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4
赵佳佳,刘灵芝,李刚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近年来,水禽产业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生产能力逐渐上升,而肉鸭养殖作为水禽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规模化养殖成为肉鸭产业发展的趋势。然而,养殖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污染源之一[1]。据统计,我国畜禽粪便每年产生量约为1.73×1011t,相当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2]。因此,我国加强了对养殖环境的监管力度,颁布了一系列推进低碳健康养殖政策来促进畜禽养殖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3],要实现肉鸭产业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需要通过充分利用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地理、经济条件的差异,肉鸭养殖效率存在异质性。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如何合理运用资源要素实现畜禽养殖效益最大化是畜禽养殖效益提升的关键。在研究方法中,研究者通过计算畜禽投入生产要素的实际成本与最优投入成本的比值来分析其生产效率[4]。而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对养殖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养殖重点发展区技术效率具有明显优势,而潜力发展区在养殖规模效率、配置效率方面优势明显[5];兰勇和姚屹浓[6]通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生猪养殖优势日益凸显,西部地区优势地位逐步弱化。规模养殖是畜禽产业的发展趋势,而规模养殖和农户散养模式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7]。因此,研究学者从养殖规模视角探究畜禽养殖效率,认为不同规模的养殖效率存在差异。王德鑫等[8]指出生猪养殖在区域层面上不同规模的养殖效率整体呈“W”型,小规模养殖效率水平最高;而闫振宇等[9]指出,我国生猪养殖规模中,中等规模养殖户的经济收益最好;杨皓天和马骥[10]认为,不同规模养殖的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大规模养殖有待进一步完善。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分别从时空特征[11]、资本禀赋[12]、补贴政策[13]等方面对畜禽养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认为养殖专业化分工会促进生产效率提升,通过建立良种繁育体系促进技术进步[14],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对不同规模养殖户进行养殖补贴,从而促进畜禽的养殖效率[15],通过规模化和组织化加大科技培训,提高技术利用效率[16]。
研究学者聚焦于畜禽养殖效率各方面的测算以及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详实的理论支撑。这些文献大部分研究数据主要针对我国畜禽产业发展的宏观数据,对微观数据的论证较少;在研究领域,主要对猪、牛、鸡等畜禽的研究,缺乏对区域水禽养殖效率的研究。因此,本文基于6省的肉鸭养殖户的微观数据,从规模养殖与区域差异角度出发,利用DEA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效率进行测算,并对不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丰富水禽产业养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破解目前畜禽养殖环境和资源约束,提高畜禽产业供给,促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1.1 数据包络分析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主要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他们的相对有效性[17]。本文通过DEA分析方法,以相对有效点来求解DMU技术效率指数[18],无需任何权重假设,根据肉鸭养殖投入费用与肉鸭养殖的总量产出数据求得养殖的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与成本效率,从而综合体现肉鸭的养殖效率。借鉴李杰等[5]的研究,相关模型如下:
式中:hj0表示第j0个肉鸭养殖户的效率指标,最大效率指标的约束条件为hj0≤1;xij为第j个养殖户对不同投入要素(i)的投入总量,yrj表示第j个养殖户对肉鸭养殖总产量(r)的产出数据,且xij与yrj均大于零;xij0与yrj0分别为已知数;vi和ur分别表示肉鸭养殖投入与产出的权重系数;m、s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数量,n为肉鸭养殖户的数量。1.1.2 多元回归方程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是一种通过样本数据,分析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中利用多元回归探究肉鸭养殖户不同养殖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模型为:
式中:hj表示第j个肉鸭养殖户的养殖效率值,α0为常数值,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εj为误差项。X1为养殖户的个人特征;X2表示肉鸭养殖户的初始资源禀赋;X3为养殖户经营特征;X4代表制度环境因素。
1.1.3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是解决内生性问题所有线性组合中最渐进有效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19]。回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寻找出一个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任务是通过一种特殊形式的工具变量法得出结构参数的一致估计量[20]。应用2SLS,不仅可以进行一致性检验,而且可以观察变量正态分布的情形[21]。相关模型 如下: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山东省、四川省、安徽省、广东省、河南省、内蒙古6个省份的养殖农户调研数据,本次调研有效数据581份,调研地点以6个肉鸭养殖省份的重点企业为对象,针对性地进行肉鸭养殖户的走访调研。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肉鸭养殖户的家庭基本特征、肉鸭养殖的基本情况、肉鸭养殖成本以及肉鸭产出等情况。在调研过程中,积极与当地肉鸭养殖企业以及相关人员进行探讨,全面深入了解肉鸭养殖区域特色以及肉鸭养殖的影响因素。
根据经济效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前人研究以及实地调研,将影响肉鸭养殖效率的因素总结为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初始资源禀赋(养殖规模、养殖经验、养殖区域、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经营特征(集约化程度、养殖风险、饲料报酬)、制度环境(产业组织化程度)四类因素。其中,根据肉鸭养殖年出栏量,将养殖规模分为小规模(年出栏量<6万)、中等规模(6万≤年出栏量≤9万)和大规模(年出栏量>9万);养殖集约化程度通过养殖密度来表示,肉鸭高度集约化的养殖会加大肉鸭疫病传播的机会,从而影响肉鸭养殖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所以通过加入肉鸭养殖密度的二次项变量来探究肉鸭养殖密度与养殖效率的关系;养殖风险通过肉鸭养殖的医疗防疫费用与总费用的比例来表示;饲料报酬代表肉鸭养殖的料肉比;产业组织化程度通过养殖户“是否加入养殖组织”来体现。样本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及赋值说明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s
此外,产业组织化程度可能与养殖户养殖效率相互影响,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估计有偏差。因为组织企业是否愿意与养殖户合作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将有能力提升养殖效率的养殖户纳入供给对象,养殖户养殖效率越高,反而会更容易加入相关组织。因此,本文选取“养殖场所处区域位置”作为工具变量。选择该工具变量主要考虑到:第一,Frankel和Romer[22]认为地理因素是工具变量选取的首要因素,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工具变量“不同国家之间的距离”得以解决。第二,养殖场与乡镇畜牧部门的距离与肉鸭养殖户的养殖效率没有直接联系,可以认为该变量属于外生变量;第三,肉鸭养殖区域远离居民,距离畜牧部门距离越近就越容易接受企业的技术指导,这满足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因此,“养殖场所处区域位置”可以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
2018年我国21个肉鸭主产区出栏量达到28.95亿只,总产值为770.13亿元。其中,山东、四川、安徽、广东、河南、内蒙古六个省份肉鸭的出栏量约占全国肉鸭出栏量的63%。在实地调查的6个省份中,肉鸭养殖户的平均年龄为45岁,主要分布在31~60岁之间;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为初中文化水平;养殖年限平均在7年左右,而且养殖年限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养殖户的养殖规模较大,“公司+”的组织形式达到总样本的87.61%;肉鸭养殖周期平均为52 d,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养殖户会适当调整养殖周期以保证市场需求;在调查样本中,养殖户粪便处理方式比较环保,对粪便的处理达到零废弃,无害化处理方式比较普遍,养殖户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能充分合理利用养殖资源,促使养殖达到效益最大化(见表2)。
表2 养殖户基本特征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肉鸭养殖的产出变量为肉鸭养殖的年总产量,由肉鸭养殖的实际出栏数量与出栏肉鸭的单只重量相乘所得;投入变量中的费用包括肉鸭养殖的直接成本、间接费用和土地成本等。本文计算使用的鸭苗价格为农户购买鸭苗的市场价格;饲料价格是单只鸭的饲料消耗费用;医疗防疫费用包括疫苗、药品和消毒费用三部分;总其他费用包括保险、土地、间接费用等支出。
6个省的肉鸭养殖投入产出信息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6个地区变量的显著差异主要是由出栏量不同造成的。山东、安徽是肉鸭的主产区,其次为河南、内蒙古;广东省肉鸭的总产量和相关的养殖费用较低;四川的总产量虽然较少,但由于养殖模式与养殖品种的规范化,其养殖户之间的养殖费用差异不大。由于资源要素、个人特征以及政策影响,肉鸭投入产出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看,四川养殖户的人工、间接费用较高,具有高投入特点;内蒙古地区肉鸭养殖间接费用较高,但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为零,且医疗防疫、动力燃料成本占比较低,具有低投入,健康养殖的特点;广东、山东、河南、安徽的间接费用、医疗防疫成本、水电燃料占比较高,具有高投入、养殖方式有待健康化的特点。
表3 肉鸭养殖投入产出情况Table 3 Input and output of meat duck breeding
资源禀赋影响养殖户的养殖行为,进而影响养殖户的养殖效率。不同区域肉鸭养殖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对养殖效率产生影响。因此对不同区域肉鸭养殖户的自然资本(养殖占地面积)、人力资本(养殖劳动力、年龄、受教育程度、养殖规模、养殖年限)、社会资本(组织化程度)等进行比较分析。由表4可知,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内蒙古、四川、河南三省自然资本条件优越;在人力资本中,河南省、内蒙古由于养殖规模较大,其养殖劳动力相对较多;6省肉鸭养殖户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水平,内蒙古、广东省相对较高;内蒙古、河南省以及山东省肉鸭养殖户养殖经验丰富;在社会资本中,调研的6个省份中除了四川省以外,其余5省肉鸭养殖户基本都加入企业组织,基本为“公司+”的组织形式。
表4 不同地区肉鸭资源禀赋比较分析Tabl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resource endowment of meat duck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综合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某一产业综合生产效率,其构成主要包括技术使用效率和要素投入规模效率[23]。纯技术效率反映了生产技术的利用程度;规模效率用来测定生产投入要素等比例增加时,产出价值增长比例与投入增长比例的差异[24]。而投入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和要素成本是影响养殖效率是否达到最优养殖的关键因素,所以本文又加入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来分析肉鸭养殖效率,具体见表5。
表5 不同地区肉鸭养殖效率Table 5 Breeding efficiency of meat duck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从整体上看,肉鸭的养殖效率有待提高。具体来看,肉鸭养殖的技术效率为0.896,说明肉鸭的生产效率整体上还没有达到最优,需要加强肉鸭养殖的技术推广,改善和优化养殖技术;规模效率为0.975,而且有44.4%的肉鸭养殖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这部分肉鸭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配置效率为0.886,说明肉鸭养殖生产要素投入组合未达到最佳状态;成本效率为0.797,这是由配置效率水平较低导致的,需要养殖户合理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同时,各地区肉鸭养殖的成本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这说明肉鸭养殖户没有在最佳的成本边界上进行养殖引致的成本损失远远大于没有在最佳规模上进行养殖造成的损失。
根据《中国水禽产业发展与消费经济分析》一书中对肉鸭产业集聚特征分类标准及雷惊涛和刘灵芝[25]对畜禽养殖集中度的划分方法,将肉鸭产业分为高产业集中区域与低产业集中区域。从不同区域来看,肉鸭养殖效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低产业集中区的养殖效率高于高产业集中区。主要原因是在调查的低产业集中度地区中,河南、内蒙古肉鸭养殖区域具有更好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禀赋,肉鸭养殖户的养殖经验丰富,养殖规模较大,能充分利用投入生产要素。具体来看,低产业集中度地区中,河南省的养殖效率整体较好,在资源配置与技术提升方面较强;高产业集中区域中,安徽省的综合技术效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0.872,主要是因为安徽省肉鸭养殖的纯技术效率拉低了其生产效率;广东省和安徽省的成本效率是由配置效率较低导致的,要改善两省养殖投入要素的组合,在追求效益最大化下实现最优的要素投入。
不同区域的最优养殖规模与不同养殖规模的生产效率存在异质性,适度扩大规模和提升技术效率能促进畜禽养殖的生产效率[9]。规模养殖在成本上具有优势[26],考虑到肉鸭不同规模养殖对养殖效率的影响,文章对不同规模养殖户的肉鸭养殖效率进行比较分析(见表6)。
表6 肉鸭规模养殖效率分析Table 6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meat duck breeding on a large scale
从不同养殖规模来看,肉鸭养殖效率与养殖规模呈现“倒U型”的关系。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肉鸭养殖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等规模养殖为转折点。这是因为中等规模养殖中大部分养殖户参与紧密型组织(“公司+”),养殖农户拥有较好的技术、饲料和医疗防疫等资源禀赋;大规模养殖相较于中等规模养殖效率较低,这是因为过大的养殖规模增加了疫病传染的可能,从而使得养殖效率降低。所以,生产效率并非随着规模扩大无限提升[27],在一定程度上,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提升综合技术效率,但过度扩大规模会影响效率的提升[28]。在此基础上,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的作用[29],要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进行适度规模养殖。根据实际调研地区可知,肉鸭养殖年出栏量在6万~9万只最佳,养殖效率最高。
3.3.1 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准回归) 为了防止模型估计出现偏误,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相关系数均小于0.8,相关系数较低;其次,通过计算各因素的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各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VIF值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通过OLS对养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7。1)在养殖户个人特征中,肉鸭养殖户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效率。即年龄越大,肉鸭养殖效率越低,这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养殖户接受新型方式和新事物的能力较差,受到养殖惯性的影响,资源配置能力较低,新技术采纳和应用能力较弱。而受教育程度对养殖效率呈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调查的养殖户中个体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异不大,接受更高教育的养殖户养殖经验较少,对养殖技术掌握不成熟,所以会造成养殖起步阶段养殖效率较低的情况。
表7 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基准回归)Table 7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at duck breeding efficiency (Benchmark regression)
2)在养殖户的初始资源禀赋中,养殖规模对不同养殖效率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养殖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技术效率,显著正向影响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对成本效率影响不显著。适度规模养殖会促进养殖效益,但是农户养殖的基本设施、养殖培训以及养殖要素市场化改革会滞后于适度规模发展的进程,小规模农户迅速扩大规模,经营农户还遵循着小规模养殖的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以及养殖理念和方式,所以其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不能达到最优化,使得经济效益上升减慢[30]。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显著影响养殖的技术效率,通过废物资源化处理,不仅可以优化养殖环境,而且会节约因环境污染导致政府惩罚的养殖成本,提升肉鸭的价格,从而提高养殖效率。
3)在养殖户经营特征中,养殖密度与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呈“倒U型”关系;养殖风险与技术效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肉鸭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肉鸭养殖集约化程度上升,技术疾病防控也随着加强,从而使得肉鸭存活率提升,产量增加,肉鸭养殖的投入产出也随之增加,使得技术效率逐渐增强;是否加入产业组织对肉鸭养殖效率呈现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产业组织化程度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3.3.2 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工具变量法) 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将“产业化组织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养殖场所处区域位置”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求得内生变量的拟合值;然后,使用该拟合值作为解释变量纳入2SLS模型中分别进行回归,表8给出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通过DWH检验表明,DWH值分别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应拒绝制度环境(产业化组织程度)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估计结果存在误差,所以要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优化。最后,根据徐秀英等[31]对工具变量检测的方法(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则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对本文的工具变量“养殖场所处区域位置”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5~8相关性检验的F统计量均大于10。因此,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8 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工具变量法)Table 8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at duck breeding efficiency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表8结果显示:肉鸭养殖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应相比表7增大,这说明如果不处理内生性问题,受教育程度对养殖效率的影响可能被低估;养殖经验的边际效应相比表7减小,这说明如果不处理内生性问题,养殖经验对肉鸭养殖效率的影响可能被高估;而养殖规模对不同养殖效率影响不同,养殖规模对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影响的边际效应相较表7增大,对综合技术效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而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显著负向影响肉鸭养殖的规模效率、配置效率与成本效率,这是因为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本进行设施购买以及增加劳力,增加了养殖成本,降低了其养殖效率;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肉鸭的养殖效率,即加入组织化企业能降低养殖风险,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对肉鸭养殖产量和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养殖区域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效率影响因素,本文分别对高产业集中区域与低产业集中区域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另外,本文也对产业组织化程度内生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高产业集中区与低产业集中区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而且DWH检验均不显著,说明应接受外生变量的原假设,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由表9与表10可知,高产业集中区域与低产业集中区域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同中存异。不同区域肉鸭养殖效率都受到养殖户年龄、养殖密度、饲料报酬、养殖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养殖户年龄越大,接受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小,所以在高产业集中区域对养殖效率有负向影响,但丰富的养殖经验使得养殖户能更好的处理养殖问题,所以在不同区域养殖效率存在差异。而高产业集中区域中,成活率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效率,而在低产业区成活率影响不显著;养殖经验显著正向影响高产业集中区肉鸭养殖的技术效率与成本效率,负向影响规模效率,而在低产业养殖区域养殖经验对养殖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产业低集中区域中大规模肉鸭养殖户比较多,养殖主要组织形式为“公司+”的形式,养殖技术和养殖模式比较成熟,在饲料以及劳动力等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所以肉鸭养殖产业高集中度地区比低集中度地区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表9 高产业集中区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Table 9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reeding efficiency of meat ducks in high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rea
表10 低产业集中区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Table 10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reeding efficiency of meat duck in the low industry concentrated area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效率影响因素,本文分别对小规模、中等规模与大规模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表11可知,肉鸭不同养殖规模的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同中有异。养殖户的年龄、养殖经验、肉鸭养殖密度以及饲料报酬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不同规模肉鸭养殖户的养殖效率,在小规模养殖户中,养殖密度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相反,对配置效率呈现“U型”关系;同理,在中等规模养殖户中,养殖密度对技术效率呈“U型”关系,而在大规模养殖户中,养殖密度对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及成本效率全部呈现“倒U型”关系;这说明要根据养殖规模适度调整养殖密度,为肉鸭养殖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保障肉鸭养殖品质。
表11 不同规模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分析Table 11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reeding efficiency of meat duck in different scales
丰富的养殖经验使得养殖户能够合理进行肉鸭养殖,对不同规模养殖户养殖效率影响显著,但对大规模养殖户肉鸭养殖的配置效率呈显著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养殖户根据固定的养殖思维模式进行养殖,缺少对生产要素投入的改进与改良,导致配置效率下降。除此之外,中等规模养殖户的成本效率还受到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大规模养殖户中受教育程度和养殖风险也显著影响其养殖效率,这是因为规模化养殖需要接受更多的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的服务,通过参与组织化企业来推动肉鸭的规范养殖。因此,养殖户不仅要结合当地养殖的资源禀赋,也要进行适度规模养殖,从而提升肉鸭养殖 效率。
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与2SLS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从规模养殖与区域差异性的视角深度研究我国肉鸭养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肉鸭养殖的整体养殖效率有待提高。在调查区域中,肉鸭综合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分别为0.896,0.886,0.797,养殖效率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
2)我国肉鸭养殖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研究分析表明,低产业集中区的肉鸭养殖效率高于高产业集中区,低产业集中区域中,河南、内蒙古两省肉鸭养殖具有更好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禀赋,投入生产要素能充分的利用;高产业集中区域中,广东省和安徽省的低配置效率降低了其肉鸭养殖的成本效率。
3)肉鸭养殖效率与养殖规模呈现“倒U型”的关系。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肉鸭养殖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等规模养殖为转折点,肉鸭年养殖出栏量在6万~ 9万只,其养殖效率相对较好。
4)不同区域肉鸭养殖效率影响因素同中存异。通过研究发现,肉鸭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经营特征、产业组织形式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肉鸭的养殖效率。高产业集中区域主要受到养殖密度、成活率、饲料报酬、养殖规模等因素影响,低产业集中区域主要受饲料报酬、养殖户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提高肉鸭养殖的经济效益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1)加大产业的扶持力度和技术支持。肉鸭养殖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养殖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政府对肉鸭产业的扶持政策会大大推进肉鸭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政府对肉鸭养殖的资源化处理、饲料以及粪污处理设施的补贴会对养殖户提升养殖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养殖户加入紧密型的组织形式更能促进产业的养殖效率,可以加大相关宣传,鼓励养殖户加入相关产业组织,促进肉鸭养殖集约化与市场化经营。
2)提升养殖效益优势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凸显区域特色。积极总结山东、内蒙古、河南等省份提升肉鸭养殖效率的养殖经验,加大不同区域之间肉鸭养殖经验的交流分享,积极主动分享技术指导,推进不同区域间肉鸭养殖人才互帮互助的精神,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实现肉鸭养殖提质增效。
3)注重畜禽养殖过程中资源要素合理的投入,进行适度规模养殖。由研究可知,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会一直促进养殖效率的提升,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规模养殖。建议肉鸭养殖保持在中等规模、优化养殖饲料配比、控制养殖密度,在适度规模养殖的基础上促进畜禽养殖的经济效益。
4)根据区域特征进行针对性指导策略。由研究可知,不同区域肉鸭养殖效率的影响因素不同,要充分发挥低产业集中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家庭禀赋优势,进行规模化和健康化养殖;高产业集中区域养殖着力提升养殖的成本效率,促进养殖生产技术与推广,提升要素投入的合理规划,促进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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