居住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高。有效劳动力是通过体力和智力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的家庭成员，其数量越多，一方面进城寻求就业机会的需求越大，对城镇的心理适应程度越高[37]，另一方面家庭总收入越高、承担城市中生活成本的能力越强。有效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学习能力和面临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城镇化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一般对城镇生活的适应能力强。样本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差异化小，这是造成受教育程度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此外，由于城市就业歧视和市场分工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在迁移中难以进入待遇好、工作稳定的部门，因此农户迁居行为和家庭受教育程度可能呈现非线性关系[38]。

2）物质资本。距离县城远近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极显著负向影响（P<0.01），距离县城中心越近，农户的城镇定居意愿越高，这与新古典迁移理论中的距离效应一致。由于城市文化的扩散效应，城郊农户的生活方式、就业状况等受城市文明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从事非农工作比例较高、城镇化观念成熟，因此更有动力进行城镇化。此外，有研究表明移民的迁移风险感知随迁移距离增加而增加[11]，居住在远离城市地区的农户对城镇化带来的好处更加悲观，其城镇化意愿较低。住房构建年限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购买或建造住房在中国农村家庭的事务性安排中是刚性需求，住房构建年限的长短体现了家庭消费对这种刚性需求的满足程度。与其相比，城镇化在家庭事务安排中属于长远计划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论农户是否进行城镇化一般均会构建新房，二者无直接关系。在调研中，新构建房屋多数是农户为子女准备的婚房，或是为改善住房条件对老房子重新装修，以进城居住为直接购房目的的农户很少。

3）金融资本。家庭总收入高的农户更愿意进行城镇化（P<0.05），家庭总收入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城镇化的可能性是原来的7.499倍，可见，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可有效提高农户的进城定居意愿。城市高昂的房价是农户进城居住的最大阻力，而村集体成员在农村无偿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住房和就业需求均可得到稳定保障。现阶段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置处于改革试点深化阶段，宅基地等农户福利难以有效实现资本化。所以，在城乡居住成本“鸿沟”和农村福利无法转换为进城金融资本的现实背景下，家庭总收入高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更强烈。此外，家庭总收入越高也意味着农户对潜在迁移风险的抵抗能力越强。家庭收入构成反映了家庭成员从事的工作性质并获取相应收入的能力，聂伟和王小璐[37]研究认为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城镇迁移的心理成本越低，其城镇化意愿越高。本研究结论与此相反，发现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无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桃江县农户以务工收入、社保收入和子女或亲友补贴等非农收入来源为主的，农业收入占比普遍较低、差异性小。

4）社会资本。家中有无干部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无显著影响。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家庭出发由亲到疏的人际关系网络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39]。在调查地区，基于血缘的家庭网络、基于地缘的邻居网络和基于情感的朋友网络构成了农户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户与行政隶属的正式组织互动普遍较少。户主的城市经历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较为复杂，一部分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农民切身感受到城市工资收入高、公共设施完善等优势，同时城市务工经历使其积累了一定积蓄，因而愿意进城长期定居[40]；另一部分农户在城市中打拼多年仍难以获得身份认同，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状态，深刻体会到城乡差异后更看好农村未来的发展机会，倾向于利用城市务工积累的经验、资金和技术返乡创业[16]。因此，户主城市经历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5）自然资本。家庭实际耕种面积和承包地面积均对农户城住意愿无显著影响。李升和苏润原[40]的研究也表明承包地对流动人口的城镇居留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桃江县自2009年土地开始大规模流转，政府积极推进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建设并给予资金支持，转入土地农户有机会依靠规模种植获取更高的农业收入，同时转出土地农户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城谋生。但是，实际情况是农户出于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即使参与土地流转也未将家庭全部土地转出，仍留有足够的口粮田。在调查中有多数农户表示出对食物安全的担忧和对粮食市场的不信任，表示“自己吃的粮一定要自己种”、“市场上流通的大米都不敢给小孩子吃”，部分农户甚至采取“自吃粮和出售粮分开种，自吃粮少打药、少施化肥”的种植策略。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要求季节性的劳动投入，这种不完全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客观上降低了农户完全脱离农业而进城居住的意愿。

6）脆弱性环境。抚养比对农户城镇化意愿具有极显著正向影响（P<0.01），农户家庭抚养比每增加1单位，农户城镇化意愿提升1.886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养老医疗服务对农户有极大的现实吸引力[41]。据调查，分别有17.95%和7.69%的农户因为教育和社会保障因素而选择定居城市（表2）。以往研究发现，城乡教育成本差异和入学资格限制导致有上学子女的家庭具有较低的进城意愿[42]，存在老人赡养的家庭更倾向返乡而非在城市居留[40]。本研究结果与之相反，反映出农村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与老人赡养问题，调研中大多数农户认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投资，把实现家庭阶级跃升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另一方面，也表明桃江县在保障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享有公共义务教育等问题上已取得明显成效。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现阶段桃江县农户进城定居意愿不高，且更愿意定居到小城镇。就业、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是吸引农户进城居住的主要因素，可见城市对农户仍然具有极大的生计提升能力和解决生计需求的作用。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相对较差的城市生态环境降低了农户的进城居住意愿。

不同进城定居意愿的农户群体存在显著的生计资本差异。桃江县计划进城居住的农户群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较低的物质资本，并且面临较大的家庭抚养负担。具体而言，有效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家庭总收入越高、距离县城中心越近、抚养比越大对农户城镇定居意愿的激励作用越大。综上，重点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满足农户在就业、子女教育和养老方面的城镇化诉求，可有效激励农户进行城镇化。

政策制度对农户生计选择的影响机制复杂且难以定量化研究，本文仅从定性角度讨论了桃江县城镇化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户生计决策的作用关系，未来可进一步从定量角度评价政策制度对农户生计选择的影响。此外，本研究只关注了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城镇化意愿是否转化为农户实际的城镇化行为还需要持续地跟踪调研。

4.2 政策建议

1）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增加农户的金融资本。家庭总收入和有效劳动力是影响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考虑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之间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以及自然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31]，一方面，应建立针对性、多层次的岗位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入城农户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规范农村承包地流转程序，保障农户在农村的资源型资产有效转化为入城资产，以增加农户的金融资本。此外，本研究发现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受邻里效应影响显著，建议通过农民工工会活动等协助城镇迁移农户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其社会资本，增强迁移农户对城镇生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满足迁移农户的城镇化生计需求。进一步扩大城市中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满足进城农户的生活需求和就业需求，以增加城镇对迁移农户的有效吸引力。此外，本研究发现县城等小城镇对农户迁居有巨大吸引力，未来国家的城镇化政策应重点向小城镇倾斜，将小城镇作为农户从农村迁移到大城市的跳板，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