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分析

崔梦怡，王若男，郭宇桥，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我国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易因信息不对称产生市场失灵问题，引致质量安全事件频发[1]。为此，政府高度重视并推动建立以“三品一标”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为主的质量安全认证体系，并将其作为规制农产品市场的重要工具。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这些认证体系不仅作为消费者判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依据并影响其支付意愿，而且成为生产者进行产品差异化竞争、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工具[2]。然而，当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由于资源禀赋约束等原因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意愿和能力不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则能够将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植入农业产业链，弥补家庭分散经营的弊端，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从2004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多个文件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如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那么，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否能够促进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化服务的研究涉及到了多个方面。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为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提供的多方面服务[3]。随着服务范围的扩大，其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逐渐显现，且这一问题在小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尤为突出[4-5]。而在社会化服务与农户行为的关系上，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化服务能够促进农户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如降低农户在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化肥农药施用强度[6-7]、促进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8]和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等[9-10]。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基础，然而这并不必然带来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在现实中，认证产品的高要求使农户对认证望而却步，对认证产品销售市场的担忧又导致农户对认证反应冷漠[11]。因此，尽管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推动作用被认为理所当然，但就社会化服务能否促进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这一问题，目前尚无明确定论。同时，在社会化服务内涵逐渐丰富、农户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更加具有复杂性。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全国范围内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研究对象，采用IVProbit模型探讨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其中，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专业大户一般统指种植或养殖生产规模明显大于当地普通农户的专业农户[12]。这两类主体均发端于普通农户，本质上仍属农户范畴，借鉴韩旭东等[13]的做法，将两者统称为规模农户。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取水平及质量安全认证水平如何；社会化服务能否促进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不同社会化服务环节对不同类型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能够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理论层面，提出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逻辑链条及组间差异，从而为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质量安全认证体系提供政策思路；实证层面，具体分析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程度，厘清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异质性影响以及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为如何更有效发挥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机理

一般而言，推行质量安全认证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实现规制工具由末端管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二是构建农业市场与政府规制的桥梁，增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户增收[14]。相应地，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需要两个方面条件，一是需要较高的技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这促使农户改善生产方式，为认证创造条件；二是能够实现认证产品市场绩效的提升，这促使农户产生认证意愿[15]。通过获取社会化服务，农户能够补充家庭分散经营的组织缺位和功能缺失，不仅能够显著改善要素投入情况，破解束缚生产的约束性条件，同时能够实现与消费市场的有效衔接，实现认证产品的市场效益提升。

1）社会化服务通过缓解家庭资源禀赋约束为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创造条件。对于农户而言，进行认证是一种生产行为规制，影响其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分配，并对农业技术有更高要求。社会化服务能够将各类要素植入农业生产环节，并根据服务对象现有生产要素配置情况提供服务方案，有效破除农户生产技术落后、人才短缺和生产成本攀升等约束[16]，使产品认证成为可能。

首先，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劳动力约束。当前农村老龄化现象突出，非农就业的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且质弱，产品认证面临人才瓶颈。社会化服务则对农业劳动力形成替代，能够突破家庭高素质劳动力不足的限制[17]。其次，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技术约束。农业科技应用是改良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但由于公共农技推广资源有限，大多数农户难以直接获得技术支持。社会化服务能够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将专业技术导入农业生产过程，有效解决农户面临的技术难题。最后，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资金约束。农户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需要更高质量的农资要素投入，需要在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使用专用设备，但由于资金约束，这些行为往往难以实施。社会化服务组织凭借强大的市场谈判能力，可以使农户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生产要素供给[18]，并以服务的形式为农户提供各类专用设备，节省农户自行购买的大量资金，缓解其资金约束。

2）社会化服务通过拓展销售市场提升农产品市场效益，增强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积极性。能否获得更高收益是农户是否进行认证的出发点，因此对认证产品市场效益的担忧成为阻挡农户认证行为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认证产品生产成本高，在价格上缺乏竞争优势[19]，加之当前消费者对认证产品的客观认知水平尚且有限，往往凭借自身经验而非产品认证标签进行选择等[20]，种种因素导致认证产品销售市场狭窄。对于生产者而言，在认证产品成本较高的条件下，如果无法走出市场销售困境，进行产品认证并非理性选择。

社会化服务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可行路径。一方面，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和销售等一系列产后服务能够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有效拓宽销售渠道，降低滞销风险；另一方面，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作为专业化组织能够获取更多的消费者信任，从而增强认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1]，提升溢价效应。因此，农户能够通过获取社会化服务有效规避农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问题，实现销售渠道拓展和销售价格提升，这种利益级差的产生将为农户行为提供有效激励，市场的正向反馈使得农户将质量安全认证上升为自觉行为。

因此，社会化服务不仅能够破除缓解农户的缓解劳动力、技术和资金不足，解除资源禀赋约束对于产品认证的限制，同时能够实现认证产品的市场绩效提升，使产品认证成为农户的理性选择。

1.2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组间差异

1）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当前社会化服务已经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系列化全程服务，由于各环节服务侧重点不同，对资源禀赋约束的缓和程度和市场绩效的提升程度也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产前服务通过优化农资获取路径缓解农户资金约束。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够依靠专业经验有效辨别农资市场的良莠程度，并凭借大规模采购降低价格，因此，农户通过农资统购和良种引进等服务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从而缓和资金约束。产中服务主要通过绿色技术的推广、机械设备的提供等破除农户的技术与人才约束，改善其生产方式。目前社会化服务组织逐渐成为农技推广的主力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应用，有效解决农户自身技术水平低、管理经验不足的难题，促进农产品的优质化生产。产后服务能够进一步缓和农户的资金约束，如农产品储存、运输等服务缓解了农户对后续环节进行资金投入的压力，但产后环节对产品认证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促进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衔接。通过拓宽认证产品的销售渠道并提升认证产品的销售价格，产后服务强化了市场对农户的正向反馈，提升了农户的认证意愿。因此，各环节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检验。

2）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在中国，传统小农占大多数，普遍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对社会化服务具有较大需求。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兼具生产者与经营者双重特征，同样成为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者。

生产者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源于对自身资源禀赋不足的弥补[22]，资源禀赋不同的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不同，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的促进作用因而不同。一般而言，普通农户受资源禀赋约束更加强烈。如普通农户土地面积通常在10亩以内，土地细碎化使得农业生产难以统合[23]，不仅增加了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也使得统防统治、秸秆还田等措施缺乏可行性；普通农户中农业劳动者老龄化趋势明显，对新技术的采用缺乏积极性，从而限制绿色技术的推广和更新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服务的介入能够极大缓解小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促进其生产方式改进，推动认证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普通农户，规模农户综合实力更为雄厚，具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和资本实力，受到的约束较小，因此社会化服务对其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影响较为有限。此外，在市场衔接方面，普通农户由于分散经营难以获得消费者信任，容易造成产品滞销，需要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销售市场的拓展。而规模农户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与较大的经营规模，能够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因而社会化服务对其市场效益的边际提升作用有限，对认证行为的激励相较于普通农户更小。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项目，该项目由笔者所在研究团队负责问卷设计、样本抽样和数据分析等工作，第三方调查公司负责具体调研。2016年5月—2017年3月、2017年11月—2018年3月分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期调查，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情况、经营绩效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搜集到大量资料。该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与两阶段抽样方法，首先以各县域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依据，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从全国抽取150个样本县，随后从各样本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中根据调查配额等距抽取具体的调查对象，最后开展入户调查。第一期调查共获得5 166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第二期调查是在第一期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相同的抽样及调研形式，从已有的5 166个样本中按比例选择3 000个进行追踪回访，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地选择一定数量的普通农户进行调研，以形成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比[24-25]。由于第一期调查问卷中并未对社会化服务进行成熟的设计，不足以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因此本文仅采用第二期数据。第二期调查总样本为3 817个，包括70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366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776个家庭农场样本、1 166个专业大户样本和803个普通农户样本。选定具体研究对象为普通农户与规模农户后，本文最终得到2 481个农户样本，其中792个为普通农户，1 689个为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即规模农户。

2.2 模型设定

1）基础模型。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以受访者生产的农产品是否通过“三品一标”认证中的至少任意一种作为表征，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具体模型设定为：

其中，Yi为被解释变量，即受访者生产的农产品是否通过至少任意一种认证；Xi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受访者获取的社会化服务数量，在不同回归中分别表示获取的全部社会化服务数量、产前服务数量、产中服务数量和产后服务数量。Z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αi为常数项。

2）IVProbit模型。简单的Probit模型回归容易面临内生性问题[26]。比如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获取行为可能包含了难以观测但是同时又影响其认证行为的个体特征，如风险偏好，因而无法得到一致估计。为解决社会化服务与质量安全认证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选择能够对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获取行为产生影响而对认证行为没有直接影响的工具变量。根据不完全信息理论，在不充分不对称市场经济下，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获取行为是基于有限信息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信息畅通的农户更容易理解社会化服务带来的价值[27]，因此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了解有助于其获取行为的发生。同时，可以认为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认知水平不对其认证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认知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IVProbit模型（Probit model with continuous endogenous covariates）进行两步法估计，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模型设定为：

式（2）为第一阶段回归，反映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对于社会化服务获取行为的影响，IVi为工具变量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式（3）为第二阶段回归，反映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其中PRXi是第一阶段回归后Xi的预测值。

3）中介作用模型。为了检验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使用中介作用模型进行回归，模型具体形式为：

式（4）中，Di表示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认证行为的可能路径，分为缓解资源禀赋约束和拓展销售市场两个方面。在中介作用模型下，要说明上述影响路径需要两个步骤。一是检验社会化服务对缓解资源约束和拓展销售市场的促进作用，若促进作用存在，那么式（4）中社会化服务的系数应当显著为正。二是分别将表征两条影响路径的中介变量加入基础回归模型式（1）中，形成式（5）。在式（1）中社会化服务系数显著为正的前提下，如果影响路径确实存在，那么式（5）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社会化服务的系数与式（1）相比应有所下降或不再显著，并且中介变量的系数应当显著为正。

2.3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目前，“三品一标”认证体系已成为政府规制农产品市场的重要工具，通过其中任意一种或多种认证的农产品被认定为安全、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本文借鉴前人研究，以“三品一标”认证作为质量安全认证的代理变量[28]。当受访主体通过其中任意一种或多种认证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表1）。

2）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化服务，指农户从合作社、龙头企业或公共服务组织等主体中接受或购买的社会化服务。结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和谈存峰等[29]的研究，本文按照农业生产环节将社会化服务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三类。具体而言，产前服务包括集中育苗育秧服务、良种引进推广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和产前信息服务，产中服务包括肥料统配统施服务、绿色技术推广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控统治服务和灌溉排水服务，产后服务包括质量检验检测服务、农产品运输与储藏服务、农产品加工服务和农产品销售服务。借鉴钟真等[3]的研究，本文将社会化服务数量相加成为一个非负整数合集，代表农户获取的社会化服务数量，取值0～12，各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数量取值0～4（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控制变量。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30-32]，本文选取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地理位置4类12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说，户主个人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农业技术培训5个变量，家庭经营特征包括种植面积、收入等级、劳动力比例和主营作物类别4个变量，外部环境特征包括离县 城距离和离市场距离2个变量，地理位置通过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带来的影响。

4）工具变量。本文所用工具变量为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由农户听说过的社会化服务数量来衡量，包括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产前服务认知程度、产中服务认知程度和产后服务认知程度，代表农户对社会化服务及其各个环节的了解程度。

5）中介变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是否引进新品种、是否引进新技术和是否拓展销售渠道3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其中前2个变量用于验证社会化服务能否通过缓解家庭资源禀赋约束来促进农户认证行为，第3个变量用于验证社会化服务能否通过拓展销售市场来促进农户的认证行为。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取情况与质量安全认证情况分析

根据社会化服务获取情况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获取数量不多，平均仅为1.424种（表1），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就各类具体服务而言，农户对产中服务的获取程度高于产前服务和产后服务，其中最多的是绿色技术推广服务和动植物疫病防控统治服务（图1）。另外，规模农户获取各类社会化服务的比例均远高于普通农户，是主要的社会化服务采纳主体。差异的产生与两类农户的发展实力密切相关，普通农户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及时了解社会化服务信息，并且往往因缺乏资金而购买能力不足，导致其对社会化服务的获取程度低于规模农户，这一情况也与经济新常态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趋势一致。

从农户“三品一标”认证情况来看，在2 481个样本农户中，至少进行过一种产品认证的农户数量为211个，占比为8.5%（表1），总体来看认证比例并不高。就不同类型认证而言，农户进行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的比例远远高于进行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比例（图2），这种差异源于后两类认证相较于前两类认证有更高的要求，如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全过程监管属性和地理标志认证的地缘属性等会提升其认证难度[33]。此外，规模农户进行认证的比例远高于普通农户（图2）。由于质量安全认证规制，进行认证的农户不得不选择价格更高的生产资料并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34]，加之绿色生产初期伴随的产量下降以及后续市场销售压力，农户进行产品认证面临一定风险。相较于具有规模优势和组织优势的规模农户，独自承担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普通农户更不愿意因为产品认证而改变现有的种植模式，其认证比例相对更低。因此，如何通过外部支持打破农户对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的悲观态度，提升其进行认证的意愿和能力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3.2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分析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2）。社会化服务是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一方面能够缓解资源禀赋约束，从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使得产品认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与销售市场的衔接实现认证产品的销售渠道拓展和销售价格提升，优质优价带来的利益级差激励农户主动进行质量安全认证。

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术培训、收入等级、主营作物类别、离市场距离和中部地区对农户的认证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2）。个人特征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质量安全问题重视程度越深、获取的市场信息越多、拥有的技术水平越高，越能够推动农业生产行为改进，促进认证行为的发生。户主身体健康不仅意味着能够有更多体力与精力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也意味着本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高度重视。接受技术培训能够提升农户的技术水平并扩展其社会网络，农户因而提升自身实力并掌握更多信息，更有可能进行认证。家庭经营特征中，一方面，收入等级对认证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是由于较高收入能够破除农户面临的约束条件，实现高质量生产要素投入与高标准生产经营过程。另一方面，相较于主营粮食作物的农户，主营经济作物或进行混合经营的农户进行认证的概率更高。经济作物相比于粮食作物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商品化程度更高，对其进行认证能够显著提升产品价值，获取更高收益，因而农户的认证程度更高。外部环境特征中，农户距离市场越远，越倾向于进行产品认证。可能的解释是离市场较远的农户难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需要依赖合作社等中间组织，这不仅规避了农户的市场投机动机从而规范生产行为，还使得农户受到中间组织的影响提升了对产品认证的认可。区位特征中，相较东部地区农户，中部地区的农户进行认证的概率更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且收入水平较高，居民的生活品质更高，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催生了农户对农产品品质的重视，而且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方面优于中部地区，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及产品认证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表2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s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n farmers’ certification behaviors

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认知程度作为社会化服务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步法进行估计。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对其社会化服务获取数量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2）。同时，本文计算了Kleibergen-Paap rk Wald 统计量，其估计值远高于Stock和Yogo[35]所建议的在10%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的临界值（约为16）。可以认为，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强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另外，内生性检验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社会化服务与认证 行为之间存在内生性，需要通过IVProbit模型予以纠正。由表2可知，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社会化服务对认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与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相比，IVProbit模型的回归系数更高。这表明剔除内生性问题后，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大大增强。

3.3 稳健性检验分析

1） 有序Probit模型。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重新处理，将其取值为0、1、2、3、4，分别代表未通过任何认证、通过一种认证、通过两种认证、通过三种认证和通过四种认证，保持其余变量不变，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以社会化服务认知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纠正内生性问题。可以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有序Probit模型与工具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均表明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3），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3 有序Probit与工具变量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OProbit model and the IV-OProbit model

2）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考虑到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获取具有“自选择”特征，以及其他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参考Lokshin和Sajaia[36]、Abdulai和Huffman[37]的研究构建内生转换Probit（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ESP）模型，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反事实”分析框架，估计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处理效应。首先，根据ESP模型要求，本文对核心变量进行了重新设定，被解释变量仍为是否通过“三品一标”认证，解释变量修改为是否获取社会化服务，工具变量修改为是否听说过社会化服务。其次，本文对重新设定的模型变量进行了检验。一方面，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Kleibergen-Paap rk Wald统计量为111.972，高于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的临界值，可以认为该工具变量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方程独立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表明采用ESP模型进行回归是合适的。

ESP模型分两个阶段进行估计，第一阶段用Probit模型估计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的概率，第二阶段估计社会化服务对认证行为的影响。可以发现，对于通过认证的概率，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135（表4），表明对于已经获取过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如果不获取社会化服务，其通过认证的概率将会降低13.5%。控制组平均处理效应（ATU）为0.333，表明对于尚未获取过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如果获取社会化服务，其通过认证的概率将提高33.3%。总体平均处理效应（ATE）为0.250，表明如果农户全部获取社会化服务，那么通过认证的概率将提高25.0%。由此可见，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户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处理效应Table 4 Treatment effect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n farmers’ certification behaviors

3.4 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组间差异分析

1）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为检验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环节异质性，本文分别将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分别计算了平均边际效应。可以发现，产前服务、产中服务和产后服务对认证行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产后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为产前服务，最后为产中服务（表5）。

表5 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Table 5 Impacts of different links of social services on farmers’ certification behaviors

社会化服务不同环节的影响程度差异反映了现阶段农户在认证过程中受到的各要素约束强度，以、及扩展销售市场的紧迫程度。产后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大，意味着当前对销售市场的担忧是限制农户进行认证的重要原因，借助产后服务走出销售困境能够促进认证行为的发生。产后环节资金不足也是限制农户进行认证的重要原因，由于分散经营，农户缺乏足够资金改善其储存、运输条件，加之投资的不可逆性，农户进行投资并非理性选择，因而难以保证农产品尤其是生鲜产品的质量水平，通过获取社会化服务，农户能够在不需进行大量投资的基础上实现高标准的储存与运输，农产品品质得以保证。产前服务的提升作用次之，说明农户在产前环节受到的资金约束也较大。产中服务的提升作用最小，说明农户在产中环节受到的劳动力约束和技术约束相对较小。由此可见，无法与销售市场有效衔接以及资金短缺是限制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主要因素，农户对产后服务和产前服务的需求较为迫切。此外，各个环节的影响差异也与我国农产品市场发展现状相关。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产销衔接不畅、价格波动加剧、“买难”和“卖难”交替频发，说明了优化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流通服务供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农业产业链主要驱动力从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进而向流通、销售等环节转移[38]，产后服务对于促进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现。

2）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为分析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普通农户和规模农户分别进行回归，并计算平均边际效应。结果表明社会化服务对两类农户的认证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6），但就影响程度而言，社会化服务对普通农户的影响大于规模农户。在纠正内生性问题之后，这种差异依然存在。

表6 社会化服务对不同类型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Table 6 Impacts of social services on different type of farmers’ certification behavior

社会化服务对两类农户影响程度的差异源于两类农户资源禀赋状况和市场销售能力差异。规模农户无论是耕地规模、资金丰裕度、先进技术采纳程度，还是经营者文化素质、信息获取能力、市场谈判能力等都要显著优于普通农户[39]，因此受到的资源约束程度较低，对于认证产品滞销的担忧也较少，接受社会化服务对其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边际提升作用有限。此外，在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大力支持下，规模农户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40]，如政府提供的免费种子、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贷款等，这对社会化服务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接受社会化服务对规模农户认证行为的提升效果更小。

3.5 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使用中介作用模型实证分析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社会化服务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7），表明社会化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进一步分析可看出，这种缓解作用在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表现为引入新品种和新技术后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影响系数从0.072分别下降到0.062和0.063（对应的边际效应为从0.010下降到0.008和0.008）。因此，缓解家庭资源禀赋约束是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户进行质量安全认证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能够拓展其销售渠道，这种拓展作用同样通过了中介作用检验，表现为引入销售渠道变量后，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系数从0.072下降到0.068（对应的边际效应为从0.010下降到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表明，拓展销售市场也是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农户通过获取社会化服务实现销售市场的拓展，为提升市场绩效提供了可能，从而主动进行质量安全认证。

表7 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认证行为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Table 7 Test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ized services affecting farmers’ certification behaviors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总体获取比例不高，尤其是对产后服务的采纳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尽管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获取比例较低，但社会化服务对其质量安全认证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不同环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产后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产前服务，产中服务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需要重点提升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前后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对不同农户的组间差异结果表明，相较于规模农户，社会化服务对小规模普通农户的认证行为影响作用更大，表明社会化服务能够在带动小规模农户实现农业转型以及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缓解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和拓展产品销售市场是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户认证行为的有效路径，需要加以完善。

4.2 建议

第一，推进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精准匹配农户的服务需求，避免普惠性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导致的低效率。一方面，政府应当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针对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薄弱环节设计服务类型，重点关注产后和产前两个环节的服务供给；另一方面，社会化服务组织应与农户取得积极联系，了解农户面临的困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需施策。

第二，落实对普通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的激励政策。鉴于社会化服务对普通农户认证行为的促进作用和大国小农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政府应提高对普通农户社会化服务获取意愿和能力的重视程度。不仅要加大对社会化服务的宣传与推广，提高普通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认知和信任程度，同时注重通过资金补贴、简化服务流程等方式提升农户采纳社会化服务的能力，让更多的小规模农户得以享受到社会化服务的便利，促进其加速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第三，完善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认证行为的影响路径。一方面，着力缓解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挖掘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潜能。如在农户通过社会化服务获取到新品种、新技术之后，对其进行后续培训指导，协助其掌握最新的方式方法，使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拓展高质量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提升农户市场效益。如加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便于社会化服务组织以更加广泛的渠道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实现认证产品的优质优价，充分激发农户的认证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