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李玉贝，陆迁，郭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与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普遍共存，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但在现实实践中，我国运用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导致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效率低下，利用系数只有0.3-0.4，与发达国家的0.7-0.9相差甚远[1]。灌溉用水供给不足和利用效率低下导致资源性缺水，危及区域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积极发展高效节水农业，提高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对缓解农业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于2012年颁布了《国家农业节水纲要》（2012-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效用水技术覆盖率达到50%以上。尽管政府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然而现实中，节水灌溉技术并未得到农户的广泛认可[2-3]，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偏低，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采用率减少的现象[4]。因此，如何激励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率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迫切问题。

已有研究证实，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传播农业技术信息，而且能够有力地改变农户技术采纳的态度和行为[5-6]，是农户实现技术获取、资源交换、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础[7]，在农户技术采用决策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结构上看，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同质性关系和异质性关系，其中，同质性关系是指交往的人群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趋同，人与人关系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通常指家人、亲朋好友、邻居等，其特征是具有同质性、稳定性与可靠性。异质性关系即交往面广，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信息多样，人与人关系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情感维系，包括研究推广机构、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种子供应商等。其特征是异质性较强，具有广泛性与连续性[8]。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与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网络中流动着的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影响巨大，这种影响程度将涉及到网络中个体的受益情况[9]。但是，社会网络中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性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同质性关系通过提供情感支持、信任以及隐形知识，引发采用行为[10-12]；另一些学者认为，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通过提供多样性的信息和资源，传递相关信息[8,13-14]对技术采用产生积极影响。那么，在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是同质性关系还是异质性关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利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12个村488户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微观调研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探讨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内在机理，对于拓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路径，提高农业技术采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理论假设

1.1 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

社会网络是社会结构的概念，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或其他实体之间交往（包括情感交流、信息交流、彼此支持等）的渠道[15]。 Simmel在1908年发表的《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中，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奠定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网络特征明显的国度，社会网络在农业技术采用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有研究证实，社会网络的信息渠道和学习功能在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起关键作用[16]，社会网络互动可使有效信息在农户、研究者、推广机构之间相互流动分享[17]。旷浩源[18]通过个案分析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和信息等隐形知识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与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增加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王格玲和陆迁[19]指出社会网络不同维度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网络互惠对农户技术采用具有正向作用，而网络学习、网络信任和网络互动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呈倒U型关系。社会网络通过信息获取机制[20]、社会学习机制[5]、风险分担机制[19]和服务互补机制[16]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用。

1.2 关系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

Granovetter[21]把社会网络中的社会关系分为“同质性关系”和“异质性关系”，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或感情较深、或关系密切、或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同质性关系，反之则为异质性关系。Burt[22]也指出社会资本资源通过两种渠道扩散：基于同质性联系的闭合性关系和基于异质性联系的桥接性关系。Granovetter[8]提出了其经典的异质性关系理论，认为同质性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异质性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能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Lin等[13]强调嵌入在异质性关系中的其他资源（他人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有利于信息的流动。Thuo等[14]指出与拥有异质性关系的农户与机构互动越频繁，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意向越大，但是，一项技术一旦被采用，其扩散则依靠同质性关系。

相反，Nelson[10]却强调“同质性关系的力量”，并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Munshi[12]指出社会网络的学习效应更多地发生在同质群体间，个体特征相似更易于信息获取。原因是在异质群体中，由于个体差异所导致的采用结果不确定性和不可观测性使农户不大可能借鉴其他成员经验。Bian[11]提出了同质性关系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并非美国的异质性关系社会，而是一个同质性关系社会，在中国想要办成事，靠的是同质性关系所能给予的确定而有力的帮助而不是异质性关系所能获得的信息的广度与多样性。费孝通[23]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社会关系基本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同质性关系在提供社会—情感和解决冲突方面强于异质性关系。

在具有“地缘社会”和“亲缘社会”典型特点的中国农村，关系网络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或生活决策的影响尤为重要。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农户的采用行为并不能孤立产生和发挥效应，社会关系必然嵌入其中，充分发挥“桥梁”和“豁合剂”的作用，促进或制约农户的采用行为[24]。而这种影响效应在特定的村庄、家庭条件下又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关系网络的异质性[25]。异质性关系可使农户获得自身所属社会生活圈之外的新的信息内容及信息渠道，有助于农户视野的开阔，提高其认知水平，对传统农业发展落后现状有更多了解，能清楚认识到节水灌溉技术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转变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提升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而同质性关系多建立在亲缘、血缘等关系连接之上，具有较强的群体一致性，拥有较高同质性网络水平的农户，所获得的信息高度冗余，难以为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决策提供高效、有价值的信息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年10月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所开展的农户入户调查。调研区的选择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因为甘州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河西走廊，属典型的大陆性寒温带干旱气候，降水稀少、蒸发大，年平均降水量127.5 mm，而年平均蒸发量2 047.9 mm，是我国西北地区典型的干旱地区，所以旱作农业生产对于节水灌溉技术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它是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地区。自2000年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至今，甘州区共发展高效节水面积31 535 hm2，发挥了较好的节水增产效益。基于此，以张掖市甘州区为调研地点获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构化的访谈。选取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上秦乡、沙井镇、明永镇、三闸镇5个乡（镇）12个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问卷 547份，剔出重要指标缺失问卷，共得有效问卷488份，有效率达88.73%（表1）。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个体信息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和灌溉情况、水资源利用与节水技术采用情况、政府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情况、农户节水灌溉技术学习情况、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情况、农户风险偏好、社会网络等方面。

表1 调查问卷发放情况Table 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

2.2 模型选择

本文考虑了4类因素共14个解释变量，选用数据为12个村488个农户在2015年的情况。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节水灌溉技术”，若采用其值为1，否则为0。鉴于此变量为不连续的技术变量，并且所有变量的数据是来自一个时点的横截面数据，因此引入一个概率的复合函数模型（Probit）来进行分析，可以表示为：

式中：Y为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率，X1，X2，…，Xm表示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m个因素，β0为常数项，βx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X对Y的影响程度，当某个特定变量的系数值为正值时，意味着变量的值越高，对应着“采用技术”的概率越大，µ为误差项。

2.3 变量选择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了4大类共14个自变量，即社会网络（网络规模、同质性关系、异质性关系）、农户个体特征（性别、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信贷）、农户家庭特征（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率、耕地面积、合作社参与情况）、社区环境特征（推广服务、用水纠纷、到集市距离）。因变量选取农户是否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其具体的变量定义、统计性描述及其预期作用方向见表2。

1）社会网络。网络规模，借鉴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26]，本文选取“月话费支出”作为农户社会网络规模的代理变量，农户月话费支出越高，说明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结构，借助Granovetter对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的划分，同质性关系主要指通过血缘、亲缘或地缘等情感联结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本文的同质性关系包括亲朋好友、邻居、组长或队长等同质性资源；异质性关系主要指由工作、学习或相互合作的熟人联结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包括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高校专家、电视或报纸或网络媒体等异质性资源。结合本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征，本文设“如果决定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时，谁的建议对您起到重要或关键的作用？”这一问题来观测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时，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对其的影响程度。由于农户在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同时受到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模型回归过程中，具体以农户选取同质性关系与异质性关系的频数来表征其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

2）农户个体特征。已有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家庭特征（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收入等）是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重要因素[5,27-31]。性别，与女性相比，男性对节水灌溉技术更了解，采用意愿强，更倾向于采用。户主年龄，农户年龄越轻，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越强，而随着年龄增大，其思想意识更趋于保守，风险厌恶程度更高，安于现状的心理越强，采用节水技术的可能性越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和理解新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认识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采用可能性。信贷，农户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机会越大，则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3）农户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家庭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用新技术，由于部分农业技术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技术采用需要较多劳动投入[28]。非农就业比率，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比例越高，农户收入来源广，农业收入对其影响越小，其节水技术采用积极性越差。耕地面积，Atanu等[32]在不同类型技术的采纳研究中发现，经营规模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所以，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大规模种植户更适合于采用节水灌溉技术且农户需求较大，采用先进技术的概率也更大。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可以帮助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社区环境特征。政府推广是农户技术信息获取的主渠道，起信息传播作用，与农业技术推广员和村农技员接触较多的农户容易采用新技术[33]。因此，选取政府推广来反应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政策环境，政府推广力度越大则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越高。用水纠纷的多少能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农户对高效用水技术和公平用水环境的渴望[19]。引入此变量表征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社区环境，用水纠纷越多，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越高。到集市距离，一个地区越是远离技术成果的发源地，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就越少，技术的空间传递时间越长，从而纵向扩散的速度越慢。因此，到集市的距离与技术采纳倾向成反比，距离越近采纳可能性越大。

表2 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被调查者个体特征看，男性所占比例较大，占总样本数的53.5%。调查对象年龄最小16岁，最大69岁，年龄集中在31-45 岁和46-60岁这两个区间段，呈现正态分布趋势。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分别占38.5%与36.1%。村干部与队长或组长两者的比例为4.4%，党员占5.7%。从被调查者家庭特征看，家庭年收入在3-9万元之间的居多，占64.9%，多以3-5人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占71.7%，91.1%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表3）。

在被调查的488个农户中，有80.9%的农户表示已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另外有19.1%的农户尚未采用（表4）。土地面积小、地块分散是农户未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最主要原因，占比达41.9%；其次是节水灌溉技术的初始投资大，占比为26.9%；因后期维修困难和后期成本高而未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人数占15.1%，认为技术效果差，复杂、学不会的人数仅为4.3%，说明节水灌溉技术容易掌握，效果较好。

在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中，有67.8%的农户选择使用低压管灌（表5），这与管灌的节能减水、一次性投资低、操作管理方便、设备要求简单等优点密不可分。有21.1%的农户采用滴灌技术；喷灌、微灌、渗灌技术的采用率分别为8.2%、0.7%和2.2%。

3.2 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488个样本数据进行了Probit回归处理，结果见表6。

1）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规模，家庭的月话费支出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预测方向一致，呈正相关。月话费支出越高，表明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愿意和他交流、分享信息的人越多，进而促进其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只具有方向性的影响但不显著。同质性关系往往存在于亲戚、朋友或者亲密的合作者等相互熟知的小群体之间，他们的友谊网络高度重叠，通常代表着农户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频率和相似的态度，具有较强的群体一致性。因此通过同质性关系所产生的信息、知识通常是重复的，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越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提供的信息高度冗余，反而会强化其原本的认知观点，难以为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提供高效、有价值的信息支持。这与胡海华[34]研究结论一致，社会网络关系作为农户获取帮助的重要渠道，同质性关系能够给予的帮助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异质性关系。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说明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在农户信息获取及新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作用明显。Thuo[14]和Granovetter[21]研究证明了这点，异质性关系是不同群体之间沟通的有效桥梁，很可能连接小群体之外的个体或群体，在异质性信息、知识传播方面具备显著优势，能够提供新颖的信息，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转变中的关键作用的认知也就越全面。因此农户可以从政府、科研院所等推广机构获得更多的资源、信息与社会支持，它们也拥有较高的威望、地位与影响力，所提供的农业技术信息更容易获得认可，进而促使农业技术快速、大范围的扩散与采用。

表3 被调查者及家庭基本特征Table 3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and the households

表4 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情况Table 4 Adoption rate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表5 节水灌溉技术类型Table 5 Type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表6 模型估计结果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2）农户个体特征。户主年龄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预测方向一致，呈负相关。表示农户的年龄越大，其从事农业的年限越长，思想越僵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差，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越低。性别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影响不显著，而且与预测方向不一致，呈正相关。一般男性的风险意识较女性强，男性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强，但是，现今我国农村中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女性，因此，女性对节水技术采用的影响较男性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新科技的采纳。户主文化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与预测方向相反，呈负相关，表明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与技术采纳程度成正相关，成功采纳新技术的概率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侧面反映了学校教育是再学习的基础，但并不是必要条件，“干中学”和社会学习也许更为重要。

3）农户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与预测方向不一致，呈负相关。现阶段我国农业新技术从劳动密集型技术逐渐向劳动力替代性技术转移，节水灌溉技术可以节约劳动力，因此，家庭规模小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非农就业比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且与预测方向一致，呈负相关。表明非农就业比重小，务农人数多的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大，越愿意采纳新技术。合作社参与情况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且影响为正。说明合作社在技术推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通过合作社进行传播，帮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社区环境特征。政府推广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说明政府推广增加了农户获得知识、了解学习新技术的机会，有利于农户获取切实有效的农业信息，从而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农户到集市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得到信息的难易程度。农户距集市空间距离越小，接触农业新技术的机会越大；离集市越远，获取农业技术信息、采购农资的障碍越大。但是，在模型中它与农户采用新技术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农户地理位置越接近集市，获取其它方面信息也就变的容易，从事其它工作的机会与收益也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阻碍农业新技术的扩散及采用。

3.3 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采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模型采用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与上述Probit模型相同（表6）。回归分析的重点是测算其发生比（odds ratio）或几率比，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不变时，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发生比率。当发生比大于1，表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当发生比等于1，表示没有影响；当发生比小于1，表示具有负向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社会网络规模变量的系数为0.006 1，且它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技术的发生比是不采用的1.01倍，出现边际递增效应，说明随着农户社会网络规模扩大其采用新技术的概率也增加。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农户的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变量的系数为0.033 7，且它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技术的发生比是不采用的1.03倍；而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变量的系数是0.706 3，且它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技术的发生比是不采用的2.03倍，与同质性关系相比，异质性关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更大。可见，社会网络规模及同质性与异质性关系依旧是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且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用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同质性关系。这与Probit模型估计结果一致，且结果具有稳健性。

3.4 边际效应分析

运用Stata12.0 统计软件，进一步分析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与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效应，结果见表7。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规模及同质性与异质性关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的影响效应显著。农户的网络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率提升0.07%，说明农户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用新技术。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农户同质性关系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率提升0.74%；而异质性关系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率提升9.83%，显然，异质性关系在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于同质性关系，说明加强与异质群体的交往有利于农户新技术采用。除社会网络外，合作社参与情况、政府推广等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边际效应为正，其变化会大幅提高农户采用技术的概率；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率等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边际效应为负。

表7 边际效应分析Table 7 Analysis of marginal effects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样本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较高，有80.9%的农户已采用节水灌溉技术，19.1%的农户尚未采用。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主要因素，同质性社会网络关系与异质性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同质性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用只具有方向性的影响，而异质性关系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影响显著，表明加强与异质人群的交往有助于提高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

家庭特征中的合作社参与情况，社区环境特征中的政府推广等因素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变化会大幅提高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率；农户个体特征中的户主年龄，家庭特征中的家庭规模、非农就业比率等因素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抑制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

4.2 建议

1）积极培育和建立农户异质关系网络。政府应创造适宜的条件与环境，引导与扶持农户构建一个跨越村庄边界与超越宗族组织约束的新型关系网络，加强农村地区广播电视电话网络设施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搭建有利于农户交流的社会网络平台，把农户关系网络从“小团体”上升到“小世界”，充分重视网络异质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加强与异质群体的交往，促进网络内资源的不断进入与更新，使得农户通过关系网络获得技术采用决策所需要的技术、资金与信息等各种资源，从而提高对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意愿。

2）积极发展农村协会、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户倾向于选择专业合作社作为获取农业技术信息的渠道。而且，农业合作社与推广机构、科研机构、高校等外部机构保持频繁而紧密的联系，有助于扶持农户外部社会网络的建设与外部知识源的互动，促使农户更方便、更频繁的接收优质的农业技术信息与服务，有助于增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提高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率。

3）加大对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农业推广服务可以加速最新农业技术扩散进程，促进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更有助于通过与农户交流帮助农户掌握高效管理方法和实用技术操作，提高节水技术利用效率。政府需加大对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使其充分发挥在节水灌溉技术扩散中的示范和推广的作用。

[1]李俊利, 张俊飚. 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河南省的实证调查[J]. 中国科技论坛, 2011(8): 141-145.Li J L, Zhang J B. Factors in fl uencing farmers adopting th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Henan[J].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11(8): 141-145.

[2]王金霞, 张丽娟, 黄季焜, 等. 黄河流域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资源科学, 2009, 31(4): 641-647.Wang J X, Zhang L J, Huang J K, et al. The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J]. Resources Science, 2009, 31(4): 641-647.

[3]Benyishay A, Mobarak A M. Communicating with farmer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J]. Working Papers, 2013.

[4]周玉玺, 周霞, 宋欣. 影响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水平差异的因素分析——基于山东17市33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 28(3): 37-43.Zhou Y X, Zhou X, Song X.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asant’s adopting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al water-saving techniques:Based on 333 farmers’ questionnaires in Shandong[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3): 37-43.

[5]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6]Ryan B, Gross N C. The diffusion of hybrid seed corn in two Iowa communities[J]. Rural Sociology, 1943, 8(1): 15-24.

[7]Lawson B, Tyler B B, Cousins Y P D.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on buye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8, 26(3): 446-460.

[8]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9]叶敬忠. 农民发展创新中的社会网络[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24(9): 37-43.Ye J Z. Farmers’ social networks 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4, 24(9): 37-43.

[10]Nelson R E.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group con fl ict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2): 377-401.

[11]Bian Y J.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 366-385.

[12]Munshi K. Social learning in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Technology diffusion in the Indian green revolu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3(1): 185-213.

[13]Lin N, Ensel W M, Vaughn J C.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 46(4): 393-405.

[14]Thuo M, Bell A A, Bravo-Ureta B 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factors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adoption of improved groundnut varieties: The case of Uganda and Kenya[J]. Agriculture& Human Values, 2014, 31(3): 339-353.

[15]Haythornthwaite 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 approach and technique for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J].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6, 18(4): 323-342.

[16]Genius M, Koundouri P, Nauges C, et 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irrig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diffusion: Social learning,extension services, and spatial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4, 96(1): 328-344.

[17]Matuschke I, Qaim M.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hybrid seed adoption in Indi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9, 40(5):493-505.

[18]旷浩源. 农村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的关系研究——以G乡养猪技术扩散为例[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10): 1518-1524.Kuang H Y. Study on the relation of rural social network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aking the technology diffusion of pig raising on the country G as an example[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4, 32(10): 1518-1524.

[19]王格玲, 陆迁. 社会网络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倒U型关系的检验——以甘肃省民勤县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10): 92-106.Wang G L, Lu Q.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inverted-U relationship in farmer’ technology adoption: A case study of Minqin County, Gansu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5(10): 92-106.

[20]Conley T G, Udry C R. 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Pineapple in Gha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1):35-69.

[21]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3, 1(6): 201-233.

[22]Burt R S.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22: 345-423.

[23]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48.Fei X T. Local China[M].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of Beijing,1948.

[24]蔡起华, 朱玉春. 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108-118.Cai Q H, Zhu Y C.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al networks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vestment of small irrigation system[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7(1): 108-118.

[25]Ostrom E. Analyzing collective action[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0, 41(s1): 155-166.

[26]冯伟林, 李树茁, 李聪. 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J]. 人口与经济,2016(1): 99-107.Feng W L, Li S Z, Li C. A study on the failur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economic recovery of the ecological migrants:A survey of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in southern Shaanxi[J].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6(1): 99-107.

[27]曹建民, 胡瑞法, 黄季焜. 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新技术的修正采用: 农民参与技术培训和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5(6): 60-66.Cao J M, Hu R F, Huang J K.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and farmers’ modi fi 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Study on in fl uence factors in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technologies training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adopt[J]. China Soft Science, 2005(6): 60-66.

[28]乔丹, 陆迁, 徐涛. 社会网络, 推广服务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J]. 资源科学, 2017, 39(3): 441-450.Qiao D, Lu Q, Xu T. Social network, extension service and farmer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in Minqin County[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3): 441-450.

[29]李博伟, 张士云, 江激宇. 种粮大户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规模化程度差异下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5): 22-31.Li B W, Zhang S Y, Jiang J Y.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f large grains in different scales and influence to production ef fi cienc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5): 22-31.

[30]Yamamura E. Natural disasters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great Hanshin-Awaji earthquake[J].Annals of Public &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13, 84(1): 103-117.

[31]李想, 穆月英. 农户可持续生产技术采用的关联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辽宁设施蔬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62-68.Li X, Mu Y Y. The correlation effect of farmers adop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4): 62-68.

[32]Atanu S, Love H A, Schwart R. 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4, 76(4): 836-846.

[33]乔丹, 陆迁. 信息渠道, 学习能力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基于民勤绿洲的调查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2): 20-24.Qiao D, Lu Q. Informational channel, learning ability and farmer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prefere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nqin oasi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2): 20-24.

[34]胡海华. 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从个体到系统的视角[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47-54.Hu H H. Impacts of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of social network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n individual to syste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5): 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