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肖人荣，赵鹏军，戚禹林，卢业勤

（1.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 850000；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018年国务院发布《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农业品牌的格局，发展品牌农业。2019年国务院拨付专项资金启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将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发展列入农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1]。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作为包含地理信息的产权概念，承载了深厚的农耕文化与独特的地域特色。它不仅在促进产业集聚、提升农业附加值、拓展农业功能属性等方面有着显著作用，而且对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西方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起步较早，法国作为地理标志发源地，在15世纪就开始了原产地（地理标志前身）保护工作。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05年7月，原质检总局出台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以地理标志产品（PGI）取代了原产地地域产品；2007年1月，原工商总局出台《地理标志产品专用商标管理办法》，采用地方注册的方式授予地理标志商标（GI）；2008年2月，原农业部颁布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以申请考核的方式建立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体系（AGI）；2019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地理标志商标（GI）与地理标志产品(PGI)整合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解决了地理标志重复认证与管理混乱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许多地方也摸索出适宜自身的品牌开发与保护机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地理标志品牌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与政策研究，保护制度的兼容性与后果[2]、法律保护存在问题分析及建议[3]，政策对于地理标志发展的影响[4]等。二是地理标志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影响，如地理标志对生态环境间接保护的机理与间接作用[5]、地理标志的减贫效应[6]、地理标志对旅游的正向效应[7]等。三是地理标志发展的影响因素。如农产品质量、物流配送、品牌知名度等涉及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8]、市场对地理标志产品价值链的影响[9]、不同产地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溢价[10]、政府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的影响[11]、申请过程中人的感知[12]等方面。四是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相关研究，如品牌价值评估[13]、品牌竞争力分析[14]、品牌价值提升路径[15]等方面。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是从社会属性来考察地理标志的特征，对地理标志的空间联系考察相对欠缺。

近些年部分学者以江苏[16]、贵州[17]、湖北[18]等地为研究区，对地理标志空间属性进行探讨，但研究尺度主要集中于省际尺度，国家尺度上的研究相对较少，不利于宏观尺度上把握地理标志的分异规律与联系。同时现有研究多以单一部门数据为主，综合使用多部门认证数据的研究较少，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因此，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以AGI、PGI、GI中的涉农品牌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探索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保护制度，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学术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能反应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分布规律，核密度值越大则说明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空间上联系越强。计算公式为[19]：

式中：g（x）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核密度值；xr表示第r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位置；x表示宽带范围内点位置；n代表带宽范围内点数量；h表示带宽；k为权函数。

1.1.2 Moran’sI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能够识别各省单位面积上地理标志品牌数量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公式如下[20]：

式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m指省级行政区的数量；Wij为空间矩阵；yi和yj为不同省份单位面积上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量；为全国范围内单位面积上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量。

式中：Gi*为统计z得分，z得分越高说明空间要素高值集聚越明显，反之则低值集聚越明显；m指省级行政区的数量；Wij为空间矩阵；yi为考察省份单位面积上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量；为yi的均值，S为yi的标准差。

1.1.4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用来分析研究要素 在空间分布上的联系程度，该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量与区域经济的联系。公式如下[21]：

式中：L为地理联系率；m指省级行政区的数量；Si为第i个省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占比；Pi为第i个省份GDP占据全国GDP的比重。L值在0～100之间，L值越大说明两者之间地理联系越紧密。

1.1.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检验了单变量或2个变量与各省单位面积上地理标志品牌数量之间的影响力大小，有助于理解不同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地理探测模型如下[22]：

式中：q值表示不同因素解释力大小；K指变量分类层数；δ2和δh2分别表示样本方差和h层的样本方差；Nh和N分别表示h层及总样本容量。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地理标志数据来源于郡县地标特产大全网（https://www.sinogi.cn/）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查询网（http://www.anluyun.com/），以爬虫的方式获取了GI标志、PGI标志以及AGI标志的保护范围、注册年份、注册号等信息。空间地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气温、降水、经济、人口与面积数据来源于政府部门、各地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公路里程数据来源于《中国交通年鉴2019》，铁路里程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年鉴2019》；公路、铁路密度分别通过里程与面积计算得出。所有地图均在国家自然资源部提供的审图号为GS（2019）1823的底图上叠加，底图边界无修改。

PGI标志、GI标志与AGI标志包含了农产品、酒品、手工艺品等信息，其中农产品既作为生活资料，又作为生产资料，它在改善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重点以PGI标志、GI标志、AGI标志中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为研究对象。在数据的处理方面，首先将获取到的10 115条数据中的重复数据与非农业产品进行了筛选，得到5 716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信息。其次，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商务部 财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并结合专家意见，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进行分类（表1）。最后，将筛选后的数据进行点位化处理。对于保护范围为乡镇且具体公布经纬度保护范围的农产品，使用保护范围的中心点作为分布点位；对于保护范围为全县或未具体公布范围的农产品，以县行政中心作为分布点；对于保护范围为市级行政单位的农产品，则以市级行政单位中心位置作为分布点位。

表1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结构特征Table 1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gricultur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Brands

2 地理标志空间分异特征

2.1 总体分布规律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核密度分析结果表明（图1）：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整体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胡焕庸线东侧地理标志品牌数量占据全国总数的86.28%，以西区域占据了13.72%，东西差异显著。同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带呈现中心集聚的特征，表现出与我国著名的T型经济带高度重合的态势。

除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以外，胡焕庸线东侧同样还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为进一步验证经济、人口、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关系。选取2020年、2019年、2018年全国各省的GDP与年末人口数作为测度指标，分别运用地理联系率探测它们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量的关系，计算得出2020年Lgdp=99.717，Lpeople=99.795；2019年Lgdp=99.725，Lpeople=99.799；2018年Lgdp=99.731，Lpeople=99.799。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计算出的地理联系率结果都非常接近100，这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与经济人口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

2.2 不同类型地理标志分布规律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以果品类最多（1 562个），其次是蔬菜类（916个）、粮油类（865个）与畜禽类（861个），再其次是水产品类（574个）、茶综合类（453个）、中药类（414个），最少的则是食用菌类（98个）。从各省主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类型来看（图2），东北地区的黑龙江与吉林是仅有的两个粮油类地理标志比重最多的省份；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以果品和蔬菜类为主，少部分以茶综合与水产品类为主。例如辽宁、天津等地以果品与水产品类为主，浙江与福建两地则以果品和茶综合类为主；相较于东部，中部省份同样是果品类地理标志品牌占比最大，不同的是畜禽类地理标志品牌占比增长迅速，但整体比重仍小于果品、粮油与蔬菜类；西部地区大部分省畜禽类地理标志品牌比重超过蔬菜类，例如西南的重庆、贵州与云南以及西北的宁夏、甘肃与新疆等地。西藏与青海两地畜禽类地理标志比重甚至超过果品类成为占比最多的类型，表现出与中东部果品类地理标志主导相异的局面。

为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分异特征，本研究分别对各类地理标志品牌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①茶综合类（图3a）地理标志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在长江流域与东南丘陵集聚明显。在长江流域上游，湖北西南部的鹤峰茶、马坡茶、恩施玉露、吴家台贡茶等地理标志品牌与湖南西北部的永顺莓茶、茅岩莓茶、保靖黄金茶等品牌集聚特征明显。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安徽东南部的大方茶、黄山毛峰、休宁松萝、丁溪兰香茶等品牌集聚特征明显。此外，闽浙丘陵的武夷红茶、松溪绿茶、政和白茶、龙泉金观音等品牌在空间分布上也比较集中。②畜禽类（图3b）地理标志在非季风区呈现散点状分布，内蒙古中部、新疆东北部、青海省东部以及西藏南部稀疏的分布了部分畜禽类（以牛羊类为主）地理标志品牌。季风区内畜禽产品类型较为丰富，以鸡鸭鱼鹅猪类等短周期畜禽为主，牛羊马等类型品牌也有所分布。季风区内畜禽类品牌高值点较为分散，在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交界处分布了较多的高密度点，而在山东丘陵形成了大范围的高值区。③蔬菜类（图3c）与果品类（图3d）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下游。相较蔬菜类地理标志，果品类地理标志聚集形成的密度值明显大于蔬菜类，同时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新疆昆仑山脉北部、天山山脉南部以及宁夏北部地区。④中药类（图3e）地理标志品牌分布比较分散，主要集中于山地丘陵地带。东部地区以长白山脉、山东丘陵、浙闽丘陵为主，中部以晋豫交界的中条山脉，鄂西山地、桂北丘陵为主，西部地区以湘鄂渝交界的武陵山脉、渝贵交界的大娄山脉为主。⑤粮油类（图3f）地理标志在我国季风区内广泛分布，季风区内的各省几乎都有粮油类地理标志品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等地势平坦，水分充足的地区尤为明显。

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2.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sI值为0.388 > 0，P值为0.001，这说明各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密度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体而言，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属于高高型省份，表示密度值与其空间滞后向量呈现出正向相关性；新疆、西藏、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西、吉林属于低低型省份，表示密度值与其空间滞向量呈现出负相关性；广东、湖南、辽宁、海南、重庆等地的密度值与空间滞后向量之间相关性不强。

2.3.2 热点分析 为测算出各个省份之间的空间依赖强度，使用热点分析Getis-OrdGi*进行测算。当Gi*的观察值大于期望值且期望值具有统计学意义时，即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密度的热点区，反之则为冷点区。

由图4可知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的省份，西藏、青海、新疆为低密度集聚区。按照地理环境这些地区可分为干旱风沙盐碱区、水土流失风沙区、青藏高原冻融低温缺氧区[23]，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导致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西部地区呈现出低低集聚的局面。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高密度热点区（置信区间99%，）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北、浙江、安徽、江苏、上海、江西。这些地区资源禀赋优异，区位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鱼米之乡”，为高密度集聚创造了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此外，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浙江、上海、安徽、江苏四地合作密切，体制机制完善，区域内农业要素的空间扩散、溢出效应显著，进一步加速了长三角地区形成高密度地理标志的集聚区。例如江苏省在油菜品种培育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其培育的宁杂1818、宁杂1838等新品种在浙江、上海、安徽推广近600 km2以上[24]。上海财政收入丰厚，农业科技投入全国领先，上海通过区域合作、项目引导、资金再调配的方式促进了农业资本要素在长三角的扩散。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更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促进长三角资源要素流动，谋划四地协调发展。立足个性、协同创新、共享共赢的发展环境不仅有利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发展经验的交流，而且加速了农业资本、农业科技、农业人才等要素流动，有助于推动农产品的结构性改革。

3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影响因素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异质性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政府相关因素的影响。在参考王兆峰与刘庆芳[26]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异质性进行探讨。定量分析上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社会环境下的人口结构、经济建设、生活水平与交通设施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定性分析上选取了自然环境及政府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3.1 社会环境因素

本文将各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密度作为因变量，12个要素指标作为自变量，按照自然断点法将自变量分为5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异质性成因。从表2可知：在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数量（常住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的q值分别为0.201与0.120，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分异与农业人口结构密切相关，但驱动力较小；在经济建设指标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q值分别为0.086、0.252和0.301，表明第一产业对地理标志密度差异的影响非常小；在生活水平维度上，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q值分别为0.452、0.398和0.345，意味着消费水平以及消费市场对地理标志空间异质性的驱动效果比较强；在交通设施中，公路交通密度与铁路交通密度的q值均大于0.3，公路里程与铁路里程的q值小于0.3。表明交通密度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更大，公路里程与铁路里程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因子探测中第一产业作为与农业经济联系最直接的产业，其单因子解释能力只有0.086，反而第二产业（q=0.252）与第三产业（q=0.301）的解释程度更高。第一产业解释能力低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农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眼下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化为结构性矛盾[26]，居民对特色化、绿色化、高端化的精品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强。地理标志产品作为高品质农产品的代表，在培育过程中需要遵守一系列的严格标准，目前大部分的净初级农产品难以达到这些严格的标准，这可能会导致第一产业的q值相对较小。相较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的q值较高可能与二、三产业中的农业机械、加工、销售、餐饮、乡村旅游等产业有关。这些产业不仅有助于培育特色化、高端化和品牌化的高质量农产品，而且有助于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拓宽消费市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27]，增强农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调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培育的积极性。例如静宁县是我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往年单纯将苹果以初级产品销售，面临着出口下降、消费增长迟滞，供过于求和产需脱节等众多问题。为此，静宁县积极发展贮存包装与精深加工产业，挖掘出苹果醋、苹果干、苹果汁等新产品，同时静宁县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相关联的服务产业，探索推行“苹果+旅游”模式，成效显著。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静宁县苹果产业稳健发展，2020年产值高达45.92亿元。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解两种影响因子交互作用对因变量Y的解释程度，将显著性探测因子进行了交互探测。交互探测结果表明（表3）：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双因子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力要明显大于单因子；第二产业生产总值∩铁路密度，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公路里程的交互作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公路里程能够显著提高非线性增强因素的q值。概括而言，地区经济发展与交通设施的交互作用对地理标志空间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发展的前提，良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有助于农产品价值的延伸，形成农业品牌。同时，交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为地区可达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巨大的推力，有助于农产品企业效率的提升与要素流动[28]，为进一步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创造了条件。

表3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Table 3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3.2 自然环境因素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差异将会直接导致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分异。茶综合类地理标志品牌主要分布在东南丘陵以及长江流域中的山地丘陵地带，这些地区降水充沛、年温差小、光照充足，土壤发育多以砖红壤、红壤、黄壤等酸性土为主，适宜茶树的生长。比如鄂西南地区主要以黄壤为主，降水在1 400 mm～ 1 500 mm之间，年日照时数1 200～1 300 h，相对湿度82%，适合恩施玉露、吴家台贡茶、利川红等茶叶生长。闽南平均温度15～18 ℃，年降雨量 1 700～1 900 mm，土壤以山地棕壤为主，适合安溪铁观音、永春佛手、黄金桂等茶叶生长。

畜禽类地理标志品牌集中分布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以东的季风区，非季风区呈现散点状分布的特点。非季风区内主要以牛羊马等畜禽地理标志为主，原因是非季风区内干旱少雨的气候适合牧草的生长，同时区域内人口分散，土地广袤，为牛羊马等畜禽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季风区内畜禽类地理标志分布广泛，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相对集中。山地的垂直地带性造就了不同的生境，其物种多样性更加丰富。例如贵州西南部既培育出纳雍糯谷猪、金白鹅与六盘水乌蒙凤鸡等品牌，也培育出晴隆羊、关岭牛与安龙黄牛等品牌。山东西南部作为另一个畜禽类地理标志品牌密集的高值区，除了丘陵具有相对丰富的物种多样性以外，更与山东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与支持程度密不可分。

粮油类地理标志品牌同样集中在我国的季风区，与畜禽类地理标志品牌不同的是，粮油类地理标志品牌在季风区普遍存在，几乎每个省都有分布。究其原因，西部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区内沙漠、戈壁、裸岩广布，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0%[29]，东部季风区内耕地占据了全国耕地的90%，耕地资源的空间差异直接导致了粮油类地理标志的空间异质性。除了耕地资源以外，降水与温度也是导致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地理标志品牌分异的重要因素。例如江苏省属于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平均气温13～16 ℃，降雨在400 mm以上，这样的环境培育出常熟大米、盐城大米、建湖大米等品牌。青海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冬季漫长寒冷，平均气温-5～9 ℃，绝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小于400 mm， 水稻在此环境下难以生长，这样的生境更适合大同马铃薯、玉树黑青稞与泽库黑青稞等耐寒抗旱类作物生长。

果品与蔬菜的高密度区都集中在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以及鲁中南山地丘陵区，这些地方降水充沛、土壤肥沃，有助于洪湖水稻、巴河莲藕与淮安大白菜等亲水性作物生长，此外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等地具有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优势，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共同推进了蔬菜与水果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培育。虽然蔬菜与果品类品牌高密度区分布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但是西北地区果品类品牌核密度值要明显高于蔬菜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宁夏与新疆。宁夏北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质地疏松且富含有机质。这些条件造就了香山压砂西瓜、青铜峡西瓜、盐池甜瓜、中宁硒砂瓜等果品类地理标志品牌。新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多沿着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分布。一方面这些地方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耐寒作物生长，另一方面，冰雪融水为作物生长提供了必要的水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红枣、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昆仑山北麓喀什红枣、安迪尔甜瓜、和田薄皮核桃等品牌远近闻名。

3.3 政府相关因素

3.3.1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申报的积极性 我国地理标志品牌申请主体以县级政府认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行业协会为主，这些组织协会在提出申请后还需要县级以上部门批准，因此政府的积极性与重视程度将直接影响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申报。例如2019年广西省出台《关于促进广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广西六堡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作，并提出相应帮扶措施，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了2020年“广西六堡茶”品牌的成功申报，又如陕西省安康市高度重视水产品类地理标志品牌，在贴息贷款、菜篮子工程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渔业经济大力支持，最终2020年底安康成功申报“安康鲢鱼”与“安康花鲢”两个水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打破了陕西省仅有“洽川乌鳢”水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局面。

3.3.2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创新与保护能力 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地理标志保护政策，加大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扶持力度，为地理标志品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地方政府作为地理标志品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通过政策调节作用，在提高市场组织能力、发展合作组织、培育龙头企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0]。虽然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比较重视地理标志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在围绕地理标志的创新能力与保护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将影响到地理标志的空间异质性。例如山东省作为全国地理标志数量最多的省份，山东省政府鼓励因地制宜挖掘地理标志农产品，建立重点保护联系制度，完善全省维权体系，仅2019年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突破130亿元，查处各类侵权违法案件 1 265件[31]，突出的地理标志保护能力保障了山东农业品牌的发展。又如江、浙、沪、皖出台了《乡村振兴科技行动计划（2019—2022年）》，并建立起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室。江、浙、沪、皖聚焦于相似的农业资源禀赋，通过打造农业科技交流、农业人才交流平台，有效促进农业资源要素流动。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分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空间联系机理，在此基础上，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比重86.28%），东西差异显著，高密度区呈现出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集聚并向外梯度递减的特征。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类型来看，粮油、蔬菜、水果等不同类型地理标志空间分布各异，但整体上表现出与农产品生境相适应的格局。

2）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高密度区在空间上并不是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呈现出高高集聚的态势，中部地区集聚的趋势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出低低集聚的态势。通过冷热点显著性检验发现，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安徽、江苏是显著的高密度集聚区，胡焕庸线以西的新疆、青海、西藏是显著的低密度集聚区。

3）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异质性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政府申报积极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地理探测器表明：社会因素中的双因子解释能力强于单因子，交通密度是社会影响因素中重要的影响因子。此外，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铁路密度与第二产业的交互作用驱动力显著。

4.2 政策建议

打造农业品牌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在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农业附加值、丰富农业功能属性等方面有着显著作用。结合乡村振兴的背景，本文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挖掘、保护与发展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聚焦低低集聚区，差异化发展。青海、新疆与西藏地理标志品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三地在打造地理标志品牌时需要有所侧重。西藏东南部的中药与果品类地理标志集聚明显，目前林芝已成功申报林芝猕猴桃、林芝灵芝、林芝核桃等品牌，建议未来以林芝为带动点，加强培育藏南地区的中药与果品类地理标志；新疆果品类地理标志品牌数量较多，建议未来分别以天山山脉南麓经济最为发达的阿克苏以及昆仑山北麓经济最发达的喀什为中心，围绕两个增长极地区重点发展相关品牌，同时改善铁路交通，充分发挥红其拉甫等口岸的对外优势；青海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地理标志品牌以畜禽类与粮油类为主，未来可以积极引进兰州的资本优势与技术优势，重点提高畜禽类与粮油类农产品的附加值。

2）加快区域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中东部地区充分发挥山东、湖北、河南、江苏、浙江等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建立相关机制来破除农业资源的省际壁垒，分享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挖掘与发展的工作经验，加速农业技术、农业科技、农业人才等相关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有效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经济内循环；西部地区应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同中亚、东南亚等地的合作，打造国际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建立农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和跨省农业行业组织[32]，避免西部过渡的同质性竞争，协调规划区域内农业发展，重点打造水果类与农畜加工类等附加值高的国际品牌。

3）构建品牌利益共同体，建立有效的培育与保护机制。政府层面应积极发挥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给予企业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帮助。加强对现有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假冒产品，积极借鉴健康码、电子身份证等技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溯源防伪检测体系，降低消费者辨别真伪的难度；企业层面上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以及品牌价值的宣传，严格按照地理产品培育标准进行采购。充分利用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储存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农产品的潜在价值，从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农户层面上建立起产品质量信誉保证体系，对于以次充好、掺假制假的农户纳入失信名单，停止其对地理标志的使用权。

本文就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利用保护范围的“几何中心”或者县（市）级政府所在地的“点坐标”来代表面状单元，分析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其次，本研究单方面分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影响因素，而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交通设施等要素的作用研究不足。最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正处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施的过渡阶段，农产品特色品牌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本文对过渡阶段下农业品牌效益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全面。因此未来可以选择一些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进行实地考察，就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农民增收与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