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4
杜国明,张雯,张爽
(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下提出的国家战略。2018年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发布,提出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方案,全国进入不同尺度的乡村振兴规划编制与政策实施新阶段[1]。乡村是空间地域,乡村振兴是面向乡村空间地域单元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须借助有效的空间治理手段来实现[2]。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空间问题,空间治理通过设置空间发展权、调整空间结构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空间上的公平、有效和可持续利用,以实现各地区间协调发展[3]。随着空间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正在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科学完整的区划体系作为支撑,空间区划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和促进生态文明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空间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乡村治理仍旧是乡村发展中的短板。发展过程中开发强度失度,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失调和空间发展失序失衡等有关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这主要与空间治理体系特别是空间区划体系和空间管制规则等不完善有关。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合理划分区划体系,对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城乡统一发展,落实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关于空间区划的应用可追溯到公元前两世纪,古希腊的Eratosthenes将全球划分为5个气候带。近现代区划始于19世纪初,无论近代地理学家Humboldt首创的世界等温线图,还是农业经济学家杜能的农业圈,空间区划研究均以单要素为主。20世纪40年代后,俄罗斯学者率先开展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区划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同时,进入20世纪,城市发展迅速,区划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高效管制城市用地空间,提高资源配置功不可没[4]。随着城市发展,乡村地区逐渐落后,尤其二战后,各国农业和农村出现衰退危机[5-6]。20世纪30—70年代,欧洲、日韩等国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积极采取了针对各自国情的空间管理措施[7-8]。20世纪70年代后,空间区划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在城乡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学者们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意义重大[9-11]。在我国作为空间治理重要手段的空间区划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大禹划九州。现代关于空间区划体系的研究早期侧重于农业地域分区,1936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2]将全国划分为9个农业区,开创了中国农业区划先河。区划研究在我国发展至今,从单一要素区划转变为多要素兼顾的综合区划,从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到多元经济建设,再到如今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13]。近年来,学者们从诸多方面开展空间区划研究[14-17],谢高地等[18]采用三级分区,建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功能分区系统;杨忍等[19]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特别是刘彦随[20]提出了“三主三分”的乡村振兴规划方法,并依据该方法确立了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这些区划研究有效地促进了相关空间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秦始皇统一6国后分36郡,郡县便是我国两千余年来最基本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单元,几乎包括了乡村治理的全部对象和内容。县域是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和实施不可或缺的重要行政单元,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生根有赖于县域的科学规划与稳步实施[21]。如何科学、合理编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使之成为连接现实乡村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可靠桥梁是一项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从地域空间视角出发,在探讨乡村振兴空间治理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借鉴以往区划研究思想,构建县域空间区划体系,并以依兰县为例,开展案例分析,为县域发展提供空间区划方案和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系统解决我国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境所作出的战略选择[22],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字总要求给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提出了明确目标,即五大发展目标的统筹共建[23]。乡村振兴各项目标任务协调有序地推进,需要依托有效的乡村治理,依靠合理的空间区划。同时,五大发展目标又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相呼应,实现乡村振兴要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统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
乡村振兴既要寄希望于广大乡村地域发展的内生动力,更要充分发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外力帮扶和带动作用,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有效治理[24]。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建设用地空废化等乡村发展问题仍然突出[25]。针对乡村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尊重乡村地域分异规律,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乡村空间区划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并提高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26]。以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导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分区分类分级推进乡村振兴,规范县域空间秩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27]。
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内容繁杂、千头万绪,需兼具层级性、系统性、地域性和多功能性,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寓于各层级目标之中,在此过程中理顺并处理好人地关系、城乡关系、村际关系和居业关系,构建多尺度并进、多角度融合的县域空间区划体系(图1)。遵循乡村地域空间差异,形成以县城为牵引、以村域为载体、以村庄为重点的“功能分区—村域分类—村庄分型”的县域空间发展格局(图2)。确立空间分区管制规则与发展路径,构建区域发展模式,实现空间协调治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图1 县域空间区划的关系Fig.1 Relationship map of county spatial zoning
图2 县域空间区划内在逻辑Fig.2 Internal logic of county space zoning
县域功能分区是县域乡村振兴空间区划的起步点。县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县域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举全县之力、尽全县之能。县域是以乡村为基质、城镇和生态空间散布其中的空间地域有机体,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内在分工和紧密联系,支撑着县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28]。在县域之内,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区域差异显著,各自主导发挥着不同功能,同时又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县域城乡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为更好发挥各类型区的作用与功能,找到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力点,有效管控与指导土地利用,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对县域内全部地域空间进行分区,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和互相协调的空间格局。
村域分类发展是县域乡村振兴空间区划的着重点。行政村是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差别化的区域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决定了乡村地域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与路径也不尽相同[23]。在地域空间视角下,划分村域发展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行政村,判别发展优势与不足,提出差异化、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与振兴之路,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村庄分型优化是县域乡村振兴空间区划的发力点。村庄是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与组织核心[29],是村域范围内人们生活空间的集聚场所,即居民点。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村庄作为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物质实体也不断发展演变[30]。目前,中国乡村地域内部村庄“散、乱、空”的问题较为普遍,不是所有村庄都具备实现振兴和现代化的条件。只有了解村庄发展现状,弄清村庄发展趋势,把控和完善县域城乡体系、村屯体系,厘定村庄发展类型,才能确保县域乡村振兴充分、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31]。
基于上述县域功能分区、村域分类和村庄分型的内在要求,分级开展空间区划,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空间区划体系框架(图3)。
图3 县域空间区划体系框架Fig.3 Framework of county spatial zoning system
县域功能分区以促进城乡融合、协调“三生”空间和明确地域功能为目的,考虑县域区际联系,划定功能区。一方面从城镇地区、乡村地区和区域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组成城乡—生态有机体;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行政体制,部分县域内会存在行政上非隶属于本区,但位于行政区范围内,并且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存在联系的地域。结合区域资源特点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县域内土地利用类型和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的主导功能为依据[32],将县域空间划分为牵引区、本体区、保障区和协同区4类功能区。其中,牵引区划入的范围包括现有以及规划预留的城市、镇政府驻地和具有重要区位的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用地区及当前纳入规划的建设用地区和大型旅游区。牵引区是县域内的城镇地域,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和医疗等中心,与广大县域有着天然、密切和不可分割的社会经济联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着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重要角色,是连接城镇和乡村间的重要枢纽。本体区范围是除县城和建制镇以外广大的乡村地域,是乡村振兴的主阵地,发挥着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各种功能。保障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以维护区域内并保障周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主要功能的区域。将县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重要河湖及蓄滞洪区、滨海防患区、水源保护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区,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岛屿、湿地、内陆水域、森林、草原和荒漠,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和历史文化古迹等保护区域划分进保障区。保障区具有生态、文化、历史和景观等多重价值,发挥着水土保持、生态涵养、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将位于县域内但不归县直接管辖的特殊区域,如大型农场、林场和监狱等划分为协同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要与县域有效衔接,发挥与县域协同发展的功能。
综合考虑村域内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结合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产业,通常可以将行政村划分为工业发展类、种养发展类、旅游发展类、林业发展类、渔业发展类和多元发展类等。其中,工业发展类行政村工业产业基础好、发展快、产值高和从业人员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工业作为村内主导产业之一,能够有效带动村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种养发展类行政村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或养殖业规模较大,产业发展主要依赖种养殖业,承载着县域主要粮食生产和畜禽养殖功能。旅游发展类行政村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或悠久的历史底蕴、浓郁的民族文化使其在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能够为人们提供风景观赏、娱乐、休闲和文化等服务,且服务业收入较高。林业发展类行政村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生态环境良好,可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经济。渔业发展类行政村多是位于沿海、河流地区或包含湖泊池塘的村域,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渔业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多元发展类行政村发展条件较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是典型的田园综合体村域。
依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村庄类型划分要求,综合考虑村庄的自然状况、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和景观特征等条件,在命名上着重突出居民点的处置方式,将村庄划分为极核发展型、乡城转换型、特色发展型和转移发展型。其中,极核发展型村庄一般是乡政府驻地村、规模较大且具有重要区位条件的中心村、产业发展有良好基础的自然村,此类村庄规模较大、人口较多,村庄内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善,是县域范围内的次增长极,不仅自身发展能动力较强,并且可以带动周边村庄发展。乡城转换型村庄一般位于城镇边缘地带,受城镇影响和辐射带动作用较大,且已纳入城镇建设区范围内,未来将转换为城镇。特色发展型村庄一般是具有特色产业、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自然村,或具备可挖掘优势的一般性中心村,此类村庄是彰显自然风光与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发展特色产业或乡村旅游的优势村。转移发展型村庄一般区位条件相对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生活空间恶劣和“乡村病”表现明显,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和环境污损化等问题突出,需要撤并搬迁。
县域空间区划作为乡村振兴规划的内容与手段,在国土空间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与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衔接。县域功能分区考虑各区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主导功能,在空间上或与“三区”有交叉,但“三线”作为不可逾越的刚性指标,在分区分类分型的发展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在空间分区管制规则中也应做好说明。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动力,牵引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必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种养殖业延长产业链条,建设加工、包装和销售基地,打造符合县域定位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提升县城对乡村的支撑力,提供更多职位岗位,留住人才,保住人口,壮大县域发展的社会力量。增强县城中心服务功能与辐射能力,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走特色化、集约化和可持续的振兴之路。
本体区要协调好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各项规划间的关系,开展有效的乡村治理工作。判别村庄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整合村域资源要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行生态环境整治,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部分优势村域也可成为次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村域发展。依托村域有利资源优势,发展新型产业,加强相邻村域间的联系,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粮食安全大过天”,广大的农村地域始终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区,不论何种村域类型,都要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村庄建设红线。
保障区要严格落实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各类用地规模与管控要求。严禁各类开发与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从源头根治,逐步退出原有开发和生产活动。将生态修复和文化保护作为重点,推进生态环境整治工程,建立起责任明确的生态与文化保护机制。
协同区应注重与县域发展的协调性,加强经济联系、密切文化交流、互通区域资源、衔接基础设施和共享公共服务,构建与县域协作互补、互通有无的空间发展格局。
工业发展类行政村在发展过程中应坚持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和用地集约的原则,形成集约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严禁产业发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加强资金与政策的扶持力度,密切与牵引区的联系,不断吸收新技术和新理念。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此类行政村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应践行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
种养发展类行政村在发展过程中应发挥区域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乃至以种带养、种养循环模式。支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种养殖业,走现代化发展道路。鼓励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绿色乡村品牌,促进产品增值和农民增收。分散养殖是破坏乡村生态环境的一大污染源,要推动集中养殖,完善养殖设施,配套相应排污设施,鼓励村域间设施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
旅游发展类行政村要依据村域自身资源特点与环境承载能力,打造特色突出的旅游发展方向与定位,如生态类、文化类、休闲类和疗养类等。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遵循适度开发的原则,尊重并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新增设施要与村域内自然景观、历史环境相得益彰。开发精品旅游路线,优化景点布局,促进乡村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开发和销售富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商品和纪念品,提升旅游文化感受。
林业具有产业链条长、生产周期长和收获效益慢的特点[33],林业发展类行政村可发展林下种养殖复合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延长林业产业链条。积极发展木材加工、林下产品加工等相关林业第二产业。利用森林景观发展林业旅游、林业生态服务等第三产业,形成完整的林业产业链条,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价值。提升对林业资源的监督管理能力,严禁破坏森林资源的开发行为。
渔业发展类行政村在发展中应引导渔民保护江河湖海等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改造渔业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依靠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发展休闲渔业,因地制宜制定特色休闲主题,创新服务模式,加强政策资金支持。
多元发展类行政村一般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较其他类型村域发展的明显优势是可整合各项优势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应有序推进各项产业发展,使多项优势产业间相互协调,带动发展。
极核发展型村庄应在村域类型定位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发展目标与策略。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对养老、医疗、教育和体育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整治村庄人居环境,鼓励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居业协同体,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充分发挥区域内优势产业与资源的作用,增强村庄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用地布局结构,优化产业空间,提升村庄用地效率。
乡城转换型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应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对接城镇发展标准,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互通共享。改善村域内部粗放低效的用地模式,在城镇建设用地紧缺的情况下,平衡城乡用地需求。推动要素流动互通,参与产业发展,依靠有利的区位条件发展多功能农业,满足城镇需求。
特色发展型村庄应在发展过程中发掘村庄优势资源,探寻村庄发展价值,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方向,促进村庄可持续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对外交通,美化村容村貌。重点整治空心村与“一户多宅”问题,提高村庄用地效率。发展特色工业、种养殖业等类型的村庄应根据地方特色资源,找准发展定位,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延长产业链,走特色化、专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乡村旅游类的村庄在发展中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把保护传统村落风貌、文物古迹和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保持村庄特色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原始性,强化管理机制。
转移发展型村庄不具备发展的条件,不宜进行各类生产建设活动,应列入撤并搬迁计划。充分考虑农民意愿以及区域整体状况,进行集中或分散安置。撤并后的村庄建设用地实施土地复垦,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宜耕作的地区优先进行生态修复。
通过县域空间的分区、分类和分型,对乡村地域空间进行整合、划分和定位,进而分区管制、分类施策和精准推动。本文构建了“自上而下”的三级县域空间区划体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整体定位—多元发展—核心提升”的乡村振兴空间发展格局,并应用于乡村振兴重要阵地之一的东北地区典型县域——黑龙江省依兰县,构建了符合依兰县县域实际情况的空间区划体系。
依兰县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部(129°11'50″~130°11'40″ E、45°51'40″~46°39'20″ N),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处松嫩平原东侧、三江平原西侧,小兴安岭余脉、张广才岭余脉延伸地带,地貌形态多样。依兰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3.1~3.6 ℃,水资源较为丰富,多年地表径流量343亿m3,地下水储量5.8亿m3。全县土地总面积为4 607 km2,下辖6镇3乡,132个行政村,812个村庄。截止到2020年底,全县总人口为25.8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74亿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 857元和14 443元。依兰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是东北大粮仓的一员,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但县域内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面临城乡发展失衡的严峻问题。
本研究所涉及到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数据共享平台中2018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哈尔滨统计年鉴》;由依兰县统计局提供的2018年《依兰县统计年鉴》;自然资源局提供的2018年1∶10 000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2006—2020年);城建部门提供的《城乡规划图(2010—2030)》;以及相关部门所提供的2018年《交通体系分布现状图》《交通道路规划图(2010—2030)》《环境保护规划文本(2015—2020)》等相关文件。
4.3.1 功能分区 以县域内全部地域空间为对象,以土地利用情况为主要依据,充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等已有规划,明确各区域用途属性与主导功能,遵循功能相似性和差异性原则,对区域所属功能进行整合,划定依兰县乡村振兴功能分区[24]。
从空间来看,牵引区整体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格局特征(图4),“小聚集”主要包括依兰镇、江湾镇的镇政府驻地、迎兰乡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区和工矿用地区;“大分散”为其他镇政府驻地、乡政府驻地建设用地区和工矿用地区分散分布。从规模来看,依兰县各功能区面积:本体区>牵引区>协同区>保障区。其中,牵引区总面积为205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4.5%,作为县域的核心区域,引领乡村发展,为乡村发展搭建平台、提供服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本体区总面积为4 050.1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87.9%,作为乡村振兴的主阵地,规模大、范围广和任务重,包含各乡镇主体区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主体区域。保障区总面积159.7 km2,占总面积的3.5%,主要沿县域内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和巴兰河沿岸呈带状分布,湖泊和大中型水库呈点状分散分布。保障区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发展原则以保护为主,逐步减少在保障区内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防污染管控,留住绿水青山。协同区总面积为190.9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4.1%,主要分布在依兰县西部地区,迎兰乡和达连河镇境内,包括管辖权隶属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和垦区的国营林场和农场。作为县域发展的特殊单元,不受依兰县政府管辖,在发展过程中,要尤其注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其他区域间的协调性,互通有无、协调发展。
图4 依兰县空间区划图Fig.4 Spatial zoning system in Yilan County
4.3.2 村域分类 以依兰县功能分区结果为依据,以行政村为单元,尊重地域分异规律,综合考虑村域内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因素以及依兰县作为典型农业县的实际发展状况,构建指标体系(表1),运用SPSS软件,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不同村域发展方向进行相似性聚类,综合考虑地理要素,对聚类结果进行适当调整,得到依兰县村域发展类型(图4)。
表1 依兰县村域类型划分指标体系Table 1 Classification index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Yilan County
工业发展类总面积为1 191.9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25.9%,主要分布在县域中部及部分乡镇政府驻地附近。该区域工业从业人员多,村集体经济水平较高,工业产值较大,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建有工业园区,是依兰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规划引导分类组团模式,同类产业集聚组团,不同集聚圈发展具有区域优势或特色产业,与保障区相邻区域尤其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种养发展类总面积为1 996.1 km2,占比为43.3%,主要分布在县域东部,耕地集中连片区域。该区域居民点广布、地势平坦、水源丰富和土质肥沃,是宜居宜种养的优势区域,承担着依兰县粮食生产的主要功能,是综合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旅游发展类总面积为546.2 km2,占比为11.9%,主要分布在依兰县的中西部和南部。该区域地势崎岖,景色齐聚,古迹闻名,包含金代五国城遗址、土城子石城遗址、慈云寺和东山怪坡等景点,依兰县还曾荣获中国十佳休闲旅游城市称号,旅游业发展迅速,并带动服务业整体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效益,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林业发展类总面积为520.9 km2,占比为11.3%,主要分布在县域西北部和南部地区。该区域海拔较高,林业资源丰富,凭借其资源优势,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木产品加工、林下产品加工等相关林业产业,获得较好收益,带动村域整体发展。同时林地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与生物圈协调的重要根基,还起到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复育的作用。
4.3.3 村庄分型 在村域分类的基础上,以村庄为基本单元,综合考虑村庄的自然状况、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和景观特征等条件,运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对村庄进行适宜性分区,结合依兰县村庄分布特征,划分依兰县村庄类型(图4),完善村庄体系,确定发展方向。
从现状来看,依兰县不同乡镇之间村庄规模存在差异,整体呈现“多、小、散”的状态,即村庄整体数量多,村庄规模小、人口少,整体分布分散。村庄与城镇间缺乏密切联系,内部没有明确分工,需要科学的类型划分指导村庄发展。极核发展型村庄主要为各乡镇中心村或区位重要的大型村庄,共28个,总面积5.68 km2,占村庄总面积的5.87%,此类村庄自身发展能动力强,对其他类型村庄有参考示范和带动作用。乡城转换型村庄共49个,总面积8.45 km2,占村庄总面积的8.73%,此类村庄是城镇发展的储备地,随着依兰县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提升,城镇空间有序扩张,这些村庄将逐渐纳入城镇范围内,将有效地缓解城镇化过程中“人”与“地”的压力,促进“人、地、业”和谐发展。特色发展型村庄共410个,总面积76.52 km2,占比为79.05%,此类型村庄自然地理条件较好,镶嵌于农地质量较高,区位与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该区域内种养业、林业和旅游业各有千秋,特色发展,振兴潜力大。转移发展型村庄共325个,总面积6.15 km2,占村庄总面积的6.35%,此类村庄往往分布在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村庄周围。村庄内部空心化严重、人口大量流失、基础设施不完善、利用效率低和产业发展滞后,难以维持村庄的基本功能,无法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应实现有序搬迁和土地复垦,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土地浪费,优化城乡体系,实现人口与产业集聚。
研究表明,由于空间定位不明、功能分区不清所导致的乡村空间治理面临的困境是当前乡村振兴规划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解决乡村发展中出现的治理短板,推动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必要构建适宜的县域空间区划体系,并制定相应的空间管制措施与发展策略,使县域空间治理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推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从县域功能分区、村域发展分类和村庄发展分型构建多层次、多尺度的县域乡村振兴空间区划体系,明确各类型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针对县域内土地利用类型与发挥的主要功能,将县域划分为牵引区、本体区、保障区和协同区;基于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等,将行政村划分为工业发展类、种养发展类、旅游发展类、林业发展类、渔业发展类和多元发展类;基于各村庄的自然状况、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和景观特征等,将村庄划分为极核发展型、乡城转换型、特色发展型和转移发展型四种发展型态。
结合分区类型的发展目标与功能,提出县域空间分区的管制规则与发展路径,以便实现差别化管理,统筹推进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强化规划的现实落地性。当前阶段,国土空间规划等各项规划正谋划布局中,合理衔接各项规划,完善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是保证乡村振兴空间区划体系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
本研究以依兰县为例,构建县域乡村振兴区划体系框架,将依兰县划分为“四区四类四型”。本研究提出的空间区划体系在依兰县基本适用,分区分类结果基本符合依兰县实际,对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有实践指导价值。谋划布局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但需要说明的是,案例区为东北典型县域,有必要对其他地区继续进行实证研究。应用于实际分区时,针对不同的县域,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合的指标体系是合理划分村域类型与村庄类型的关键。同时,分区结果要适当参考已有相关规划图件与其他分区成果,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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